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跨境通披露一则诉讼公告引发行业关注。因旗下孙公司香港南星拖欠深诺互动数字营销有限公司115.2万美元广告费及67.74万美元滞纳金，跨境通作为连带责任担保人被起诉，涉诉金额达182.94万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4%。此次诉讼仅是其法律纠纷的冰山一角，此前已涉及香港飞书千万美元索赔、子公司破产引发的连锁诉讼以及22起执行案件，整体风险持续暴露。
从跨境巨头到诉讼“连环爆”：担保模式反噬成因
跨境通当前面临的诉讼危机，核心源于对关联方及子公司的大量对外担保。2021年3月，为推动孙公司香港南星与深诺互动的合作，跨境通出具了连带责任担保函。合作结束后，南星因经营不善未能支付115.2万美元广告费，并产生高额滞纳金，导致深诺互动将南星与跨境通共同诉至法院，案件目前处于一审阶段。
类似情况并非孤例。2025年6月，香港飞书以相同理由起诉南星及跨境通，索赔金额高达1194万美元，反映出南星债务问题已具规模。更严重的连锁反应始于2023年，跨境通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环球易购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其所欠巨额债务触发大量针对上市公司的连带追偿诉讼。
截至2025年12月公告日，跨境通及其下属公司已有22件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累计执行金额达4.35亿元；另有4起在审案件，涉案金额4.24亿元。曾经被视为常规支持手段的担保行为，如今已成为引爆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导火索。
这一困境可追溯至跨境通早年的激进扩张战略。自2014年借壳上市后，公司在六年时间内发起超30起并购，业务迅速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旗下环球易购、帕拓逊等品牌曾位居跨境电商前列，2021年营收突破百亿元，位列行业上市公司榜首。
然而高增长背后，是“高负债+高商誉”的风险不断累积。Wind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间，跨境通累计对外担保超80亿元，其中92%流向子公司，且多数未设置有效风险对冲机制。这种“母公司兜底”模式在行业上升期助力融资扩张，但在下行周期中迅速转化为母公司的沉重负担。
风险在2021年底已显现：账面商誉高达42亿元，为净资产的1.2倍；有息负债达38亿元，资产负债率升至68%。2022年遭遇亚马逊封号潮、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后，子公司经营恶化，前期签署的担保函迫使跨境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更严重的是，担保额度早已超出安全边界。截至2021年5月，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达24.75亿元，超过当时净资产的两倍。当多家子公司陷入困境，这些担保迅速转化为母公司直接债务，缺乏缓冲机制导致损失全面暴露，最终引发诉讼集中爆发。
控制权变更加剧信任危机
如果说担保问题是长期“内伤”，那么2025年7月的控股权变更是压垮市场信心的“外伤”。原实控人杨建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股权质押违约，持股被司法强制执行，被动减持近3000万股，合计持股比例降至4.97%以下，正式丧失第一大股东地位。
控制权的突然转移不仅造成公司治理结构动荡，也向资本市场释放出负面信号。大股东稳定持股本是企业信用的重要支撑，其退出使债权人信心动摇，原本可通过协商解决的债务问题转向法律诉讼，进一步推高案件数量。
叠加经营持续恶化，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营收为13.88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1094.46万元，同比扩大71.56%。盈利能力下滑削弱偿债能力，使公司在多起诉讼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
破局路径：风险处置与模式重构
短期应对：化解存量风险
当前首要任务是处理现有诉讼和担保风险。公司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降低损失。例如，2025年12月披露的香港飞书案经调解后预计影响利润0.35亿元，为后续类似案件提供参考。同时应全面梳理担保项目，对高风险担保足额计提减值准备。2023年环球易购破产时，跨境通已按谨慎性原则确认预计负债，此类做法需进一步推广。
中长期转型：重塑发展模式
跨境通亟需彻底摒弃“高负债+高商誉”的扩张路径，转向稳健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在股权结构方面，应积极引入具备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增强资本实力，稳定治理结构，重建市场信心。
对外担保政策必须严格收紧，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和审批机制，杜绝为低效或高风险业务提供担保，防范新的风险敞口。
业务层面应聚焦核心主业，剥离非相关资产。此举有助于缓解商誉压力，改善经营质量，提升盈利能力和偿债水平，逐步恢复市场认可。
反思与启示
跨境通从高速增长到深陷债务与诉讼困局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一个深刻教训：企业在扩张过程中，风险管控是不可逾越的生命线。一旦突破底线，即便曾站在行业巅峰，也可能迅速滑向危机深渊。
未来能否通过有效的风险化解和战略重构走出困境，仍有待观察。但其经历为整个跨境电商行业敲响警钟——可持续发展远比短期规模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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