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焦点访谈》著名调查记者曲长缨、《京华时报》政法部副主任杨文学、《法制晚报》主编吕玉刚、《财经》杂志记者谭翊飞、《南方周末》记者刘长曾做客新浪传媒，讨论如何做调查报道。以下为发言实录:
谭翊飞：西方调查记者手册在中国完全不适用
我先自我介绍，我之前在《南方农村报》，老在各个县城跑农村调查新闻，当然农村调查新闻当时很多征地拆迁的事，很多表面的事情都有很深的意义，包括学校食堂涨价的问题，因为各个食堂都是垄断的，包括广东农民工的工伤问题。
后来在《南方人物周刊》，主要是全国各地跑突发的社会性新闻，后来再到了《财经》主要做一些案子的调查，包括经济类的调查，但是对社会新闻就比较少了。
我之前一直想做个人总结，总结调查报道的一些方法、一些经验，我当年买过一本书，叫《西方调查记者手册》，我买来对比一看，没用，太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在中国做调查报道所面临的问题、风险、技巧确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总结很多经验，首先第一点，记者证是没有用的。很多人问我，你是记者，记者证在哪里？我原来是有的，后来被偷了就没有了，我说我没有记者证。怎么区分真假记者呢？第一，他向不向你要钱，如果他跟你发生利益关系就要怀疑其真假。第二，你再网络搜索一下，真记者也有假的，假记者也有真的，证不能做任何区分。而且在我的调查经验中，凡是拿证的情况下都是到了万不得已而且会带来麻烦的情况，最失败的就是拿记者证到工商局查资料，那时候经验不足，结果引来禁令了。因为你拿记者证去，人家不会跟你说任何问题，一般到最后核实才会拿记者证出来。
调查记者我觉得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虽然说起来有点悬，谈一种道理，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没有可能一定没有可能，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有可能，怎么样都能把这个事情做做出来的。
我后来做经济调查多了以后，越来越觉得，有的时候做经济调查还得掌握分析的工具，后来我自己也考了一些证券资格或者基本的税务法律，可能需要强化这些东西。很多调查查到哪里，比如说把这个股权结构一查，查到最后都到英属地威尔金群岛去了，但是永远查不到他的股东。
作为调查记者来讲，尤其是作为社会新闻调查记者，其实他很难积累资源，东南西北全国数个省跑过来，也见过很多人，但是都是蜻蜓点水，而且不是每个报社都愿意支持你每个领域深挖，其实深挖也有一些东西可以挖，但是往往是到一个地方就走了。而且很多媒体追求故事化报道，故事化是很伤害的，因为你到一个地方就拿几个细节拼凑一个很好的文本，对当事人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人家传言记得的只是很有趣的细节，对事实的判断有时候中间是结论相反的，对调查来说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
曲长缨：暗访时代已经到来，去暗访吧
我分享一个报道案例。当时北京市搞残疾人摩托车招标，给残疾人提供的，北京市出钱来买。很奇怪的，中标单位是几个河北质量比较差、在业内比较差，而且检验都有问题的厂家，而且大肆在北京销售，结果销售不久坏车就很多了，很多残疾人纷纷告状。
这个题目当时他们反映以后我们觉得是值得报道的，而且招标中的暗箱操作也是大家非常想了解和愤恨的问题，既有保护弱势群体的意识，也有暗箱操作的问题。还有是在北京发生的，更应该严格把关，不应该出这样大的问题，当时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时间比较长，整个陆陆续续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在我们拍片的经历里也是不多的。这个片子从潜伏到冒出，我记得3月份介入11月份才播出，半年多。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首先我们调查这个事比较复杂，牵扯到北京市九大部门，如果我们播了以后基本上客观上否定了北京市招标了成果，对弱势群体的伤害可能在社会上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第一个时间长一点。
另外，我们还拍了很多买家试车的画面，这个牵扯到我们调查的深入和全面的问题。在试车的时候果然发现问题了，比如第一次试车不好，不能说一次试车不好就否定这个质量，但是几次不好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就说它质量不好。甚至有一次最巧的就是，那个老板不服气，说你们开的技术不行，结果他一坐那个车就摔了个跟头。我们跟着拍远远的，拍的不是很清楚，镜头也不是很稳定，但是能看出来这哥们一下从车上摔下去了，当时心里觉得这能说明问题了，这个公司的人自己上去逞能把自己甩下来了，那你这个车好不好我们就不用说了，把这个镜头一播谁敢买你的车，这是你自己开的，别人开的你还说注意害我、故意玩一个假动作。
但是这个东西量耗的时间就比较长，我们调查要深入，要下工夫，我觉得这是对我们调查报道一个比较硬的考验，就是他讲的要贴近、要靠近，你不能偷懒，但是你可能拍了十次就这一次精彩你没来，结果十次证据就都没有这次这么好。这是明访，这个时候也不存在，因为你并没有暴露出我一定要怎么样，我只是说你来试车我们记者也来看热闹，这是一个，所谓明访，在我们调查开始的时候。
光这一个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又到湖北武汉采访了，因为湖北武汉有几个残疾人强烈反映这个问题，北京的消费者反映他的问题只是一个地方，我们要说明这个问题光靠一个地方说服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加上外地的其他一些地方可能说服力更强一点，这样又跑到湖北武汉去采访了那几个受害人，这个受害人证据链条比较全，他这个既有摔跤、有证人、有医院鉴定，证据链比较全。
第三个，我们看了几项国家政策，确定有几项是不合格的，国家的政策是底线，比如达不到什么标准就不能怎么样。
我们又跑到他的厂以想要购车的名义暗访，这个当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他们说我们的厂是几个厂拼凑的，我们收来。就说明你不是正规的，东拼西凑小厂的联合体，推出一个头，谁出钱多谁当这个大头代表我们去招标，中标以后他们分享最大的利润。
就是说有明访、有暗访，有北京本地，有外地的，有国家政策的了解，一个调查报道要靠几个方面支撑，不是说光光暗访就能撑全的，还有受害者的反应，有残疾人的反应，还有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
这个调查明访有了，暗访有了，实地考察有了，受伤、受害者的证词、证言有了，其他媒体跟我们同样的类似报道有了，国家类似标准有了，他们自己自我暴露、自我坦白承认和自我摔伤的都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基本上就比较全面。
周一清：曲老师，您刚刚提到暗访说到八大好处，能简单的给我们概括一下这八大好处吗？
曲长缨：首先，暗访是能取到真实的证据。第二，记者本身的安全是比较能够得到保证，明访有时候跟当地冲突得不到保证。第三，回来以后发稿容易获得通过。第四，给领导也没有施加什么压力，因为没有人找嘛。第五，记者的工作量能够得到增加，收入也可以随着工作量能够增加。第六，节目的精彩度和可视性大大高于明访，记者有成就感。第七，对台里来讲收视率会提高。第八，确实通过暗访能把社会中应该曝光和通过曝光能起到舆论监督和对社会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我当时总结的大概意义上是八个，我最后还说为什么你的节目被枪毙？为什么你的节目不精彩？就是因为你没有暗访，所以暗访时代已经到来，去暗访吧。
杨文学：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要懂得拒绝
我希望有一批专门做深度调查的从业人员，因为这个出来的质量从深度到影响到选题都应该比较精品，把这种好的选题让优秀的新闻人去做，能呈现给读者的新闻作品应该是更好的。
我说一个我做过的调查报道案例，2002年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线索，是一个电器公司的维修站员工，他和公司发生了纠纷，就向报社曝整个内幕：返修机反新送出去。我也调查了一下，当时越采访感觉这个事越深，因为整体的彩电行业整个成本压价已经非常低了，形成了恶性竞争的观念。
这些翻修的东西怎么办，顾客不知道，以为买的是新机呢，实际买的是返修机，不止一家电器公司这样做。当时我把这个选题报到报社，领导也特别重视，因为这个做的比较扎实，我当时第一想做的要准确、要扎实，因为报道如果不扎实对企业本身杀伤力也很大。因为有人曝这个线索，我就去了客户家，他买的电视还没打开呢，维修人员告诉他，正常出厂有一个记号，你要改过就得用改锥螺丝刀去动，一动一块红漆，只要一维修这个漆肯定没有了，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结果到现场看了，包括编号，那个机器里边的配置编号还是不一样的，打开以后有些新的部分、旧的部分明显不一样，我们做了整个的所谓取证，把证据保存的比较好。但是我想这个事情不能不采访厂家，厂家还要有一个说法，是维修站单独的行为还是厂家授意的，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
给厂家打了电话以后，对方没有什么回应，到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就托过来，我正写稿，也是很好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是不是在写某某电器的稿子，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本能的说，是的，什么事。他说，厂家北京区的老总，想见个面。我说见面没有问题，正好有一个问题要问他，但是要把先前的稿子写出来。他说别写了，出来见面。我说肯定不行，第一，这个事情已经报上去了，不是我一个记者决定的，版面已经备好了，有什么事情再沟通，我写完再找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报社补充。
我稿子赶完就去跟他见了面，厂家老总明确表示要将一年工资给我。当时那个老总的工资一年差不多10万-12万。我2003年买房子才20多万，按当时的房价，基本上价值半个房子(当然是小房子)。从钱上讲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是我确实当时没想过这个钱在当时的购买力有多大，也没有那个意识，我拒绝了。文章还是报道出来了。
第二天市场上找不到《京华时报》，整个被恶意收购。报纸是谁收购的，最后报纸去什么地方了？我们报社成立一个工作组，包括编辑、领导、记者，加派人手，期间我们接到了无数个线索，给我们指了三个地方，说这些报纸最终被收集到这些地方，于是我们分了三组就去了这三个地方。发现一批一批人过来往上搬报纸，当时没有任何设备，你不能拿相机，而且我们摄影记者微型相机都没带，带着长焦的单反也不能拿出来。虽然这样，我们第二天还是报道了并且直指这个厂家，并称记者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录音、视频都保存，(事实上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远远的拍了一些照片，工人搬报纸，但不能证明就是《京华时报》)。这是一个心理战，一旦对方确实做了这个事，他就不敢跳出来。通过这个报道，《京华时报》当时是日广告额第一次突破100万，这是创刊时间不久，01年创刊，02年发生这个事，发行量当时涨了3万多份，影响是特别大的。
无论做什么，一个记者，每个人都是个体，需要一个好的平台，为什么我觉得一个媒体平台特别重要，一个是资源平台，像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平台特别大，能够介入一些东西也是特别好。另外还有企业内部的文化建设，领导的建设，他对你的报道、对你的记者是不是支持，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尊重，有的用自己的关系是不是一句话就能把你毙掉，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咱们入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好领导很重要，实际遇到一个好单位确实也非常重要的。
刘长谈暗访：学领导派头大摇大摆走进事故现场
4月24日下午，新浪传媒邀请央视《焦点访谈》著名调查记者曲长缨、《京华时报》
首先调查报道和调查记者这个概念就比较模糊，没有说什么样的新闻是调查新闻、什么样的记者是调查记者，虽然这么多年提的比较多，但是没有搞清楚过。
我们写报道的时候会用一些调查手段，想努力把这个新闻写的靠谱一点。我提自己是调查记者，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不靠谱的，只不过是一个记者而已。
我之前一直有个想法，西方写侦探小说有人说把它分成两个流派，一种叫做黄金时代派，这种小说里面的侦探破案用的都是非常缜密的逻辑，非常技术流的分析，通过各种数据、各种现场的蛛丝马迹来最后破案。还有一种叫硬汉派，就是跟上下九流各种社会阶层的人打交道，有时候会去洗脚城，有时候会去江湖码头，有时候会去赌场，会用各种身份跟各种人打交道，通过他们的信息最后破案。最终都是破案，跟我们调查记者有时候所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有时候是想调查一个事情，最后想到怎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无外乎调查手段就这两种，一种就是黄金时代派的做法，就是刚才谭翊飞讲到的一些分析工具，包括股票、包括一些财经类的信息怎么去分析它，这个东西掌握之后会有助于调查。另外一种所谓硬汉派的搞法，就是谭翊飞刚才总结的暗访的方式，这两种方法加上一些经验的累积，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调查办法。
黄金时代派的这些方法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如果能够说到几点的话就是，我们平时写案子写的比较多，写案子多非常严重的依赖于案卷材料，特别是法庭的一些东西，包括当时警方取证的一些东西，我们很多人根本是采访不到的，而且很多案子可能你当时也没有在现场去听，你要还原这些东西很多时候要靠案卷，靠案卷就严重依赖于律师。律师有时候跟你提供信息，一定是有目的的，倒不是说有多么强的利益上的诉求，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报道对于当事人至少没有特别大的害处，否则也没有必要帮助你。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做这种报道的第一时间不是想到跟公安去联系，也不是想到要去找法院、检查院，就是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打听。比如说刘志军现在律师是谁，可能是谁谁谁，大家一窝蜂去找他。
比如我们调查一个人，现在可能最多的调查方式会先查一下他的家住哪里，之后大家千里奔袭，比如这次复旦的学生投毒案，比如这个犯罪嫌疑人，大家查到他家的住址，千里奔袭过去，找家人、找一下七大姑八大姨，还原一下成长过程，然后再找小时候的同学、老师，等等。这种操作方式也是大家经常用的，也是我们说的调查手段，中间记者也没有什么特权，我们这个年代的记者就是普通公民，你也不会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比如说通过找律师、警察，这也是我们的调查手段。
还有一种是，刚才说的暗访的技巧，这个很难总结，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事情不一样，大家所有人都遇见过，我刚开始从业的实习就是在《京华时报》，那时候在热线，我一入行就被教育，比如说你去到一个车祸火灾的现场，现在封锁了，你说你是记者，本来就不让进，你是记者就更不让进了。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坑蒙拐骗”，你说你家在里面，要把孩子赶紧抱出来，或者你的什么东西落在里面了，或者你是医生，或者你是现场调查的，总而言之要编一个现场符合的身份，否则无法进到现场。
还有比如去到一个办公室怎么样把通讯录偷出来、拍出来，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这样的经验没有人去做一种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也没有形成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论。
《财经》杂志记者谭翊飞：比如说进小区的门，如果你问保安谁谁谁在不在里面？肯定不行。你打一个的士，都不看门卫，越拽越好，你一定要表现你不在意他，如果你表现出很在意他，“做贼心虚”的感觉，你可能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刘长：有同行跟我讲过说他怎么去调查矿难。他调查王家岭矿难的时候，开着车杀到人家办公室里面，冲进去，因为刚刚发生特别大的矿难，他们里面也乱成一团，同行就像北京来的调查员一样，就跑进办公室拉开抽屉拍照，保安问他干吗的，他说你干吗的，然后赶紧闪了。
有一次我们在调查大连油罐爆炸，头两天是比较容易进去的，到了后来就不让进了，当时我们一波记者去采访，我们后来发现，中国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特别像官员，那个发型、戴着眼睛，身高也高。当时天下着雨，有人给他打伞、有人给他拎包，我们就直接进去了，保安就看了一眼没敢问，到现场我们指点了一下、考察了一下，指导了一下工作，大家就撤了，这种事情也遇见过。
还有一个摄影记者(此处略去真名)，自备一套特警的衣服，每次火灾、爆炸就穿上特警的衣服。还有一个记者也是，每次车后面都放一套迷彩服、头盔什么的，每次就变成抢险指挥人员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明访的渠道受限太多了，让你不得不通过暗访的渠道拿东西，可能造就了一批记者，但是确实从大环境来讲也是中国媒体环境的一个悲哀。
记者如何规避风险：留下充分的调查证据
于杰：我听过曲老师给我们做过的讲座，我也跟别人讲过，曲老师现在专门租了一个地下室把您历年来做的证据都存在那，一直都存着呢，这是出于一个什么考虑，还是安全考虑是吧？
曲长缨：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应该是认真总结，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也不具备总结和对社会传播的条件，很多东西现在没有办法公之于众，这个对象只有看以后什么时候适合，但是你让它毁灭，如果仅仅是看表面的又觉得有点可惜，这里有很多东西应该是我们新闻界和我们社会总结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扔了挺可惜，不可能再有了。
于杰：有没有因为报道引发相关的诉讼和纠纷？
曲长缨：也有这样的，比如我刚刚说的摩托车那个报道，两三年之内起码有三四次台里来找我，有人又说了摩托车那个报道不实，我说有片子为证。我们如果不留下这些东西就会很麻烦的，而且好多次恰恰由于留下了这个东西才避免了自己陷入这个当中。
杨文学：做报道的时候也要清楚自己的题材是什么样的题材，剩下反过来规避一些风险，那就是你采访技巧的东西。
曲长缨： 比如说早年北京某报最著名的例子，说有一个酸梅汤厂，记者写的有两只苍蝇在车间徘徊，结果老字号就把报纸告到法院了，结果就说诬陷，没有苍蝇，他们提供的是没有苍蝇的照片，记者既然说有苍蝇就要拿出有苍蝇的照片，报纸记者没有什么嘛，所以这个官司最后以报社失败而告终。
（来源：财经记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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