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袁拔连线的那天，袁拔刚刚从国外回来，还在倒时差。他穿了一件蓝色连帽卫衣，戴着黑框眼镜，和我们2015年相识的时候没有多少变化，亲切、谦虚。
▲ 图：袁拔校长
我谈论母校MIT媒体实验室成就时，他总能做到一针见血地点评到位，而对于自己认定的问题，他非常执着，他反复强调，IB课程是最好的。访谈中，袁拔透露，自己20多年前从美国运通高管辞职，为了圆自己的教育梦。
袁拔曾在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和亚加达IB 等知名国际学校担任15年以上的校长或负责人，也担任过教育集团的总裁，他的学生遍布美国藤校和牛津、剑桥。作为广东国际化学校专委会主任，他一直致力于华南地区国际化教育的优化管理工作。
随着AI迅猛的发展势头，袁校长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希望能帮中国的中小学在AI时代所面对的人才培养新挑战做好准备，所以创立了自己的教育公司——加速未来并与ACT Global Solution联合推出了“AI 未来学校”的评估和认证计划，并得到了诸多世界知名教育单位和智库成员的支持。
袁拔携手ACT团队对全国范围的学校进行AI工具的配备和使用程度，以及综合素养能力培养状态给予测评，并制定了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评分制度，而他发现，并非名校才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我顿时明白，国内的AI之所以能够飞速发展的原因，原来有一批教育工作者，很早就开始未雨绸缪了。而我始终相信，AI用得好，如有神助。如果我们的教师团队在AI时代，能够给孩子们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国家在世界AI竞赛中必定抢占先机。
▲ 图: 潘博士与袁拔直播连线
嘉宾简介
袁拔
加速未来创始人
广东国际化学校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原华南师范大学附中国际部执行校长
P= 潘鹏凯 Y= 袁拔
P : 袁拔，来和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Y：大家好，我是袁拔，我大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毕业工作后，我先去了招商局，之后在美国运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华南区旅行社业务部门做到中高层。
2003年，我加入了网大教育，一家制作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公司，是中国早期从事互联网教育公司。网大教育的一位创始人创办了深圳国际交流学院，我们一同接触了国际教育和国际学校体系，引入A-Level课程体系。 网大教育的一位朋友兼顾问，当时南京大学商学院的茅宁院长，他是经济学家，非常看好这个领域。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积累了大量追求高质量和国际教育的家庭，这些需求远远未被满足，通过非公办体系提供此类课程填补这些空缺。
后来，我又加入了华南师大附中国际基础课程中心（华南师大附中国际部的前身），担任学校国际部执行校长。这二十多年来，我经历了不同体系的学校和教育集团，也管理和指导学校之外的不同教育单位。
P：您为什么在企业做到了中高层，还是想回去做老师？
Y：一点是来自家族的熏陶，一直很喜欢教育，感觉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家里一位长辈，是资深的一位校长，担任过政府官员、银行领导，在90年代初，就创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办学校之一。我当时非常震惊，我不知道学校可以由私人创办。我看过他的办学许可证，与广东碧桂园学校办学许可证是同一年获得的。
还有就是源于热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份热爱是如何被激发的。可能是在初中，当时我是田径队、足球队的成员，身材高大，但我领着一群比我小的孩子一起玩，觉得很开心。我的一位发小，他刚才还在直播间，就说我特别适合做教育。我真的去了教育领域，一直做到了现在。潘博士也来介绍一下自己？
P：我是1994年浙大毕业以后，就留在浙江大学当了三年计算机老师。我是MIT媒体实验室从大陆招的第一个学生，也是浙江大学计算机系第一个去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的。读研期间，我发明了最早的短视频推荐算法。博士毕业时，我拿到谷歌的offer, 同时的，我的博导尼葛洛庞帝给我200万美金启动金，让我创业，我选择了回国创业。
我导师很早就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能。他跟任正非关系也特别好。我们媒体实验室也有很多发明，包括电子墨水屏和可穿戴电脑设备的雏形，都出自我们的实验室。
Y：电子墨水屏，我也有印象。我虽然是文科生，但对科技非常感兴趣。我常去图书馆看世界科技类的期刊。 大约在1996，我翻到一本杂志，上面提到了，美国出现了新的电子墨水技术，它能通过电子脉冲在屏幕上显现文字或图像。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几年后，这项技术被商业化应用，就成了电子阅读器，Kindle 的核心技术。您来谈谈，你们实验室为什么又那么多创造和发明？ 他们是天才吗？ 还是因为热爱与坚持？
P：我问过我导师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们俩想法很像。他说，有多种因素促成的。
第一，来MIT读书的孩子都是高智商。第二，创新发明源于不同，英文原话是，Innovation comes from difference。我们媒体实验室有600多人，来自28个国家的留学生的。其实，中国的社会效率很高，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同质化程度很高，很容易达到共识。但美国是多元文化，大家就喜欢争论。刚开始我也很不习惯，这么小的事情有什么好争的。但大家通过争论就能够有创造发明出来。第三是长期主义。MIT做的研究，会超前20年。它要求学生必须有原创精神，对一个领域有原创贡献才能毕业，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研究。
Y：原创确实不容易。我非常赞同您导师的说法。
P：我们回到学校的话题。您认为好学校的标准是什么？
Y：一个好的学校，内部一定有不同的容错机制。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IB课程体系原因之一，它提出了学生十大素养（learner’s Profile）， 其中有探索者（inquirer）、沟通者（communicator）等都很好，我最喜欢的一条是鼓励学生成为“冒险者”（risk taker）。
我认为这一点对于创新和创造至关重要，也是我非常推崇IB的原因。 我管理过国内不同体系的国际学校，对其他体系课程也有了解和接触，但我最认同IB中冒险者的理念，就是在安全可靠的边界内，鼓励学生去尝试，培养他们试错的勇气。
▲ 图: 袁拔在新侨学校担任执行长时，与子女在学校元宵灯会的留影｜图片：嘉宾提供
P：我们直播间有个家长问，他家里孩子胆子很小，问怎么提高孩子的表达能力？
P：现在AI来了，您觉得AI对教育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P：但AI本身可以解放老师的生产力，免去一些繁琐的工作。
Y：对，AI技术进步提高了教学和学习效率后，反而能让教师有更多时间沉下心来引导学生，回归到教育本质——对“人”的培养，教师可以帮助学生追寻热爱、在安全范围内试错，探究赋能、引导学生的路径。所以我才想到要做一个评估系统。我们与ACT(American College Test)中国合作，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世界人工智能协会等机构的支持，都将推动这一进程。 我们评估中小学时，并非只关注是否教授编程或机器人制作，更看重是否在培养“六边形战士”，即是否赋能和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学习能力、协作沟通能力、社会情感能力，教育与职业自我探索能力、创新性解决问题能力以及AI数字素养。
▲ 图: 袁拔在海外访学 ｜图片：嘉宾提供
这六大能力框架构成了未来学校培养年轻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 我们通过对家长、教师、学生的调查、课堂观摩、家校沟通渠道、了解教学大纲，学生作业作品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 上个月，中国已有第一家AI未来学校通过了我们的认证，是重庆的巴蜀常春藤学校，当地非常优秀的一所学校。
P：AI时代，好学校的标准也会改变？
Y：学校的好坏，关键在于办学人、校长及整个办学团队的意识，与采用何种课程体系关系不大。 一个好的学校一定会建立一套面向AI时代的能力与素养的培养体系。
P: 家长需要做什么配合工作？
Y: 第一是识别孩子的特质，第二是具备基础知识以应对、引导或支持孩子。鉴于当前教育体系和社会评估体系相对单一，所以家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初为父母时，大家可能都缺乏经验不过，但我发现90后、95后父母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我曾参与筹办一所K12国际化学校，我就建议小学部低龄段，每个班级或年级至少配备1～2位老师，专门负责识别学生的发育特征、不同学习行为，判断他们是否有多动症或者有学习障碍，通过不同渠道激发孩子的特质，支持孩子的多元发展。
P: 我这次创业其实是受到我两个孩子升学的启发，我发现他们在申请大学时，在查阅学校、专业、教授这些信息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每个人花了400-500小时，而且他们两人母语都是英文。我觉得，英文不是母语的孩子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所以，我就在想如何用AI来代替这样繁琐的搜索和汇总工作。我们投了差不多1500万人民币建库，收录200万个实录案例，清洗确认这是比较靠谱的数据，然后根据学生的兴趣、实力来让AI做升学和择校规划。袁校对我们的AI升学工具有什么建议？
Y：海外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体系，每所学校的录取情况和偏好各异，涉及公立、私立、专业热门程度及竞争激烈度等因素，许多数据分散且不透明，查找困难。 本州、州外及国际学生的申请案例、难度和门槛也各不相同。通过大数据整合这些信息，首先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剔除虚假或不客观信息，这个过程可能耗时较多。其实，通过爬虫技术或AI软件搜集信息本身不难，但去伪存真和人工审核的成本非常高。
我认为你们在认真做这件事，去伪存真，消除信息差，使服务更具性价比。当然，我也想指出，AI也有局限，它在育人方面，还是欠缺的。
P：对的。如果说升学是一段路程，那么我们研究的工具，解决的是路径问题，就像是GPS。我们替学生和提供不同的路径，但怎么选，还是需要学生去自己决定的，也是需要家长和老师去指导的。
Y：如果将此系统应用于高考专业规划 ，将造福更多国内考生家庭，到时候，网络上许多所谓的高考专家可能要掉价了。（笑）
P：（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