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周其仁在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发言，发言标题为《“起飞”后的增长》。周其仁，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周其仁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差不多两年前，2019年的一月，海闻老师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搞一个讲座，他的题目就是中国经济的起飞。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年会，我特地选了这个起飞这个题目来做进一步的讨论，主要也是借这个机会对海闻老师表示感谢，花了很多心血建设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表示敬意和表示感谢。
题目当中的这个“起飞”，有很高的辨识度。因为在研究经济增长发展的领域当中，只要讲到这个概念，就会想到罗斯托。罗斯托是一个充满争议，同时影响非常大的经济学家。他是俄罗斯犹太人的后裔，移民到美国15岁成为高材生，后来又去奥斯瓦尔德读的硕士后又拿到博士。二战期间，他被美国战略情报局聘用，跟着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用他的专业知识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服务，研究怎么轰炸德国可以尽快赢得胜利。他们当时的结论也非常有意思。要轰炸石油设施，而不是轰炸交通枢纽，对法西斯的失败影响会更大。用的办法是经济学者非常基本的办法。
战后他在很多美国的名校任教，主要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因为他推崇这个经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所以那就被强森和肯尼迪两届美国总统聘用，成为白宫的决策人物之一。当然他引起最大的争议是推动越南战争，主张对越南大规模增兵并且轰炸北约南部。在越南战争结束肯尼迪下台以后，所有学术单位都不再聘用他，因为美国的反战情绪已经达到二战以后的制高点。最后，他在奥斯丁的学校里头任教，给了他最后几十年研究学术的机会。
罗斯托关于经济起飞的思想的起源是1958年在剑桥做的一个学术讲座，通过研究西方的工业化的经验提炼出起飞理论，这个概念在1960年出版，题目就叫《经济增长的阶段》。
罗斯托的增长理论，特别是起飞理论，比较可取的一点就是他把整个经济发展看作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函数可以来描述和刻画的。既然是个很长的过程，就可以分开阶段来做研究。其中最关键的阶段是从人类很长历史的过程中，所谓具有只能靠自然资源特点的传统经济，而不能主动地运用科学和技术。
什么叫起飞呢？就是经济当中开始把科学革命的成果，主动的、大规模的、有意识地应用到经济活动当中去，所以可以改变要素投入的比例，然后大幅度提高经济成长的水平，提高人类福利。他认为，从一个传统经济走向一个现代经济，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加倍的努力，要有一个加速度，所以他从飞机起飞当中啊，找到了启发，飞机要起飞，就是要有瞬间的加速，没有足够的加速度，地球引力是不断被抵抗掉的，飞机推力如果不能够超过地球的引力飞行器是起不来的。所以他认为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当中非常关键的因素。他根据过去的历史，特别是西方的经验，概括了三点“起飞”的条件。
第一点，就是投资。投资占整个国民所得的比例没有5%到10%，按照当时的资本产出率，那么经济增长就不会超过3%。如果不能超过3%，也就抵消不了人口增长，抵消不了人口增长。经济总量虽然庞大，但是人均没有持续的显著的提高，那就不能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地显著地提高。所以，第一条5%到10%的投资率。
第二点，还要有一些主导。经济增长既然是个过程，他会在一些领域、一些生产部门率先发力，然后传导到其他部门去。这种担当引擎往前冲的部门要有明显的增长效果。比如英国早年的纺织业、美国的铁路建设、德国的化学工业等等，这是第二个看法，要形成主导的增长部门。
第三个非常重要，这也是罗斯托跟很多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因为他把多数经济学家处理不了的科学、技术、创新、冒险、企业家精神，都纳入到他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当中。他认为，第三个重要条件就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阶层，有这些企业家阶层去进行冒险与创新，才能够把技术逐步的带进经济过程。
这三条符合，经济就能实现起飞，一般起飞要持续二三十年，然后趋向成熟，趋向大众高消费，趋向高品质的生活。这大概是罗斯托的这个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
经济增长的五个阶段
他的长处就是看到过程，看到过程当中不是均匀的连续的变化，它中间会有一些惊险的跳跃，会有一些非连续的变动。比如人从爬行到直立，就不是连续的，他不可能慢慢站起来，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站不稳倒下去再站起来。
海闻老师在两年前的讲座里头大概也是用罗斯托的这个框架介绍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他当时有个很重要的结论，说中国这个飞机非常大，所以起飞的时间可能会长；起飞以后，需要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才能走向高度的成熟。
我想在海闻老师的论点基础之上，再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比如说，罗斯托认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52年。因为通过完成了近代以来结束战争、统一，然后进行工业化，形成强有力的带动部门，投资率（包括当时苏联的援助）显著超过了10%。同时，有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从事计划经济活动的这个行政部门来指挥部署全国的经济增长，所以说从1952年中国开始起飞。那么按照1952年起飞，二三十年的时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起飞就应该完成。但是所有研究过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不能说已经实现了起飞。因为虽然投资率是高于5%到10%，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工业主导部门。但是中国的整个结构的特点还带有传统经济的特征，80%的人口在农村。分享的国民所得也就20%~30%，农民阶级非常贫困，也就缺少购买力去消化工业品，工业的增长也没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内需基础，即使要起飞基本条件也不具备。所以1978年大概能看出中国尚未“起飞”。
那么，从1978年再往后算30年，中国的起飞是不是完成了呢？
我想，如果到2008年来看，这个问题分歧是会很小的。因为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增长已经持续几十年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意味着投资在30%左右。假定资本产出率只有3%左右的话，这样的高速增长、强大的带动部门，另外非常重要的是在城乡之间有了新技术扩散的条件。文化、教育、训练、各地的竞争都对这个过程起了作用，所以2008年，当科斯取得诺贝尔奖奖金，请了大概50位中国企业家、地方官员和经济学家到芝加哥开会庆祝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应该说是飞起来。因为次年中国就成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再过一年，中国就成为出口第一大国。再过两年，中国就成为进出口和工业产能第一大国。
在我看来，现在就需要转到罗斯托理论的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对起飞后的研究还不够，也许他的注意力都放在怎么让第三世界实现起飞，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经济最关键的一跃。但是对飞起来以后的经济，无论金融的飞行器模型，还是对经济增长后面几个阶段的概括，显得常常是一帆风顺的，仿佛只要飞起来以后就会走向成熟，成熟以后就会走向高消费，然后再推进到高品质增长。
中国的经验证明，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飞起来以后的挑战可能被起飞还要严峻，飞起来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08年以后，我们认为经济速度可能会稳在一个中高速，会进入一个“新常态”——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词语。最后证明不是常态，而且还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后来发生过好多事件，从2008年以后可以看到，虽然我们这个国家经济体非常巨大，总量非常巨大，但是分布极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直悬在头上。
难度在什么地方呢？难度是经济已经飞起来了，高速度会带来所有参与者很高的预期。这时候速度如果发生变化或者经济发生变化，那对整个经济主体心理、行为的影响并没有飞起来之前还要严重。新常态没有维持住，以为在6%的增长应该可以稳住吧，然后就是中美贸易战，然后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冠。这些时期都有偶然因素，但是加到一起跟日益进入开放、流动性极高的经济基本状态是有内在的关联。所以我们应该着重讨论，起飞以后经济怎么能够持续稳定？
中国经济现在毫无疑问已经飞起来，但是飞起来以后面临的挑战。我的看法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来自于开放经济下，穷国跟富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古典经济时期的大卫休谟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休谟和斯密两个人都是苏格兰人，苏格兰在英国是落后地区，英格兰是发达地区，合并以后就出现了紧张局面，然后英国当时开始是远不如西班牙发达，后来是不如荷兰发达，后来跟法国较劲。所以，最早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是在这个视野当中研究经济问题的，他们都不是狭义的只研究苏格兰经济怎么富裕，而是在比较与竞争当中研究经济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落后的国家与先进的国家一旦来往会带来很大的挑战，这边是很低的劳动成本，那里是较高的劳动收入，一旦打通贸易，某种程度上对应劳动力出口，那么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就会发生作用了：到底是高收入阶层掉下来还是低收入阶层快速的涨上去？这里头会引发极其复杂的冲突，直到这次中美贸易冲突。把偶然因素去掉，背后的经济问题就是穷国富国之间的问题。其实，休谟当年已经发现制造业是会跑来跑去的，他会从工资贵、地价贵的地方跑到工资低、地价低的地方，这种流动会带来什么影响？资本流动率总是高于劳动流动率，流动发生直至愈演愈烈以后，原来地方的经验呢？原来地方的工作机会呢？如果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都处在动态当中的技术进步，引起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如果一方的变动率持续的快于另一方，一方就会永久损害另一方。所以，这个逻辑推不出一个非常乐观的可以一直无条件开放的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些问题对起飞以后的中国经济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我们虽然经济总量可观，但是在最关键的技术、最关键的领域还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如果国际经济关系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的紧张，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的可得性降低，那起飞后的经济要持续地飞是很困难的，何况中间会发生很多猛烈的颠簸。
第二个问题，中国这架“飞机”与以往所有经济学家研究过的增长起飞不同，它的体量极其巨大，是一架超大的飞机。不但超大，而且内部极不平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城乡的收入差、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引起很多注意并且有很多研究，但是在我看来，收入差是表面现象，收入差的背后是技术的差别，是产业的差别，是观念的差别，是科学知识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深刻的，当今中国内部不同的地方，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可是当我们深入到某个领域就会发现，中国人跟中国人的看法有的时候比中国人跟外国人的看法差距还要大。这个挑战也会影响已经起飞的经济体在空中做所有动作的一个基调，因为内部有很大的紧张和很大的压力。我国也有先行区域，当年很发达，今天眼看着就是往下走的，或者停止了。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处理的不好，又已经实现了起飞，那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个问题，要维持平衡，同时还要有很大的动力。奔跑中的经济，只需把速度降缓，就可以平稳；起飞后的经济，把速度降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甚至是坠落危险。中国经济需要有持续的、强有力的动力，否则那些还落后的尖端部分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源继续往上攻的。同时要维持平衡，维持总量、金融、产业、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所以，这些方面的这个压力和冲力之下，并不能保证像罗斯托理论描述的一样，完成起飞以后就一定会走向成熟，一定会走向高品质生活，中间可能还会有波折，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争取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这架巨型飞机，也包括中国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机群能够顺利地起飞，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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