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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正在从“城市群竞合”进入到更具体、更可操作的“供应链集群协同”阶段：不是只比拼单城规模，而是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四链联动，推动跨城市、跨关区、跨制度的分工互补与一体化配置。
按照香港特区政府“大湾区门户网站”的口径，2024年大湾区总人口为8754万、GDP超过14.5万亿元人民币，为全球少数具备“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制造体系+高密度创新资源”的湾区经济体之一。
（图源：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这也意味着，大湾区推进供应链集群协同不应停留在宏观叙事，而应回到三件最“硬”的事情：产业集群是否足够强、产业互联网与供应链平台是否真正打通、枢纽城市之间能否形成“功能互补而非同质内卷”。
掌链《供应链集群》专栏本期详解大湾区供应链集群发展。
产业集群协同：
用“链群一体”重塑湾区的制造底盘与分工结构
（一）大湾区产业集群的“规模优势”正在转化为“结构优势”
如果把大湾区的“产业底座”拆开来看，真正决定其供应链协同上限的，是广东制造业的结构升级速度与新动能密度。广东省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41,633.81亿元，同比增长3.5%；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4.4%，显示制造业仍然是增长的关键支撑。
（图源：南方日报）
更重要的是结构：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占比达32.0%；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占比达57.1%，装备制造业占比达47.9%。
这些指标意味着，大湾区并非“制造业体量大”，而是正在形成以高端化、成套化、平台化为特征的制造体系，这为跨城市供应链分工（研发—制造—配套—服务）提供了更清晰的“结构基础”。
（图源：证券时报）
从具体产业的产出侧也能看到“链群化”趋势：广东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361.78万辆（同比+43.0%）、工业机器人24.68万套（+31.2%）、民用无人机693.69万架（+74.2%）。
这三类产品共同指向同一件事：大湾区的优势产业正在从“单点冠军”走向“系统供给”，其上游材料、关键零部件、整机集成、软件算法、测试认证与出口物流，会天然牵引出跨城市、跨园区的供应链协同网络。
（二）“核心城市—节点城市—腹地制造”的梯度分工正在形成可操作的协同框架
供应链集群协同的关键，不是每个城市都做“全产业链”，而是形成可计算、可对接、可交易的分工边界。
大湾区内部的现实基础是：香港与澳门更偏服务业与开放平台，广深具备研发与高端制造双强特征，佛莞中山珠海江门惠州肇庆等城市拥有强配套与规模制造能力。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列为“核心城市”，其余七市为“关键节点城市”，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向分工协同的一体化描述。
更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公开信息中，深圳在专精特新与制造业单项冠军方面的“企业梯队”优势被进一步强调：2024年深圳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提升至95家，2025年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347家、总量达1333家。
这类企业群体往往位于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零部件、工艺装备、材料配方、检测计量、工业软件等），它们越密集，越容易形成跨城市的“专业化分工网络”，从而让“湾区协同”落在可交付的BOM清单与订单协同上，而不是落在口号上。
（三）2025年的“新型基础设施”密度，为产业集群协同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产业协同如果没有数字底座，就只能停留在“会议协同”。2024–2025年，大湾区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对制造与物流的覆盖能力继续增强。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广东累计建成5G基站39.2万个，5G行业虚拟专网4903个，5G用户达10633.9万户。
到2025年，广东官方发布的行动方案披露，截至2025年8月累计建成5G基站43.1万个，并推进“乡乡通千兆、村村通5G”。
对供应链集群而言，这意味着工业现场数据采集、园区设备联网、港口堆场调度、跨境物流可视化与贸易单证在线化，具备了更高的“全域可用性”，从而让跨城市协同可以从“组织协同”升级为“数据协同”。
供应链服务平台与产业互联网：
从“信息流打通”走向“交易流与履约流打通”
（一）产业互联网的价值不在“上平台”，而在“订单—产能—物流—金融”闭环
大湾区过去几年最常见的误区是把“产业互联网”写成“平台越多越好”。但从供应链协同角度，真正重要的是平台能否把四件事接起来：订单协同、产能协同、物流协同、资金协同。2024年广东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8.7%，且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4.3%。
这类投资往往伴随数字化产线与数据系统建设，为“以数据驱动的供应链履约”提供了企业侧基础条件；平台如果只做信息撮合而不做履约闭环，就很难承接这一轮制造业升级的外溢需求。
（图源：深圳新闻网）
在国家层面，2024年工信部对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双跨平台”）开展动态评价并首次分级（A/B/C），名单调整为49家。
这一变化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平台竞争正在从“数量竞争”进入到“能力分级”，对于湾区而言，产业互联网的重点不应是再造概念，而是把“平台能力”嵌入到集群协同场景里（例如：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智能家电、装备制造等），让“跨企业协同”从项目制走向常态化。
（二）跨境与规则差异并非阻力，反而是大湾区平台化协同的“比较优势来源”
大湾区的独特性在于“一国两制三关区”。短期看，这是协同成本；长期看，这是打造国际规则接口、形成高端服务外溢的优势来源。2024年香港全年GDP在实质增幅上录得2.5%增长（官方统计口径）。
澳门方面，2024年GDP按不变价同比增长8.8%、总量达4033亿澳门元（MOP403.3 billion）。这两组数据背后反映的是：香港的金融、贸易、专业服务与国际化规则接口仍然是大湾区供应链“走出去—引进来”的关键支点，而澳门在旅游会展与特定服务领域的恢复也在改善区域需求侧结构。
进入2025年，香港官方新闻公报披露，2024年第四季度香港GDP（现价）估算为836.5十亿港元，同比增长5.3%（现价），进一步提示服务贸易与跨境活动仍是重要变量。
对供应链平台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把“跨境结算、贸易合规、保险与风控、知识产权与标准认证”等能力嵌入产业互联网，把大湾区的制度差异转化为“规则工具箱”，从而提高链群协同的国际可交付性。
（三）2025年平台协同的主战场：AI赋能制造与数据要素流通
2025年广东发布并推动落实《广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政策文件与配套部署，强调以优势行业为重点建设垂直领域模型与场景应用，并同步强化网络与算力、数据集与工业知识语料库等基础。
这一类政策对供应链集群协同的意义在于：协同的“最小单元”将从企业间的采购订单，进一步下沉到工艺参数、质量追溯、设备状态、能耗与碳数据等生产要素层面。也就是说，产业互联网平台将更像“工业协同操作系统”，而不仅是“信息发布平台”。
枢纽城市互补合作：
用“港口群—机场群—通道网络”支撑湾区供应链的全球配置
（一）港口群的互补协同，正在用真实吞吐量数据体现出来
供应链协同首先是物流协同。2024年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339.8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78%（按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运营指标月报口径）。
广州方面，官方信息披露2024年广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6.8亿吨（全球第五），并持续提升航运枢纽能级。
这组数据共同指向：广深港口并非“重复建设”，而是在不同航线网络、腹地产业与集疏运体系上形成差异化承载能力，支撑大湾区制造业的多节点出口与原材料进口。
（图源：深圳市盐田区政府）
香港港口则更多体现为结构性调整：香港政府新闻公报显示，2024年全年香港港口处理集装箱1369万TEU，同比下降5.0%。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功能弱化，更可能意味着区域港口分工在重构：制造业与转运的部分量向珠三角港口外溢，香港的优势更集中在高附加值贸易服务、航运金融、仲裁与保险等环节。对大湾区而言，港口群协同的正确打开方式，是让“货物流”在湾区内部选择最优路径，让“服务流与规则流”在香港形成高阶集聚，最终共同提升湾区作为全球供应链节点的综合效率。
（二）2025年“通道—枢纽—网络”的协同，将进一步决定产业集群的半径与效率
从深圳港2025年的最新累计数据看，2025年1—7月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累计2036.1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81%。
这种持续增长对产业集群协同的含义是：湾区的外向型产业仍然需要高频、稳定、可预期的国际物流供给，而这恰恰要求枢纽城市之间形成更明确的功能分工（干线、支线、近洋、远洋，整车与零部件，冷链与危化，跨境电商与一般贸易等），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舱位、堆场、关务与多式联运的协同优化。
同时，国家层面交通运输部持续发布港口货物与集装箱吞吐量月度数据，为港口群协同的“对标管理”和“效率诊断”提供了统一的统计抓手。
对湾区协作而言，这也提供了一个更“硬”的叙事方式：少谈抽象竞争力，多用港口与通道指标去解释“供应链为什么能协同、协同带来什么边际改善”。
（三）把“枢纽互补”写成可落地的协同机制：三条可复制的操作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以产业链为单位重构枢纽分工，把“港口—机场—铁路—园区”的组合做成面向具体链群的最优解。例如新能源汽车、锂电与光伏的供应链，对危险品仓储、温控、时效与合规要求不同于一般制造品；若没有链群视角，枢纽协同只能停留在“统一口径”，难以真正提效。
第二条路径，是以数据为单位推动跨枢纽、跨园区、跨关区的可视化与标准化。广东5G与专网规模的持续扩张，已经为“端到端可视化”创造条件，下一步关键在于形成统一数据标准与跨主体的授权机制。
第三条路径，是把金融与风控嵌入枢纽协同：港口与机场不仅是物流节点，也是信用与资产的集聚点。香港的国际化金融体系与规则接口，适合承接航运金融、贸易融资与风险对冲等功能，从而让“枢纽互补”不仅体现在吞吐量，也体现在供应链资金周转效率上。
结语：
用“可衡量的协同”替代“概念化的协同”
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下一阶段的重点不是再提出一个新概念，而是把供应链集群协同写成三类“可衡量、可评估、可迭代”的机制：
一是以链群结构为导向的产业分工与企业梯队体系（用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关键产品产量、专精特新梯队等指标验证）；
二是以产业互联网与供应链服务平台为载体的履约闭环（用订单协同效率、设备联网规模、跨境合规与结算效率验证）；
三是以港口群、机场群与通道网络为支撑的枢纽互补（用集装箱吞吐量、货物吞吐量、通道时效与成本验证）。当这些机制都能被数据解释、被平台承载、被政策校准时，“世界级湾区”的竞争力才会从规模叙事走向能力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