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猪价格历史演绎：从波动加剧到逐步弱化
历史上的美国生猪价格波动明显，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美国生猪养殖业经历了规模化变革，生猪价格运行在基本供需关系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了一系列事件因素的扰动。从规模化进程伊始至今，美国生猪价格经历了五个较为完整的周期性变动，周期长度先拉长后缩短，进而逐渐模糊化；价格波动幅度也经历了波动加剧到逐步弱化的过程。而导致美国生猪历史价格从波动加剧向逐步弱化演绎的根本驱动因素即在于规模化。
一、追根溯源--能繁母猪产能波动对猪价的拉动效应
生猪价格的波动归根结底源于产能的波动，即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波动。能繁母猪(farrowing sows)当期存栏量一般意义上决定了8-9个月后市场生猪供应量，进而影响8-9个月后的生猪价格。我们将美国生猪养殖近三十年的历程细分成三段进行拟合分析，发现规模化养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产能的波动幅度，而供给的波动幅度变小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生猪价格波动。
产能变动能否对生猪价格形成趋势性的拉动效应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能繁母猪存栏变动的速度；二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增加或下降的幅度。前者决定了猪价反转所需要的时间区间，而后者决定了猪价形成反转的时点。通过对美国生猪价格与8个月前能繁母猪存栏量的拟合分析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8个月前的母猪存栏高峰对应当前生猪价格低点，表明产能过剩导致市场供给过剩是影响生猪价格走向的主因。但我们同时发现，数据拟合中并不是每次能繁母猪的存栏变动都与生猪价格走向存在合理的相关关系。这可能有三个原因所导致：一是有些时候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变动幅度及速度不足以对价格形成趋势性的影响；二是母猪存栏结构差异导致实际产能情况与拟合情形存在误差；三是需求端变动及偶发性因素对生猪价格造成的短期不规律波动。所以剔除季节性和偶发性的短期变动，我们发现多数情况下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大变动都会引起生猪价格的趋势性反转。
1980-1990年：该时间段内生猪价格主要有两波趋势性的上扬和回落。第一波从1982年1月-1984年1月：1982年1月到10月，猪价由42.03美分/磅涨到63.48美分/磅，与此对应的8个月前的母猪存栏量由275万头减少到198万，季度复合增速为-10.42%，降幅达到28.11%；随后到1984年1月价格逐渐回落至44.02美分/磅，主要因为母猪存栏增加，复合增速为6.92%，增幅为39.71%。第二波是1987年10月至1990年10月间：从87年10月到89年1月剔除年末季节性小高峰变动外，母猪存栏整体趋势上由250万头增加到330万头，季度环比复合增速为5.67%，增幅为31.76%，价格随之从65.36美分/磅降到39.29美分/磅；之后产能逐渐淘汰，存栏量回落至260万头，降幅为21.26%，价格随之拉升至65.71美分/磅。除此之外，更多情况猪价随产能短期调整而呈小幅波动状态。
1991-2000年：该时间段内特别是1991-1994年间能繁母猪存栏量大都变现为季节性的小幅变动，整体上维持稳定水平，生猪价格也较为稳定，这主要由规模化养殖带来的。生猪价格较为显著的趋势性变动表现在以下三段：1995年1月-1996年7月，由于母猪存栏量整体下滑，复合增速为-3.05%，降幅达到16.94%，生猪价格应声而上，由39.70美分/磅上升到62美分左右；此后在高位短暂维持后，从97年四月到99年4月，母猪存栏逐渐增加，幅度为15.62%，价格开始回落。
2001-2012年：进入21世纪，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合同生产方式下的母猪存栏量在长期内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变异系数仅为0.03。该时段生猪价格变动除了受供给端产能变动影响外更多的受需求端牵制，如季节性旺盛需求、出口量变动及疫情状况。例如2008年上半年行情下跌主要是因为受国内经济危机影响，居民的猪肉需求下降。较为显著的价格趋势性上涨是在09年下半年至2011年，该阶段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10.47%，复合增速为-1.38%。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消费复苏及国外出口市场恢复，生猪价格持续反弹。但在该区间由于2009下半年亚洲爆发H1N1疫情，导致美猪肉出口量锐减，国内供给过剩加重，市场行情短暂向下，由于产能一直处于淘汰状态，并未改变价格向上走势。
综合上述分析，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变革的确起到了抑制产能波动的作用。随着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周期内的产能复合增速由两位数降到5%以下，波动幅度也由最初的30%以上下降为10%左右，多数情况下更低，在3%左右。
二、生猪养殖规模化之利--渐行渐远的美国猪周期
在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中猪价呈现出三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规模化进程初期，生猪价格存在清晰的周期性波动，波峰波谷交替出现； 第二阶段：规模化进程进入加速期，猪周期愈加明显，猪价波动幅度加大。第三阶段：规模化进程进入深水区，周期性现象日渐模糊，但并非完全消除价格波动，生猪价格仍存在小幅度但较为频繁的上下跳动包括季节性波动。我们认为随着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对生猪市场的作用也会发生改变，前期可能会加剧价格波动，但在整体趋势上对平抑猪价波动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规模化养殖对控制产能波动具有重要作用。
（1）规模化初期猪价周期波动明了清晰。规模化初期，美国生猪养殖主要以独立散户的农场养殖为主，生猪交易大都采用公开市场的现货交易。这一时期的猪肉价格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受外界干扰较少，生猪市场的供需状况导致的'蛛网效应'成为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生猪存出栏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养殖户根据当前市场价格安排产能，容易产生跟风现象，生产决策往往滞后于市场真实的供需状况。
（2）快速推进阶段猪价周期性演绎方兴未艾。这一阶段的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更为显著，且更为反复。这主要是因为规模化进程加快，市场整合加剧导致波动加大。
（3） 规模化深水期生猪价格企稳但波动并未消弭。规模化深水期，基本为后规模化时代，生猪价格波动减小，周期性现象也日渐模糊。这一时期的波动大多源于季节性因素和偶然性的疫情干扰。总结为：在规模化深水期，猪周期演绎由供给变化加剧导致的价格波动大周期调整为因季节性需求以及疫病因素波动而演绎的价格变动小周期。 生猪养殖规模化对生猪市场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供给端。相比于终端消费市场猪肉价格的波动，生猪价格表现更为平稳。
规模化养殖下的合同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散户养殖决策滞后的问题，定量定产，市场供给稳定，供需关系也能得到及时的调整。相比于前期的生猪存出栏变动，后期更为稳定。在合同生产方式下，以销定产的养殖理念使得生猪价格上升时产能无法过分扩张，价格下降时也不会导致产能的过分收缩，避免了过于失调的供需关系出现。我们认为在规模化变革深水期，生猪价格的波动主要受季节性因素及偶发疫情干扰。
三、生猪养殖规模化之殇--日益拉大的价格剪刀差
在合约生产方式下，生猪的交易价格按照合同价格进行交割，合同价格依据现货市场价格调整。这种模式导致养殖场处于区域性的封闭市场，无法掌控公开市场价格行情，而大型屠宰加工企业等买方力量拥有绝对的信息优势。随着买方市场集中度的不断提高，大型养殖场不得不与特定买方力量绑定，导致买方垄断的形成。买方垄断极大地损害了养殖场利益：1、合约双方权利不对等。由于农户数量远远多于买方，某一地理区域的买方甚至是唯一的，导致大多数生产合约都是单边合约，养殖场只得接受很低的收购价格。2、合约极大地妨碍了市场透明度。由于合约条款的保密性，农户无法获知其他合约信息，但屠宰加工企业却了如指掌。3、合约执行困难。农户不敢轻易违背合同，因为很难找到下家，但采购方占据优势地位，可能不会严格执行合同。4、合同生产成为新企业的进入壁垒。新进入者无法取得贷款，而生猪养殖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权利不平等的买卖关系下，生猪真实出场价整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养殖户利润空间被挤压。而另一方面，生猪价格的波动性不断减小，市场行情更为稳定。
生猪养殖规模化带来养殖模式的转变，封闭市场的合同生产交易方式更多地取代了公开市场交易。从1994年到2009年，公开市场交易量由60%以上下降到不足10%。生猪的出场价与猪肉零售价之比呈不断下降趋势，近年来逐渐趋于平稳，这一方面表明相对于终端市场，生猪养殖领域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规模化的确对价格的波动起到了抑制作用。
同时，生猪养殖行业的整合导致产业链两端的价差不断拉大。终端零售市场价格远远高于生猪出场价,这也是因为下游买方垄断的存在。过于集中的零售商在猪肉采购上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屠宰加工企业为了保证利润空间，转而降成本转移到源头养殖场，不断压低收购价格。而这种权利的获得是由于规模化养殖模式下的合同生产方式导致的。
中国养猪业与美国养猪业的差异非常明显。产业格局的演变有其内在规律，从业者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