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贸易战酣，现状种种，走向几何？
一触即发的大国之战，震撼着全球资本市场！各路权威铺天盖地的分析解读您看懂了吗？是对抗到底还是彼此妥协？这场全球观望的贸易战将剑指何方？洪流激荡之下是否有人能独善其身？
今晚，我们复金读书会特邀喜马拉雅“书腾鉴书”主讲人——蔡书腾先生，他将通过与今天的中美贸易局势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广场协议入手，对《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这两本经济史上经典著作进行深刻解读，为广大复金校友观察当下的中美贸易问题提供历史视角参照。
以下为蔡书腾先生分享原文（上篇）：
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在此与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些阅读的收获。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内容摘自两本书，《时运变迁》和《管理美元》。
“广场协议”，是指1985年9月22日，以美国、日本、西德为首的五个西方大国在纽约广场饭店签订的协议。
《管理美元》一书是关于广场协议前因后果最详细、最客观的记录，出版于1988年，作者船桥洋一是广场协议前后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盛顿负责经济事务的一位资深记者，主要负责报道美日两国的贸易问题。在《管理美元》一书里，船桥洋一向我们展示了他对包括五国集团国家元首、协议起草者在内的112位参与者的直接访谈，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真实资料，这是其他相关书籍无法比拟的，也因此屡屡被各国学界、官方作为研究参考书。如果你想要了解广场协议，《管理美元》这本书很可能是排在第一位的必读书。
《时运变迁》一书则是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世界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克林顿刚当选美国总统时，政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荐读书单，《时运变迁》便是其中的一本。该书出版于1992年，作者有两位，一位是保罗.沃尔克，他在1979年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对稳定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起过关键性作用，被格林斯潘誉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另一位作者叫行天丰雄，曾在80年代担任日本大藏省的副相，大藏省基本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财政部，权力还要更大一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制度安排处于改革和尝试期，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当时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核心参与者，沃尔特本人便是广场会议最核心的参与者之一。因此这两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解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既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水准，又给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
值得一提的还有同时为这两本书作序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C.弗雷德.伯格斯滕。他曾担任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并于1980年至1981年担任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伯格斯滕是广场协议及1986年卢浮宫协议美方方案的设计者，目前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和谈判委员会成员，等会我会介绍他在《管理美元》一书的序言里对于当下中美贸易形势的分析与预判。
我们先根据这两本书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广场协议应该为日本“失去的十年”背黑锅吗？
在《管理美元》一书的序言里，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写道：一些中国观察家错误地认为，是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融泡沫及其后来的崩溃，从而造成了“失去的十年”，因此反对中国参与任何广场协议式的安排。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和日本前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已经断然否定了这一说法。伊藤强调，日元升值式衰退在1986年年底就已经结束，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清楚地表明，日本的危机主要是由于未能切实有效地规范银行体系造成的。
《管理美元》一书的作者船桥洋一在该书中文版自序里则这样写道：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挤破日本泡沫进而打击日本金融实力的“阴谋”。日本的确经历了金融崩溃、长期通缩和泡沫破灭后“失去的十年”。但要说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压日本经济实力的阴谋，则十分荒谬。
而在日本，有许多人认为广场协议为泡沫奠定了基础，这同样与事实不符。日本的泡沫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日本确实曾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便在广场协议之后遏止日元过度坚挺，但要说这是日本泡沫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具有说服力……从治理的角度看，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在于，烟囱式的官僚主义壁垒，阻断了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全面的最优解决方案。可以说，日本最大的失败在于，在需求侧没有采取最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而且在支持供给侧方面也没有鼓励结构改革措施，广场协议并不是问题之源。不良贷款的处置不当、对僵尸银行和公司的“市场出清”迟疑不决，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金融危机的爆发。
上面这两段摘录涉及的内容比较专业，有些听众可能未必完全听得明白，其实我自己也是读得懵懵懂懂，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掌握两个关键信息：
第一，作为所谓的广场协议的“受害者”的日本，该国的精英在回顾历史时并未觉得广场协议是美国打压日本的阴谋，也并不认为该协议要为日本此后的经济衰退背负主要责任，所以国内那些一口咬定日本是广场协议受害者的人，可能太会设身处地为日本人着想了；
第二，日本在广场协议前后的一系列决策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有很多教训，后人应该吸取与避免。
接下来我们结合这两本书的观点说说广场协议的本质。
简而言之，广场协议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对抗苏联而进行的一次内部经济协调与尝试，在此期间，美国虽然与它的小兄弟比如西德和日本有各种利益上的小冲突、谈判中的小博弈，但共识是远远大于分歧的。
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当下的局面与80年代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当时的美日毕竟是盟友，或许有暗中角力，但没有谁真想搞垮谁，毕竟有个苏联在那里摆着；而如今呢，美国和中国并非盟友，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敌人。
用一种比较形象的方式来理解广场协议，你可以想象有一个超级大胖子美国和两个小胖子日本和西德坐在一条小木筏上，这条木筏就是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而苏联和它的小弟们则坐在另一条叫做计划经济的小木筏上。
因为某些原因，美国的这条木筏渐渐失去平衡，眼看就要翻船了，这时候，三个人赶紧商量怎么办，比如丢掉一些行李、分别坐到木筏的两侧等等，而从事后来看，木筏确实重归平衡。也就是说，广场协议的目的是避免翻船，而非后来一些人所谬传的是大胖子美国图谋把小胖子日本推下水。
借助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基本问题去重新认识广场协议：第一，木筏为什么会失去平衡；第二，面对木筏失衡的局面，三个胖子各自提出了什么纠偏建议；第三，三者最后达成了什么纠偏措施，效果如何？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木筏为什么会失衡？国际经济体系失衡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美元高估等因素导致美国进口多，出口少，贸易逆差巨大。
为什么美元会高估呢？从这两本书的内容里，我总结了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美国在此之前发生过史无前例的通胀，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采用高利率等铁腕压制通胀，高利率进而导致美元走高；
第二，美国政府收入少，开支多，预算赤字显著，因此只能向民间和国外借钱弥补赤字，自然使得美元更加供不应求；
第三，拉美在此之前发生了严重的债务危机，资金疯狂逃离拉美，回归美元，也就是说，美元变得更抢手了；
第四，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信奉“美元强则美国强”的信条，一直放任美元的上涨。
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与强美元紧密联系的所谓“里根经济学”。里根经济学始于1981年里根总统——也就是那个演员出身、后来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的总统上任时。行天丰雄认为里根经济学有四个要素：1.削减联邦政府开支；2.削减个人所得税并伴以投资的税收优惠；3.放松商业活动管制；4.实行反通胀的货币政策。为这些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强调减税对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认为能够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如果因此出现了预算赤字，经济增长也将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事后来看，这里头有两个错误的判断。第一，减税没能增加储蓄和投资，只是增加了消费。美国老百姓可不像中国人一样爱储蓄，而是崇尚今朝有酒今朝醉。第二，事实证明削减联邦开支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防和社会福利这两项开支易增难减。为什么国防支出降不下来呢？因为当时处于冷战，美国需要承担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所有防务任务，日本和德国等经济大国却都不愿意承担军费，只顾躲在美国的腋下埋头发展经济。换言之，一个体系内的各方权责分配不合理，美国背负了过多责任，这也是导致体系失衡、急需纠偏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1980年时，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同政府部门的赤字还大体相当，也就是说，美国人的净储蓄额还足以支持其政府的过度开支，不需要从外国人那里借钱解决预算赤字。但是1980年以后，也就是里根经济学大行其道之后，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间平衡被打破了，同时联邦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这些变化相结合，导致了更高的利率、强势的美元以及巨大的对外赤字。美国从一个1981年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一个1985年净负债1110亿美元的债务国。
一来是巨额的预算赤字，二来是庞大的贸易赤字，这种双赤字的失衡状态当然不具有可持续性，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助长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强调对进口商品课以重税，由此可能会引发贸易国的反击，演变成为步步升级的贸易战，最终导致国际贸易体系崩溃。另外一个可能则是高估的美元会在某一时刻以一个“硬着陆”的方式崩溃并拖累美国乃至全球经济。
这两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当时美国国会里的保护主义情绪显著上升，根据一项报告，仅仅在1985年，国会就提出了400项保护美国产品的议案，其中包括由民主党领袖提出的著名的征收进口附加税议案。因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日本首当其冲被批评。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行使《贸易法》中的301条款，根据他认为的日本对烟草进口实行限制的结论，授权美国政府部门对日本进行报复。这个就和今天的局面有一点相似之处了。
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当时世界三大经济强国的决策者在面对木筏失衡的局面时分别是怎么考虑的。
就像之前所讲的，或许是由于苏联这个强大对手的存在，当年这批参与谈判与决策的精英虽然在各国的责任分配与具体措施上有诸多分歧，但他们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系这一问题上是有着强烈共识的，换言之，他们都很清楚大家坐在同一个木筏上齐心往前划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把木筏拆了各划各的一定是几败俱伤的局面。
首先来看美国。
80年代的前五年，美元兑外币的汇率不断走高使得美国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在国际市场上陷入恶性竞争，因此这两个部门共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美国制造商联合会、商会和农场游说组织开始大声抱怨。
商务部长、农业部长等内阁成员开始发出支持美元贬值的言论，但里根的白宫和财政部长里甘所主导的财政部则充耳不闻。
1985年年初，詹姆斯.贝克接任里甘，成为新一任的财政部长。这个人事变动很重要，可以视为广场会议的发端，因为广场会议美国一方最主要的发起者就是贝克和他的副手达曼。这个财政部的新团队明显比它的前任们更关注美元问题。贝克和达曼当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对国会乃至整个美国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与美元的强势有紧密的联系，因此计划对强势美元动点手脚。
当时来自国会的压力很大，有几个法案正在谋求减少货币当局灵活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权力，要求他们干预市场，也就是说，如果财政部仍然在汇率问题上犹豫不决，那么国会就要介入它的地盘了，这使得后者不得不采取行动。
在6月初提交给财政部长贝克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副部长达曼勾勒出一揽子经济和金融措施，主要内容是：在美国不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提振非美元货币。达曼建议利用高规格会议，在美国、日本、西德这三个核心国家间，就主要的政策调整达成必要的协议。
简单来说，贝克和达曼一开始希望采取间接手段来降低高估的美元，但并不考虑采取买卖本币和外币这种直接干预的手段。即便如此，他两的计划在美国政界里也远没形成广泛共识，相反，其博弈的对手分布在各个层面而且势力强大。第一，一直提倡“美元强则美国强”的里根总统，可能并不喜欢美元贬值这个想法；第二，前任财政部长里甘可能反对他的继任者马上推翻其过往政策；第三，作为经济学家和1973年浮动汇率制的创始人之一，时任国务卿舒尔茨可能将“新体系”理解为走向管理浮动体系；第四，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普林克尔无疑会反对任何影响市场自发波动的尝试；第五，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可能会感到其管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威胁。此外，日本和西德等外国人不一定愿意支持对现状的任何改变。
首先，贝克和达曼通过耐心的沟通说服了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和国务卿舒尔茨支持调整汇率的新方案。
第二大障碍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普林克尔。
也许是预料到这是一块特别难啃的骨头，贝克并没有打算说服对方，而是干脆躲着他。斯普林克尔始终被蒙在鼓里，他是后来在经合组织会议上读了报纸才知道这回事的。斯普林克尔不是唯一一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人”。贝克-达曼计划的一个策略就是要出其不意。他们是在广场会议前24小时内知会了美国政府内大部分关键人士的，所以这些人没有太多时间组织起反对活动。就在广场会议前几天，贝克才用极其概括的语言向里根总统提及了广场协议的计划，总统可能没反应过来，所以没有提什么反对意见，而前任财政部长里甘当时似乎正把精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也没有强烈地反对干预美元汇率。
贝克和达曼这两位老司机的战术并不局限于闪电式行动，他们还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控制着白宫发言稿的进度，从而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加入了举办一次国际会议的暗示。他们是在相当后期的稿子中把它加进国情咨文中的，而没有在早期到处流传的稿子中加，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们需要得到关键撰稿人的帮助。
从上面这段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美国当时的决策层绝非铁板一块，包括召开广场会议在内的各项决策是各个政府部门、各种利益集团以及倾向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多位政治家互相博弈和磨合之后的产物。
接下来看日本。
我们国内的舆论一直以为日本是广场协议里完全被动的一方，实际上，在筹划广场会议的过程中，日本领导人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一开始，日本就是最支持采用直接干预手段降低美元汇率的国家，这其中既有被迫的因素，也有主动的因素。
先来看被迫的因素。1985年春，美国国会两院几乎同时通过了一项抨击日本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决议。对美国保护主义立法的担心以及逐渐意识到与美国进行个别领域的谈判不可能改变失衡的状况，迫使日本领导人采取行动。1985年年中，日本国内不同的利益群体也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处理贸易失衡问题。
《管理美元》一书的作者船桥洋一在几年之后采访了当时作出决策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回忆说：
1985年上半年，我们苦心孤诣地解决日本的顺差问题，到6月时，我们发现各种具体的贸易自由化谈判不足以处理失衡问题。因此我下决心实施一个综合计划，主要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对日元/美元的汇率进行调整。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大藏相竹下登等人，他们都同意，因为那是让美国政府承诺减少预算赤字、降低利率的唯一方式。为推动计划实施，我想我们应该接受“强日元”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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