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将正式实施。今后，符合法定条件的港澳台同胞可自愿申领居住证，享受与内地（大陆）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务和便利。

“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不久前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为大湾区发展校准坐标。从概念提出至今18个月来，随着一系列利好消息释出，外界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关注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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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融合应建立“底线清单”

陈宪：粤港澳大湾区“三面环山，三江汇聚”，这种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其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而且海陆空交通物流网络发达，有明显的综合竞争优势。

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也极为显著。随着产业结构改革不断推进，该区域逐步形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联合驱动”的新型产业结构，也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对标世界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成功湾区所必需的四大硬件条件：一是拥有天然良港，陆上交通便捷；二是拥有配套的资本市场；三是拥有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四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更为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因为有“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特点，所以可以进行跨制度试验。

冯奎：陈院长所说的优势，其他湾区也有，我都赞成。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湾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认为，是“一国两制”这个优势。

未来，两种制度完全可以形成双重优势，既有利于港澳持续繁荣，也有利于内地城市高质量发展。

冯奎：整体融合最为不易，但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最迷人之处。如何整体融合，我认为可以设计一个“上下内外”的框架。

“上”就是发挥顶层设计作用，在国家层面进行各种制度设计、政策设计。

“下”就是建立负面清单、底线清单。哪些内容是粤港澳三地的核心关切，是不可动摇的利益，这一部分要守住，这样港澳地区的居民才会真心拥护实施大湾区战略。在负面清单之外，就可以全面进行融合发展。

“内”是指“9+2”城市群要通过机制创新，打成一片，构建多种网络状联系。

“外”是以整体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等形式，深度嵌入全球经济发展，提升全球竞争力。

陈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将他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掠夺性制度，运用于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分析，以证明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活动，掠夺性制度抑制经济活动。所以，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改善。比如，以后深圳地铁可以直通东莞、惠州，这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此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政策即将落地，这种措施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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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奎：对于发展现状，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看到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平衡正意味着差异化发展的巨大潜力。看粤港澳问题，要有两个视角：一是看问题、看近处，这样就能看到从哪下手；另一个视角是看愿景、看远处，这样就能找到共同努力的方向，以共同愿景推动协同行动。

我认为，突破点就是加快形成不同层面、不同主体、不同时间段的“粤港澳共识”，持续用增量利益来鼓励大湾区的增量行动。

陈宪：事实上，这恰恰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缩影。在其他地区，这种不均衡问题更加严重。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不要操之过急，在短期内过多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二是要从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等角度，加快市场一体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逐步实现结构科学、集约高效的目标；三是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领域和方式。

例如，推动教育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提升人力资本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又如，最大程度上减少对产业发展的政府补贴，而在改善营商环境、产业创新生态上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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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试验区为科技创新服务

冯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短板我认为有三块，就是人才、金融、信息共享。从人才角度来讲，关键是保障三地人才自由流动、自由就业，这里面有一些制度——比如税收制度需要完善。金融是科技创新的动力，能为创新提供动能，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比如港交所创新板与内地新三板、创业板如何协同，就是突破口之一。信息共享有利于发展数字经济，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为此要全面建设数字湾区。

陈宪：必须看到，部分大湾区边缘城市产业结构较为传统和单一，优势新兴产业发展不突出，也没有享受到省内产业转移的红利。同时，虽然政府出台了各项促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政策（如产业扶持、金融促进、创新协同等），但地方政府推进和实施的力度和效度各不相同。

未来，大湾区需要不断建立开放性创新体系，打破“一廊十核多节点”的空间格局行政壁垒，助力形成产业联动、空间联结、功能贯穿的创新经济带。同时，区域内部要明确分工、优势互补，形成三大城市群产业带：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带、西岸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和沿海生态环保型重化产业带，合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冯奎：我认为主要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通过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引导金融流向。现代化产业体系由实体经济、金融、人才和科技等要素组成，要有效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方向，提升配置效率。

第二，就金融而言，要处理好关系定位。香港国际金融服务突出，熟识国际规则；深圳、广州有丰富的金融资源，有旺盛的金融需求。

第三，起步阶段，可以考虑在大湾区形成金融创新试验区。目前来看，三地在融资安排、金融业务等领域，受制于不同制度，有不同的门槛限制，需要考虑在湾区内逐步放开制度限制，湾区内的内地城市对港澳资本放开，还可考虑人民币在大湾区自由兑换等。

第四，要强化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具体功能，在产业基金、创投资金、普惠金融等领域给予更多政策支持。

陈宪：总体来看，这几年，深圳创新创业发展得不错，这和风险资本在这里发展得比较好有很大关系。在风险资本对创业创新的支持上来看，深圳甚至比北京、上海做得还要好。风险投资机构多的地方，项目自然而然就会到这里来。

所以，不管是香港还是深圳，借助风险资本为创业创新提供支持，非常重要。港交所作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能更好地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助力大湾区建立更多元、优质和均衡的国际化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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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从城市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实力来看，与京津冀和环杭州湾地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增长速度更快、人口效率更高的特点。不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分化较为明显。从上市公司实力来看，深圳和广州处于第一梯队，佛山、珠海、东莞稳定在第二梯队；从资本化程度和人口效率方面来看，深圳和珠海保持领先优势，其余城市的排名则存在激烈竞争。香港在公司规模、资本化程度和人口效率等方面持续领先；澳门的上市企业发展相对较弱，增长速度较慢，人口效率较低。

冯奎：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本活力不要仅与国内城市群来比，要从建设世界科技金融中心的角度来设计。整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制度、产业三大优势明显，资本市场竞争力较强。特别是深圳、香港两大资本市场，区域内的上市公司增长空间和发展空间都非常巨大。

展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进一步依靠香港、澳门等在国际税制、法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好沪港通、深港通等改革措施，服务于国内更多城市，促进本地区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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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转型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

陈宪：转型发展需要一个慢慢成熟的过程，不能刻意追求转型。制造业转移以后想发展服务业，但如果服务业没有发展起来，就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而且，我们现在发展的都是生产性服务业。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有需求和支撑。所以，广东提出“制造业立省”，我觉得这个很好。

冯奎：从60%通往80%的路子怎么走，这是大湾区产业发展的路线设计问题。大湾区要走出独特的产业发展道路，要追求产业发展的质量，而非仅仅是服务业比重。从未来看，服务业一定有制造的成分，制造业一定是服务型制造业。产业发展将会走向智能化、个性化的新阶段。

粤港湾大湾区产业提升的空间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数字经济引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是努力方向。二是工业化与都市圈同步推进，在建设大都市圈过程中形成更加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三是更好地进行城市协同，就是将香港、澳门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9个城市的产业基础密切结合，共同成长。

陈宪：为什么我们要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研究城市资本活力，因为经济活动中真正的推手还是公司。在三地资本市场的合作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两个问题：一是通过价格配置生产要素、配置资源；二是让企业和企业家起决定性作用。

目前，跨境并购整合越来越多，未来或将成为初创公司的终点。全球的资本在这背后将成为一种粘合剂和推手，加速资本市场合作与融合。

冯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对三地资本市场的跨境合作提出了要求，也为跨境合作提供了路径。具体而言，可通过金融创新试验区来实施。这是因为，重大金融创新必然会对国家金融体制带来改变与冲击，建立金融创新试验区风险可控，再此基础上可以不断推出改革措施，逐步实现融合发展。

文章来源：城市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