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管院
作者：陆雄文
毕业祝语：这个时代不缺旁观者，唯有思想和行动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成为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还要勇于担当，去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影响乃至引领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思想与进程。
尊敬的金校长，亲爱的毕业生们，尊敬的毕业生家属和亲友们，各位同事、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又是一年毕业季，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18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MBA、EMBA、MPAcc、DBA项目共1684名同学在复旦完成学业，各赴前程。在此，我谨代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向全体毕业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向各位毕业生的至爱亲朋们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感谢！也向到场的“复二代”小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祝贺你们爸爸妈妈从复旦毕业，你们长大了也要立志成为复旦学生！同时，我也要向专程来参加今天毕业典礼的校领导和合作伙伴的代表表示由衷的欢迎和感谢！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的颠覆与重生、蜕变与飞跃，可以说都源于40年前的那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大学是孕育新思想、发展新知识、培养新人才的地方。今天各位毕业生从复旦完成了各种“士”的学习历程，拿到了学士、或硕士、或博士学位，那你们是否就成为新的人才、新的一代知识分子呢？这不仅要看你们是否掌握了系统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了再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还要看你们是否养成了独立思考、辩证思维、科学思想的能力。这不仅关乎你们是否比同辈更有发展潜力和竞争力，关乎你所管理的企业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哥白尼的日心说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有着重要的贡献，它使人们不再以《圣经》作为依据，而是以天体观察作为手段来认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第一次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为无产阶级革命者找到了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力量源泉。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与进步，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社会经济发展。如先有荷兰的宗教宽容，后有荷兰的率先崛起；先有江户时代的思想突破，后有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
试想，倘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严苛管制思想的生产与传播，极力禁止不同流派、不同取向的学说畅所欲言，不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否还会诞生大一统的空前盛况？
倘若13世纪欧洲的教会铁幕继续肆虐施恶，无情打压所有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智慧与科学艺术，是否还会产生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进而推动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发生？
倘若不是莎士比亚、牛顿、亚当·斯密等众多文化思想巨匠为英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17世纪的英国是否还能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
以史为鉴，答案不言自明。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需要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作为先行先导。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也都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重大推动力，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过一篇短文《什么是启蒙》。他说，“启蒙是将人类从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人类用自己的理性，不被偏见所裹挟，也不需要其他权威的指引。”启蒙就是要拨开蒙蔽着理性光芒的乌云，冲破禁锢人们思想的种种束缚，使人自觉地走出不成熟状态，成为成熟的理性人。
然而，思想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砺。新的思想提出来，开始只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讲，它不会立刻对现实世界产生重大冲击。思想解放实际上是一个传播、交流、辩论、普及，以及付诸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或短或长，最终形成民意基础、达成社会共识。
每一种新思想的出现，每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最初往往只有少数人引领。就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的那个走出洞穴的人，他看到了阳光下的世界，拥有了真正的解放状态，拥有了新思想。但是，要破除黑暗的旧思想，他必须回到洞穴，让更多的人受到新思想的启蒙，才能最终一起走出洞穴。
在意大利，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不满教会对精神世界的控制，但丁等文化大师率先对教会提出批判、发起挑战；而后，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为代表的艺术大师们创造了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后，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卷入这股时代的大潮，成就了载入史册的文艺复兴。
然而，思想的启蒙和解放不是每一次都能为大众所理解与接受。相反的，因为挑战现实的颠覆性，新思想很有可能被扼杀。写出《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因为提出挑战封建制度的人民主权学说被迫害流亡；写出《利维坦》、被视为“无神论”异端的霍布斯同样难逃迫害的命运，而更悲壮的还有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被罗马教廷视为异教徒，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可以说，每一种新思想的诞生所面对的阻力与障碍是巨大的。但是，阻力或许是形成新思想的必要社会条件。没有阻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爆发力。正如当年，启蒙运动的爆发力正是来自冲破封建桎梏的阻力，经过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和民主思想的激荡而产生民主革命，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民主制度的建立，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最终完成民众启蒙，进而引发和推动了社会大进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7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超过了115家，在排行榜上雄踞第二。40年来，中国的发展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因为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因为1978年那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1992年，邓公南巡深圳和上海，并发表讲话，它破解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的迷思，消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的困扰。此后，中国经济开始再次大腾飞。
事实上，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润。如今的中国，各领域新思想的发展并不总能跟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社会经济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已经为新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只有思想的进步，才能有社会的真正进步。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所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类前进的每一步,表面上是靠脚带动的，实际上却是由思想驱动的。
毕业生们，人之所以非机器，是因为人有感情；人之所以非动物，是因为人有思想。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是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能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是一个力量强大的人。再强大的雄师也有能挡住的壁垒，但思想可以逾越疆域，跨越时代，如水润物，无所不入。
毕业生们，也许从今以后你们不需要像在学校的时候每学期要走进几次考场，但是从今以后，你们也许每天都要应答工作与生活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你们毕业了，你们才意识到人生时时处处都是考场。要能答好人生的试卷，需要你们应用好在学校学习的知识，需要你们应用好在学校培养起来的学习能力去再学习新的知识，更需要运用你们的大脑去思考、去发展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思想能力。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不是一个胡思乱想、随心所欲的人，相反，他/她应是一个有科学素养、正直品格、专业精神、开放思维的人，从管理学院毕业的人，还要加一个务实行动的要求。如此，人的思想才能独立，才有价值。
毕业生们，当你们信心满满，荣耀再上征程之际，你们发现这个世界可能正处于你们此生中最不确定、最变化莫测、最具挑战性的时代。迎接挑战、战胜困难，不仅需要你们去大胆行动，更需要你们有思想的准备。同时这可能是你们此生中最充满机会的时代，全球经济体系变革、重构，基因、材料、IT、绿能、AI等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了你们无限想象的空间，在你们跃跃欲试之前，仍需要你们有思想上的准备。
从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不仅要直面自己事业发展中的机会与挑战，以思想引领技术创新的方向、商业模式创新的方程，还要去回应整个时代与社会对你们的要求。如果你们将成为学者，你们靠知识与思想创造立身；如果你们从事管理实践，你们不仅靠产品和服务创造立身，与这一过程相生相伴的理念与价值观也会弥散传播开来，影响你们企业内部、你们行业以及整个社会，因此你们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在创造精神产品。这是你们的责任，也是你们的机会！
毕业生们，40年沧桑巨变，中国站在了新的时代起点上，你们生逢其时，你们要有大格局大作为。这个时代不缺旁观者，唯有思想和行动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成为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还要勇于担当，去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影响乃至引领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思想与进程。
毕业生们，大门已经打开，世界正在改变。期待你们用新思想引领未来，并用新思想创造属于你们的精彩人生！
祝福大家！
延伸阅读：陆雄文谈如何做新时代“士大夫”
士，最早是在士大夫和卿大夫家中担任谋臣的人。他们虽然谋事，却主要是为了谋生。其中虽然不乏有才华有能力的人，却以人身依附的方式，帮助主人做事情。这种士，是家臣，甚至是奴才。
西汉以后，尤其科举兴起后，“士”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士的主体是为官从政的官宦之士。他们通过学习和知识积累求得功名，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制订和遵从规则，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治理，其中虽然也不乏“胸怀天下”者，然而他们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是维护皇权体制。有些官宦为求私利，贪腐作乱，倒行逆施，成为奸臣与历史罪人。
第三种士，就是士大夫的士，是具有独立人格，始终以天下福祉为己任的士。孔子将“士”和“君子”连在一起，称其为“士君子”，他还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也就是说，除了担任职位以外，还需具备道德修养。孔子又说：“士尚志”，意为有心的士就是有“志向”。荀子也说过“士从道不从君”，士要跟随道的规范，而不是遵从君主的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士”，被赋予了为社会建立道德标杆的责任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士不仅是知识分子，以专业立身，还要有气节和风骨，有独立人格和理性判断，并有担当，服务国家、引领社会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每个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批才识卓越、风骨傲然的士大夫活跃的身影。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谋臣策士，他们周游列国，心怀天下与民生，用不同的方式传播、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成就了中国第一个文化轴心时代。又比如，在中国北宋时期，中国民间经济和文化教育繁荣活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先世界。一批积极推动社会改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也应运而生，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他们不但政治才华和文学素养出众，更有挑战皇权的风骨和担当。在他们眼里，皇帝也不过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足不出户的“宅男”，见识和执政能力有限，把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只放在这样一个人手中，并不保险，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迭为宾主”、与统治者轮流做主人、“同治天下”。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分子面临三种情境：
第一种情境是蒙昧时代。当时科学并不发达，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匮乏的、扭曲的。知识分子努力去发现、探究、追寻真理，并传播知识，启迪民众，却要承负极大的风险，甚至最终被蒙昧的大众政权或专制的教会所扼杀，像苏格拉底、哥白尼、布鲁诺。
第二种情境是专制时代。知识分子以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立身，却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而遭排斥与打压。
第三种情境是昌明时代。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知识分子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知识的创造、科学的发现、思想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之中，甚至可以自由地表达对公共治理的意见，议政参政。当然，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通过交流、对话、分享、竞争、融合，来凝聚共识，提炼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指引。
今天是一个重视知识、崇尚科学的时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劳动者已成为劳动阶层的一部分。知识不仅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利器，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希望我们的学士、硕士、博士毕业以后，不要做“谋生之士”、“官宦之士”，而是要做“大夫之士”，以“士大夫”的专业、风骨和家国情怀，投入到又一场伟大的变革事业中，振兴经济、重建道德，把国家引向现代化治理的昌盛而又文明的新时代。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三重境界值得我们从事管理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的知识分子所体悟、所追求。我们不仅要去回应当前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情境，我们也要积极地以“行动的人生”来回应当前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500多年前，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欧洲开始了手工业革命。那个时候，刚刚笃信了新教、雇佣了第一批工人的欧洲企业主们绝不会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资本主义这种已经延续了500多年的经济制度的开创者。更不会想到，数百年来有数不清的学者们为他们著书立说，聚讼不休。
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愿望和动力绝不亚于西方任何一个变革时期。数十年后，也许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会成为中华伟大复兴历史的主角。我希望在其间被记住、被传播的，不仅仅是代表个人财富净值的一串串数字，也不只是个人的上市公司起起伏伏的股价曲线。我更希望看到今天的学士、硕士、博士们，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引领、去影响、去改变这个社会的动向，成为新的价值世界的开创者，新的文明社会的教育者、新的昌明世界的领导者，承上启下，成为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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