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福卡智库
作者：福卡智库智囊团队
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迄今都充满争议
有人认为，中美竞争核心是科技创新霸权之争；
有学者提出，六种战略能力决定中美竞争胜负；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面临基本法治与市场制度的巨大劣势，且价值观的崩坏让中国人失去了方向和进取心。
虽然角度不一，但其实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归结到模式问题。
换句话说，由于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潜力主要取决于模式，因此，中美竞争的未来也已预埋在彼此模式的较量中。
然而，一旦落到模式问题上，争议就大更多了。
单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迄今都充满争议。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样板，而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可复制性，故不存在“中国模式”；
有学者虽不否认“中国模式”，却又觉得在很多方面远未定型，所以不能与美国模式等成熟模式相提并论；
还有学者则始终对意识形态保持警惕，提出“中国模式”概念产自西方，不知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须慎用之等。
正因为模式问题是核心，而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又模糊不清，因此，首先梳理清楚中国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显得更加必要。
中美模式的共同特征
诚然，争议与质疑是无法遮住这两种模式之光芒的。而究其根源，美国模式之所以有难以替代的辉煌，首先在于工业化后的政治全球化（即欧洲历史进步的先进制度）与新大陆的结合，而把封建世袭、制度枷锁等历史负担留在了欧洲本土。
至于中国模式的辉煌，首先来自当下经济全球化与旧大陆的嫁接，这使得有着数千年封建制度残余和农耕文明积淀的旧大陆枯木逢春，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迸发出惊人的爆发力。
有鉴于此，中美模式这两朵奇葩在源头上皆离不开不同制度与文明形态的嫁接。
美国模式的核心优势
美国梦的真实空间与终极追求
崇尚个人主义，相信机会均等，鼓励创新进取，信奉社会等级自由纵向流动等，皆为美国梦的写照；而其思维模式中终极目标与实用主义兼而有之的两重性，又小心翼翼地护守着美国人数百年来始终以实用主义为舵，试图带领全人类驶向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的终极彼岸。
不过，自从美国梦到达鼎盛的流金岁月时代起，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及由此衍生的机会不均等，便已让曾经触手可及的美国梦走向反面，大有越来越像一个精美泡沫之势。
设计精巧的联邦制
为结束邦联制下的美国在内政外交中的软弱、涣散与混乱局面从而应运而生的联邦制，不仅为改革和建设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选择，还能使联邦政府避开一系列难以一刀切的复杂问题，从而减少可能失误。
总之，联邦制既兼顾各州州情，又强化了中央权威，充分激活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积极性。
完整的系统开放
这首先要归功于美国的移民文化。美国移民的多源性决定了美国文化在民族认同基础上兼具包容性与杂交性，为营造一个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开放性、多样性和实用主义的试错原则，也许恰恰是美国强盛的秘诀。
不过，随着民粹情绪的升腾，以特朗普为代表，美国移民政策与此前背道而驰，这对美国的长远发展是有杀伤力的。
充分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
美国是全球大国中唯一没有经历过封建专制的国家，其一诞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也没有因农耕社会的封闭而造成对市场经济的束缚；即便是对统一市场有最大障碍的南方种植园问题，也通过南北战争的方式而解决。这是美国得以迅速成长为全球市场经济最发达国家的历史渊源。
只是，对市场力量的理性崇拜，对政府干预的天然排斥，又让美国市场经济演绎着繁荣与危机频繁交错的经典轮回。
中国模式的核心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
对此，社会上争议较大。但是，评估一种制度的优势是离不开特定的环境背景的。
试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等众多方面建立起自己的优势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如何突破别人构筑起来的壁垒获得发展。单靠市场的力量是否行得通？
事实上，无论是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来的英国、美国，在发迹、崛起的初期，国家的力量都深植其中。中国作为后起之秀，这样的发展阶段难以回避。
集体制之力，既能在天灾人祸面前迅速调动资源、彰显大爱、将灾害降至最低，又是建国后前30年迅速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体制前提，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迅猛推进等无不受益于此。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环境条件变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也要跟进变化，在需要的领域更好的发挥作用，退出已经不合时宜的领域。
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奇特嫁接
这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既有别于完全自然发展的美国模式，也相异于单纯计划控制的前苏联模式，还不同于对人民生活大包大揽的欧洲模式。
尽管两者的权重通常较难调配，但中国能将西方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神奇压缩进30年，显然与在“二人转”上摸索出了挺管用的套路有关。
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
这是“中国奇迹”最隐秘、却也最核心的部分。
建国前国共内战期间靠土改凝聚民心；建国后以土地公有集中管理国家财富；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小岗村土地承包制开启了新时代的篇章；房改以来又将严重超发的货币大量沉淀在土地中，非但规避了“票子发毛”的严重后果，反而缔造了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奇观。
适度的联邦制
相比于美国政党诞生于经典的工业经济，其联邦制更多的与历史渊源有关，中国的政党却建立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基础之上，故与之相应的政治架构不仅独特，还会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动态调整。这体现为过去30多年处于“财政联邦制”的第一阶段，中央权力下放、诸侯万马狂奔，其重心基本围绕着如何理顺“联邦”内部关系和平衡央地关系、条块关系的界面而展开。
过程性思维与渐进性国策的推行
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一样深谙实用主义精髓，无论是“三论”的大胆创新，还是改革的试错性、小步走、以点带面等特征皆如此，这不仅避免了重走前苏联老路，更使中国社会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错误国策中悬崖勒马，摸索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
系统适度开放
与美国的系统开放主要源自移民文化不同，中国的系统开放最初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由此激发生产力的极大释放；而历史的机缘又让中国在以开放带改革、以改革带开放的两大阶段中，恰逢跨企全球化、产业与资本的扁平化运动潮涌，进而使中国阴差阳错地成了原本旨在推行美国模式的全球化运动的既得利益者；而中国社会也在此大潮中由封闭转为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各种文化、理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涤荡着国人的灵魂。
但两国模式并非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或者非此即彼（要么市场原教旨、要么政府原教旨）。
这两种模式在不同时间、空间，各有长短。
美国模式的核心优势是市场经济
就时空大背景而言，美国模式适应经典市场经济与经典的Di国战争，但目前来看还不适应不对称的市场竞争与政治军事。
可以说，如果以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和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转换的分水岭，那么在此之前，有着“充分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根深蒂固的盎格鲁-撒克逊征服文化的美国，发展可谓如鱼得水。
这不仅体现在美国早已吻合经济规律地完成了从工业到金融、从实体到虚拟的递延、独占金融文明鳌头，充分收获以货币换资源好处，并第一时间享受了新经济文明的便利与暴利；而且在以往主要以侵占和掠夺为目的、以军事打击为手段的国家竞争中，美国更成功塑造了以其为核心的单极世界。
然而，随着上述背景的转换，深谙丛林法则的美国人不仅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失分，在宿命般的金融危机中“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也一再地失控、陷入泥潭。
可见，虽然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冠绝全球，但全球化的竞争其实就是不对称的竞争，既有赤裸裸的实力的碰撞，也有“田忌赛马”、“暗渡陈仓”。
美国模式在面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八路、游击队时确是力有不逮。
中国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非典性
相比而言，一方面，现有中国模式既有适应经典市场经济的方面，也更有适应非典市场经济的方面。
“系统适度开放”使特有的国民禀赋优势尽显，以致在全球化第一阶段商品贸易的自由竞争中中国已先胜一筹；而接下来的金融贸易竞争看似经典实则非典，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自由市场金融的传统，却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国体制”（经济刺激计划）和“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奇特嫁接”下高度趋稳的金融体系推上了历史舞台。
此外，在新国企、新产业等新兴非典领域，中国模式的体制和禀赋优势尽显，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不太适应Di国竞争，但在适应“拐点时代”方面有其优势。
客观上讲，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引进和外部资源的补给，而与通过战争方式攫取相比，依赖全球化的共享、互利互惠无疑来得更加可持续。
再加上主观而言，缺乏攻击、扩张性的国民性格也更倾向以和为贵和偏安一隅。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禀赋和性格，多多少少又促成了中国模式中灵活但不冒进（实用主义加渐进思维）的一面，例如中国的“试点文化”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既有效推动了改革小步走，又能在形势看似变得更糟之前予以制止。
毫无疑问，在法律、条文以及体系固化的国家则往往无法适应这样的做法（如日本虽欣赏中国的“试点”但受其法律限制不能推行），但反之在“拐点时代”、在转型国家，经济急剧转弯，传统一再被颠覆，实用主义只能大行其道，而中国的这一套，显然是满足了为自身过渡转型保驾护航的历史需要。
美国模式内在的“病灶”
就模式本身自我调适的时间空间而言，现有的美国模式终极导向往往过犹不及，无法从模式上自我调整。
其一，赢得了世界却赢不了自己，美国模式难以摆脱特里芬悖论式的宿命。
“世界一钞”美元终于因不可替代的过度使用、滥用而走下神坛，而作为“世界警察”，近年来，美国更是疲于奔命，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到2001年阿富汗、2003 年伊拉克，越来越力不从心，庞大的军事开支也极大地透支了国内经济。可见，盛极而衰的国运铁律是放之全球而皆准的。
如今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显然是有意对此进行调整，但美国骨子里的争强争霸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折腾并不会因此而根本改变。
其二，在市场经济充分递延深化过程中，国策效率将被民主与边缘化民众天然结合体所递减。
工业经济的过剩推动了美国经济向信息和金融的延伸，并由此带来产业的高端化、虚拟化、空心化以及中产阶级的下沉，经济活动日益为少数精英所掌控。
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多数服从少数”和政治上的“少数服从多数”作用的结果使美国国策越发难以达成共识，奥巴马上台后，医疗保险、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改革之所以推行的甚为艰难，就是因为遭到了代表企业集团利益的共和党人的强力抵制。
中国模式的短板制约长远发展
同样地，中国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现有模式并不适应常态机制、长效机制。
“摸着石头过河”的惯性思维，在确保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同时，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短期性。忽松忽紧、忽热忽冷，相关部门翻烧饼式的政策扰乱了市场预期，使得企业决策、投资者行为难以长期化，普遍重投机轻事业、重利润轻责任。
除此之外，现有中国模式也难以遏制寻租与官僚，以及难以让社会公民自我发展、自我担当。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从红顶商人落马到金融腐败每每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脱胎于计划经济全能体制的中国模式，本质上强政府弱社会，体制内外先天不足地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而相应地，社会在强势政府大家长式的呵护下，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几年前红极一时的网络词汇“打酱油”、“做俯卧撑”无疑反映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的淡漠。
当然，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每每有重大社会性事件，民众至少在舆论层面展现了极高的参与度。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大国崛起靠经济，长久运行靠法治。
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的是战争、武力，第二次是宗教，第三次是法律，而第三次才是罗马最辉煌的、现在全世界所公认的。
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国，没有法律对权力的遏制、对公正的维护是很难实现的。
两种模式的未来
总之，中美模式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没有普适而完美的模式，只有阶段性的绽放。
目前来看，依托于中国模式的长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呈现上升势头，而美国目前更多被短板所困扰，对其长板的发挥形成掣肘和消解之势。
如此一来，中美一个在前面踉踉跄跄小步慢跑，一个在后面快速追赶，不断逼近。这个过程根本上是双方模式的赛跑。
真正的冲突或将爆发在两国国力并驾齐驱之日。届时，领先的美国会焦躁，追赶的中国难免因虚骄的民族主义膨胀也出现急躁情绪，但新的世界性协调机制又尚未真正到位，于是，两个没人能压得住的“暴脾气”一点即燃、一触即发，假如一言成谶，中美关系可能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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