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建立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强调在推进贸易自由化与汇率稳定的同时，保留资本管制和社会安全网建设空间，以缓解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该体系由英美主导，兼顾欧洲社会民主国家利益，奠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制度基础。尽管未设立外国直接投资（FDI）统一规则，但这一妥协促成了“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为“第一个美国秩序”。

自1980年代起，以削弱监管、弱化工会、推动资本自由流动和金融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兴起，被视为“第二个美国秩序”。其核心理念将公司视为纯粹的“私人财产”，股东价值最大化成为企业唯一目标。尽管仅美英全面采纳，但通过双边投资条约（BITs）、自由贸易协定及国际金融机构政策条件，其逻辑已全球扩散。

有学者指出，这一模式加剧了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抬头。面对系统性失衡，当前国际秩序正进入转型期，部分观点认为其“支离破碎”，但也蕴含变革契机。本文在此背景下探讨跨国企业的角色演变，分析从嵌入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到新兴社会责任模式的三种自由主义形态。

01 企业全球化：结构优势与制度扩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全球化呈现显著特征：全球94%的FDI法规放宽，跨国公司数量从1970年的7,000家增至2008年的8.2万家，其业务网络覆盖远超联合国成员国数量。至2010年代，约80%的全球贸易与跨国生产网络相关，中间品贸易规模超过所有非石油商品总和。全球约七分之一的就业依赖全球价值链，但企业通过外包实现与劳动力和社区的“脱钩”。

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扩张放缓，受投资不确定性、对华贸易限制及竞争优势减弱影响，部分国家推动“逆全球化”或供应链回流，但成本高昂且成效有限。西方企业早在疫情前已转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进行多元化布局。

跨国企业的制度基础并非国家主权，而是各国普遍接受的产权结构。母公司通过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的子公司，构建全球运营网络。由于缺乏统一监管机构，各国法律仅能管辖境内实体，赋予跨国企业强大谈判能力。例如，迪士尼在与中国的长期谈判中，最终实现“地道的迪士尼，又是独具特色的中国”项目定位，在不对称博弈中凭借地域选择权获取优势。

此外，双边投资条约（BITs）为跨国企业提供法律保障。战后未能建立多边FDI规则，工业化国家转而依赖BITs。至1990年代，全球BITs达3,000项，条款从禁止征收扩展至“规制性征收”，涵盖环境、健康、劳工等公共政策领域。争端由三人仲裁小组裁决，无上诉机制。美国前BIT谈判代表何塞·阿尔瓦雷斯指出，其深层目的在于强化私法体系，并使国际法成为削弱东道国规制权的工具。尽管新一代条约有所调整，但包括美国在内的OECD国家也频繁成为被告。

总体而言，雷蒙德·弗农所担忧的国家与跨国企业大规模冲突并未发生。跨国企业的主导地位既源于其资源配置效率，也反映国际商业中“理应如此”的制度模仿与规范认同。

02 委托人与代理人：公司理念的范式转变

20世纪80年代前，美国主流公司观为“社会实体”模式，企业被视为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提供终身雇佣、医疗与养老保障，甚至被称为“美国福利国家”的组成部分。

自1970年代起，“私人财产”模式复兴。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企业唯一责任是增加利润，管理层仅为股东代理人，社会问题应由政府解决。该观点虽具意识形态色彩，但迈克尔·詹森与威廉·梅克林从学术上提出“代理问题”理论，主张通过契约设计降低代理成本，使管理者利益与股东一致，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撑，并迅速影响商学院与法律界。

林恩·斯托特总结，股东至上理念得以主导，原因包括：为公司丑闻提供简化解释框架；为垃圾债券驱动的并购潮提供正当性；提供清晰绩效指标；契合芝加哥学派经济学与“法律与经济学”运动；并迎合管理层自利动机，尤其是薪酬与股价挂钩机制。

然而实践中，该模式易导致短期主义行为。CEO薪酬与股价挂钩，促使企业通过财报操控、股票回购和削减成本推高股价，压缩研发与长期投资，加剧岗位外包。结果表现为普通员工收入停滞、管理层报酬飙升，企业长期竞争力受损。

03 BEPS：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全球挑战

企业全球化另一推动力源于“国家可商业化其主权”的实践，催生大量避税天堂。据估算，战后初期避税地仅限瑞士、卢森堡，至2010年已增至约50个，包括开曼群岛、英国海峡群岛及部分太平洋岛国，多数与伦敦金融城保持紧密联系。

这些地区为非居民提供低税或零税、严格保密与宽松注册制度，实际本地存在薄弱，仅具账面功能。罗南·帕兰等研究显示，近半数跨境银行贷款与三成FDI经由此类地区登记。跨国企业借此在商品、服务、贷款及知识产权转让中实施内部转移定价。

数据显示，美国企业超半数海外利润（占总利润三分之一）记账于六个低税辖区，以规避本国税负。此机制加剧全球企业税竞争，削弱国家财政能力与累进税制有效性。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承认，其削弱了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与公共支出的能力，加剧经济不平等与社会矛盾。

避税天堂扩大了跨国企业运作空间，却将税收负担转移至中小企业与家庭。尽管多年谈判进展缓慢，但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国际合作正逐步成形。

04 从当下开始：构建负责任的企业全球化

企业全球化推动公民社会与劳工组织行动跨国化。典型案例包括：南非反种族隔离撤资运动、“获得必需药品”运动应对发展中国家艾滋病危机，以及针对国家人权与环境政策的跨国倡导行动。1990年代中期，反全球化运动在IMF与世界银行年会期间频繁爆发，不受举办地限制。1999年“西雅图战役”导致WTO部长级会议中断，标志着跨国公民压力的兴起。

当前企业全球化模式并非主动战略设计，而是新自由主义逻辑下各国政策互动的渐进结果。跨国企业或推动或利用制度变迁，累积形成扩张空间。历史不可逆转，但可在现有结构中寻找干预杠杆，逐步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替代路径。

编辑｜ 孟子煜 北方工业大学 本科生

｜ 黄艺墨 新南威尔士大学 硕士研究生

责编｜ 严岳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本科生

主编｜ 罗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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