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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人类如何在想象与现实中走向文明的巅峰

《人类简史》:人类如何在想象与现实中走向文明的巅峰 锂电产业链投资分析
202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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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真正应思索的问题不再是“我们想成为什么”,而是“我们希望自己去追求什么”

《一年阅读48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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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简史》是一本系统梳理人类从最早的认知变革到现代文明的作品,揭示了我们如何凭借想象力创造出繁荣的社会、构建复杂的文化,乃至影响未来的蓝图。它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1976年出生他曾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历史。赫拉利因其引人深思的作品《人类简史》《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而被誉为“青年怪才”。

十万年前,地球上至少生活着六种人类,而如今为何只剩下我们智人幸存?我们曾是非洲一角不显眼的一群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如同萤火虫或水母。然而,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攀上生物链的顶端,成为地球的主宰?《人类简史》试图以简练明晰的方式回答这些深刻问题。

赫拉利指出,支撑人类从远古走向辉煌文明的力量在于一次“认知革命”,即人类通过想象力来理解和重新定义周围世界。全书以人类为主线,描绘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科技时代的文明历程,以这一独特视角重构了人类进化之路。

《人类简史》由四大部分构成:认知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和科学革命。书中认为,智人独特的语言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构建虚拟的概念,进而推动了复杂社会的形成,使协作和分工成为可能。

然而,这一能力带来了两面性——虽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却也使个体的生活承受了更多的压迫。从古代被神权和王权统治的农民,到如今受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剥削的工人,历史中每次革命都使这一模式更趋极端:想象力的进步反而加深了个体的苦难。

第一部分:认知革命

赫拉利指出,人类这个物种在生物学上并无特别之处。无论从化学、物理或生物学角度看,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哺乳动物并没有显著差异。事实上,人类与黑猩猩、大猩猩等亲缘关系极为接近。赫拉利在书中提到,600万年前,一只母猿分化出两个后代,其中一个分支演变成了黑猩猩,而另一个分支则逐渐发展成了人类的祖先。


即便是在“人科”之内,今天的智人和其他古代人种的生物学差异并不显著。我们现在归属于“智人”,是人属中唯一幸存的物种。然而在古代,地球上还存在过其他人种,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考古和基因研究显示,这些古代人种曾经与我们的祖先发生基因交流,少数基因至今留存在一些人群中。然而,约在7万至3万年前,大部分古代人种逐渐被智人淘汰或压缩至灭绝。


那么,智人为何能在地球上成为唯一幸存的物种?赫拉利提出,这是因为智人发展出一种强大的能力:语言。赫拉利将这一理论形象地称为“八卦理论”,以此解释人类如何借助语言在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


智人的语言不仅丰富,且能表达多层次的信息,比如“河边有狮子”这样的警告。这种能力并非智人独有,许多动物也能通过叫声发出类似的警告。然而,智人语言的特别之处在于能够交流“自我”信息,即关于群体成员的看法。


智人可以讨论群体中谁值得信任、谁不可靠等信息,这种交流帮助他们建立起紧密的社交网络,使部落规模不断扩大。赫拉利认为,这种语言表达能力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因为它促使智人形成了一个由抽象概念维系的社交系统。


赫拉利进一步引用了“邓巴数字”或“150定律”来支持他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基于个体间的信任维系的群体规模上限大约是150人。若超过150人,社交网络便难以维持,因此小型社群和公司常维持这一规模。为了让更大规模的组织稳定运作,便需要共同的信念或故事,例如宗教信仰或国家认同等。这种虚构信念使不相识的个体也能彼此信任,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


赫拉利提出,这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通过虚构的故事或概念使规模更大的群体得以稳定合作。比如,天主教信徒因共同的信仰而形成一个跨越地区、文化和语言的集体。


赫拉利将这种历史性的语言进步称为“认知革命”,即智人发展出远超其他物种的语言能力,能够围绕虚构的事物进行沟通,并通过这种能力打破150人的社交上限,逐步构建起复杂的社会结构和高度文明。通过这次认知上的飞跃,智人得以塑造出复杂的社会合作模式和群体组织。


赫拉利认为,这一认知革命是生物进化的重大突破。传统的生物进化依赖于基因突变,这一过程缓慢而漫长,比如猿类向人类的演变耗费了数百万年。在这一漫长过程中,猿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未发生改变。而智人从出现至今不过七万年,生活方式却已大为不同。这是因为智人所依赖的,不再是缓慢的基因演变,而是通过协作与分工快速应对环境和社会的需求。


赫拉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生物进化论。基因学的重要理论是物种演化和适者生存,然而赫拉利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进化,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依靠合作和分工,而非缓慢的基因突变。



第二部分:农业革命

赫拉利指出,农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变革,从采集到耕作的转变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


农业之前,早期人类依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生存方式简单且灵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一种艰苦的生活,但实际上,研究表明采集时代的生活质量和营养水平可能比早期农耕社会还要好。赫拉利通过这些证据来说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演变并非简单的进步,甚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身体和认知上的退化。


采集社会中的饮食来源广泛多样,营养均衡。早晨采集蘑菇,下午摘些水果,晚上或许还能猎到兔子。这种多样化的饮食方式赋予了采集者良好的健康状况和充足的脑力开发。然而,农耕社会却带来了相对单一的饮食习惯,比如古代中国的农民一日三餐以干粮为主,如果再遭遇灾荒或赋税压力,极易营养不良。


此外,科学家发现,采集者的脑容量通常比农业时代的早期人类更大,因为采集生活需要人类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对环境的熟悉和风险的把控能力显著提升。而农业社会的劳动者大多数一生在一片土地上劳作,信息来源单一,长期重复的劳动让大脑活动减少,逐渐失去了对丰富多样环境的适应能力。


那么,既然农业社会的劳动强度更高、饮食单一,甚至可能导致智力和体能上的退化,人类为何仍然向这个方向演变?赫拉利的解释是,农业让人类生存的“稳定性”大幅度提升,从而大大增加了人口繁衍的可能性。采集时代的人们需要随着猎物迁徙,携带孩子成了负担。而进入农业社会后,定居生活使人类可以频繁生育,尽管婴儿的死亡率高且营养不良问题普遍存在,但总人口的确急剧增长。


在赫拉利看来,这一趋势揭示了生物演化的一个核心标准:演化并非着眼于个体的强健或智慧,而是关注一个物种在繁衍基因上的成就。他将这一现象与商业做类比:评价一家公司并不看员工的幸福,而是看其利润。农业社会下,个体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了,但种群的数量却快速上升,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是演化的真正“成功”。


赫拉利还提出,农业革命看似赋予人类对动植物的控制权,但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是人类被驯服了。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灌溉、施肥,以确保作物的生长,这些作物和牲畜反倒驯化了人类,迫使他们为食物生产而服务。


农业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社会、国家和阶级的分化。权力、财富和社会的分工逐渐发展,统治阶级的出现带来了压迫与剥削,宗教和阶级的冲突也由此而生。那些宏伟的古代建筑,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和中国的长城,都是建立在普通人辛勤劳作和压迫之上的文明成果。农业革命通过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巩固,以绝大多数人的劳动奠定了社会的基础。


农业革命还带来了另一种想象力的飞跃,即人类开始构建虚拟的秩序系统。


第一次飞跃——认知革命,让人类超越了部落的规模限制,发展了描述虚构概念的能力。


而第二次飞跃中,农业文明开始建立“虚拟的政治秩序”,例如古埃及的法老制。古埃及人不仅出于对法老权威的畏惧而建造金字塔,更是因为他们深信法老是神的化身,修建金字塔是在实现神的意志。


赫拉利认为,这种想象的秩序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体现在三个方面:


1、想象秩序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这使得人们很难察觉到其存在。中世纪,儿童生活在家族和城堡中,缺乏隐私,容易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更注重社会地位和荣誉;而现代社会中,孩子拥有独立空间,倾向于发展个人主义。这种信念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中交织,让人难以分清两者的主次。


2、想象秩序塑造了人类的欲望:现代人渴望豪宅和出国旅行,认为这是个性和自由的体现。但事实上,这些欲望是消费主义塑造的结果。影视、广告和社交媒体不断灌输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在古代或许送一座金字塔代表至高礼物,而如今送一次海外旅行和豪华消费也不过是想象力的产物。


3、想象秩序连接起社会:例如,美元的价值来自人们的共同信念,这一信任体系让全球经济和贸易得以运行,推动资本、商品和劳动力在全球流动。若无这些共同想象,现代社会很可能倒退至原始状态。


赫拉利总结说,人类的社会体系已根植于想象的秩序中。每当人类以为自己打破了束缚,迈向了更大自由,实际上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牢笼”。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也不断创造种种差异,如种族、性别等,这些并非基于正义,而是想象力的衍生产物。


在这种背景下,赫拉利提出了问题:如果社会秩序源自人类的想象,为何全球化时代的秩序并未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



第三部分:人类的融合与统一

赫拉利指出,自公元前1000年起,人类逐步建立了三大核心秩序,这些体系使全球范围内共享同一套信念成为可能。这三大秩序分别是金钱、帝国和信仰。


首先来看金钱秩序。为什么金钱拥有如此强大的作用?赫拉利认为,金钱的力量来源于两大特性:普遍的交换价值和广泛的信任关系。后者尤为重要,因为没有这种基础信任,金钱的作用也难以维系。或许你还记得,经济学中将金钱定义为“一般等价物”,但赫拉利更进一步,认为金钱的真正本质在于它作为一种普遍互信机制,成为历史上最高效、最普遍的信任体系。


不同信仰、素不相识的个体,凭借对金钱的共同信任,可以达成交易和合作。这种信任超越宗教、民族和文化,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广泛协作。只要你有货币,我便能为你提供商品或服务。


其次是帝国秩序,也被赫拉利称作“暴力秩序”。金钱的逻辑直观,帝国的逻辑则在于强制性和扩张性。虽然武力不可或缺,但帝国的建立不仅仅依赖暴力。帝国通过统一的法律、文字、语言、货币,甚至共享的文化,将不同人群团结在一起。


帝国的统治者往往自认为肩负着促进全体国民福祉的使命。例如,古代中国以“天朝”自居,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四方传播华夏文化,天命不仅象征着统治权,更是一种教化的重任。正是这种信念维系着中国在历经战乱后得以再次统一。


赫拉利认为,21世纪的全球化或许正在孕育一种“全球帝国”的概念,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新秩序,或许将解决诸如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


第三种是信仰秩序,即“宗教秩序”。宗教信仰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智人想象力萌芽之初,早期人类通过创造鬼神、上帝等概念,衍生出多神教、一神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不同形式的宗教体系。这些虚构的信仰体系赋予人类一种精神寄托,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推动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赫拉利还指出,当代社会中很多被视为核心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一种“信仰”。例如,欧洲近代的人文主义,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人性崇拜”,即将人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现代社会普遍提倡人道主义,对罪犯施加“人道关怀”,尽管这一价值观难以证明其优劣,但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做能够维护人类的尊严。


同样,社会人文主义信仰平等,因此反对富人的特权,这种思想认为过度财富会削弱人性的价值。而诸如人权、自由等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实质上都属于“信仰秩序”的范畴。


在这里,你可能会产生疑惑:人类文明取得的这些成就——从摩天大楼到电脑、卫星和火箭,难道真的是“想象”出来的吗?我们的物质成就难道没有真实的根基吗?赫拉利的回答是,并非如此。这正引向书中的下一个关键主题:科学革命。



第四部分:科学革命


在赫拉利看来,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体系。然而,相比于过去的知识体系,科学为何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让人类不仅登上月球,还拥有了核武器?赫拉利认为,这要归因于科学和传统知识体系在三方面的显著差异。

第一点:科学承认自身的局限。

赫拉利指出,科学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知识的革命”,更是“无知的革命”。纵观历史,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儒家思想,传统知识体系通常假定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已经存在于经典著作中,如《圣经》、佛经、四书五经等。

未被这些经典提及的内容则被认为无关紧要,例如在古代中国,造船之类的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无需深入研究。而科学却不同,它首先承认有很多未知,鼓励各种观点的碰撞与质疑,这使得科学在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发展。

第二点:科学依靠观察和数学。

科学和传统知识体系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科学以观察和数学为基础来验证结论。赫拉利举例道,比如摩尼教的世界观认为,善恶斗争构成了世间一切事物,善造精神,恶造物质,因此世间万物都可归结为善恶的博弈。然而,这种解释虽然宽泛,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比如一台电脑坏了,摩尼教的解释是“邪恶力量影响了它”,修复则是“善胜过恶”,但这种解释无法提供有效的修理方法。

而科学则不同,科学要求具体、可验证的结论,若电脑出现故障,科学可以检查发现是主板烧坏,通过更换主板来解决问题,且科学家可以进一步用数学去计算电流等变量,以建立电脑损坏的理论模型。这种以证据为基础的解释才真正具有实际价值。

第三点:科学通过理论积累推动创新。

在古代,创新往往出现在偶然的灵光一闪中,工匠们在工作中无意间发现更高效的工具或改进方法,然后作为经验流传下来。而科学则不同,现代科学依赖已有的理论框架,通过系统性研究来总结规律和揭示创新方向,使发明不再依赖偶然性。

科学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变革,还催生了新的信念,即科学和技术会不断进步,推动社会向前。这一信念几乎成为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石。例如,美国在2016年已负债22.8万亿美元,但人们对其经济崩溃并不担心,因为相信科技和经济会持续增长,只要保持这一增长趋势,债务体系就能正常运行。这种对于未来增长的信念成为现代国家和金融体系的根本支柱。

然而,赫拉利提醒我们,科学革命与历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尽管它为人类带来了物质收益与认知飞跃,但对个体而言,未必都是福音。欧洲国家利用科技优势迅速扩张,将苦难带给了许多地区。赫拉利指出,1885年至1908年间,刚果有大约600万人死于殖民统治的残酷压迫。

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全球贫富差距愈加悬殊,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难度与日俱增。据统计,今天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工所得食物甚至不及500年前。尽管全球经济看似在增长,但这可能也是一种巨大的陷阱,使更多人被困在贫困和资源匮乏的境地。


总结


《人类简史》站在一种物种观察的角度,将人类的进化历程拉到宏观的高度加以解析。赫拉利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因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双重世界”中,而具备了不同寻常的创造力与适应力。


正是这种想象力推动了辉煌的文明进步,但也使无数个体深陷不安与挣扎。从古代的农民受制于神权与王权,到现代劳工被资本和消费主义裹挟,每一次所谓的进步并未颠覆这一模式,反而让个体困境加深,人类想象力的每次跃升也加剧了这一矛盾。


赫拉利的论述并非危言耸听,他的意图在于深刻反思科技的未来走向。如今,科学已然推动人类走到一个关键拐点:我们或许不再局限于基因和生理边界,而是通过技术实现自我改造,甚至推进新的进化阶段。换言之,物种的进化从最初的基因变异,经历社会分工,如今可能迈入技术驱动的新阶段。


然而,在赫拉利的视角下,科技的发展不仅承载着理想的光辉,还潜伏着新的危机。每一场变革,尽管为人类带来某些福祉,也总是伴随着苦难的阴影。这一次也许更不例外。


2016年,赫拉利在清华大学演讲中提到,如果未来部分人类借助技术升级心智与体能,甚至达到永生或拥有如同计算机般的记忆力,那么科技所带来的不再仅仅是社会阶级的不平等,而可能变成物种之间的鸿沟。此时,绝大多数人类的处境,或许会比历史上任何变革期都更加黯淡。


正如赫拉利在书末提出的那样,“眼下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便是努力塑造技术发展的方向。我们可能即将拥有改造自身欲望的力量,而真正应思索的问题不再是‘我们想成为什么’,而是‘我们希望自己去追求什么’。”如果对这个问题无动于衷,或许我们还未真正理解即将到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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