在中国，同样的一块土地，因为城与乡，可以变成不同的性质与用途。

承包耕地在农民手中叫农田、农用地，有的叫基本农田，只能种粮或农业用途，征地每亩只能拿到几万元。

土地划进城市建设区域后，原来的农田就变成了建设用地，可以买也可以卖，可以建房建商场，每亩由政府拍卖出让可以卖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农民生活生存需要土地，农民骨子里忘不了土地，农民一生一世都不想放弃土地；而城市发展是一个地区文明的标志，城市扩张是一个必然趋势，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越来越大。

城市与乡村之间，土地成为最尴尬的一条联结纽带，也由此带来了不少的新问题。

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农民弃地。

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推进，农业收益与务工收益的反差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纷纷进城。

开始先是进城打工，后来一些人就选择自己领点小工程或是自立门户小打小闹尝试单干，再后来就有一部分农村人习惯了城市的赚钱门路与生活节奏，就地安家落户了。

但是农民进城的同时，在农村原住地依然保留了原来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有的保留承包地流转给本村人进行耕种，租金多少并不太在意，也有的免费让给旁边的邻居亲友耕种，但承包关系仍是自己的。

最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不能以退出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的条件，在承包期内进城农民可以继续拥有土地，也可以流转土地，也可以自愿有偿退出整个承包经营权。

现代农业花卉大棚。

这一条规定是新的土地承包法中修改的，是与之前的承包法中农民进城（指迁进设区市）要退出承包地的规定有着最大不同。

但总而言之，农民进城并不等于农民就放弃了原来的土地，这是对进城农民的一种最好的保护，让更多的农民放心进城而无后顾之忧。

也许，这一过渡式进城的农民对农村土地还放不下，但等到第二代、第三代或更多代的农民小孩在城里定居了，到时不想再回农村要承包地了，那个时候再退出土地，才是最人性化的做法。

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

土地可种粮但也可以“种”楼房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更是农民的“命根子”。

这个“命根子”的说法，包括了两层意见：一是要依靠土地生产出吃的东西，就是种粮种菜种果等，二是要在土地上找一个安身之所，就是建房子来住。

因此，土地对人类最基本的保障功能就确定了它的使用方向，要么种作物，要么种“楼房”。

过去农村的土地，承包到户经营后，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农户家庭能有一个谋生的基础，只要肯出力，就可以通过种地保证有吃；如果再努力一些种点经济作物出卖，就可以通过种地解决有钱有穿有玩，提升一定的生活质量。

越来越多的楼房逼近农田。

那个时候，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是真正的“命根子”，没有土地养不活人。

但到后来，农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仅靠这点土地的产出已经无法满足，于是才有了外出找工的农民工，才有了“洗脚”上田做生意、不再种地的农民，等等。

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不可预见的战争，以及其他不可预见的未知因素，农民也好，国家也好，必然要有一定足够的粮食储备，以备不需之时解决吃饭问题。粮食安全，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华西村的建设。

保粮，就必须保地。不管是“藏地于粮”也好，“藏技于粮”也好，都离不开土地，都要有足够的粮田面积。但仅靠农业来让一个国家富强起来，基本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工业化和城镇化。

于是，种粮与“种”楼房，就有了用地之争，就有了土地使用的矛盾。

农村征地与城市卖地的反差

一方面，农民死守土地，种东西不值钱，想要富想赚钱必须进城，征地能拿到的补偿只有几万元1亩。广西这里大概平均是4.5万元一亩，不同的市县可能还会有一些上下的波动。

另一方面，城市不断扩张，需要更多的土地开发修路建房，但建设用地指标严重缺乏，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挂牌拍卖买到的地每亩要支付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蓝天下的深圳市。

征地几万元，卖地几百万元，农业的土地价值在市场经济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软弱无力。

在强大利益反差的驱动下（不排除也有地方政绩的驱动作用），土地的管理虽然会越来越严格，但城镇“蚕食”土地、城市包围农村的势头仍是有增无减。

土地，既代表着农民的利益，又是城镇发展的必须条件。如何找到两者间的平衡点，既保证双方利益所得，让经济不断发展，又能保证国家的粮食仍然安全，不管再来多几轮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国家都无所畏惧，这真的需要我们认真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