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国发院（ID：nsd-pku）
作者：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演讲整理。
民营企业危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我个人最近对民营企业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接触，结果很多企业家反映：当前可能是民营企业1992年以来最难过的时候。
中国经济在宏观上已经有过多次起落，以前民营企业家这种悲观程度的感叹很少，应该引起我们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外部还面临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情况下。
内忧外患凑到一起，对大家的信心影响非常大。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科学地处置风险，特别是股票质押爆仓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下一步整个经济发展的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不是要呼吁政府救市。但如果我们既有政策不调整、不作为，对形势发展听之任之，下一步就很有可能大批量民营企业被迫平仓，平仓之后如果又被国有企业收购，就把国进民退的舆论也做实了。这不仅对民营企业的信心打击很大，而且会在全社会，包括国际上引发连锁反应。
不能拿宏观调控替代改革
我今天重点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宏观调控问题。
过去几年，我们的决策者已经把宏观政策当成了结构改革的手段，这会造成结构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却又人为地加剧市场波动，尤其是波动又造成对经济最重要的民营企业最受伤。
在经济学理论上，宏观政策的目标是熨平经济波动，让经济在自然增长率的上下尽量小幅度地波动，整体运行平稳。但在中国，宏观政策几乎变成了万金油，什么都能管，哪个部门都能用，称之为九龙治水都不为过。最后的结果是宏观政策不仅没有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加剧了波动。
我们这一轮要回溯到2015年股灾造成整个信心崩盘，经济下行。2016年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开始推动新一轮扩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债务都明显上升。民营企业的债务上升有时候和政府推动有很大关系。2017年12月开始，我们又开始猛烈地降杠杆，造成很多民营企业的债务还不上，个别企业家甚至选择跑路。
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很多改革确实到了深水区，不容易改。相比之下，宏观调控就相对容易执行和见效，毕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控性非常高，中央政府也容易管。但不好的结果是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宏观调控政策当成改革。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地方政府融资改革。
地方政府融资改革可以追溯到预算法改革。在此之前，地方政府不能负债。但过去20多年地方政府开后门，负了很多债。老开后门怎么办？干脆开一个前门，让地方政府可以合理地发债，发行自借自还的国债。全国人大每年定一个债务上限。比如今年是18万亿，各地方政府的举债总数不能超过18万亿。好像定了这个上限就万事大吉了。
上一轮积累的债务最后进行了债务置换，总额大概11万亿。2016年开始的地方政府这一轮扩张在机制上并没有任何改变，前门开了，但后门并没有关上，地方政府换个马甲又从市场上融了很多资。2018年资管新规一上来，银行不得不把表外业务挪到表内，有钱也不敢再借给政府，直接造成不少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断供。项目一断供，下游很多企业都受到严重影响。国有企业本身有钱，融资容易，成本也低，受到的影响不大，但这对民营企业却可能是致命的。
这就是典型的用宏观调控来替代改革。中央政府出手紧货币，货币确实收紧了，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之前已经试过好几轮，结果都一样。宏观调控改变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最后还经常伤及民营企业。
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需要伤筋动骨的改革，涉及到体制问题。在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相对最简单的改革办法是干脆承认地方政府有投资的需求，这在技术也可行。否则，地方政府想投资又被管制，就一定从市场上找空子，最后整个政府负债多少谁也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全国人大只管住18万亿的总额远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是一个驼鸟般的策略。
如果我们承认地方政府有投资需求，同时给一个宽松的额度，地方政府就不至于再想各种变通之策。自从四万亿刺激以来，大家一说到政府投资就吓得要死，好像又要走老路，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可以抱怨四万亿，但没有四万亿哪有今天的高铁？哪有各大城市的地铁网络？4万亿有问题，但也创造了价值，要客观看待。
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咱们的货币是储蓄带来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增长模式带来的，是我们劳动积攒的，一定要想办法花掉，不然巨额的储蓄也是洪水猛兽。管住货币、不让花钱不等于钱带来的压力就消失了，总额180多万亿的货币还在，泄洪的压力一点没有减小。如果说民营企业加杠杆太危险，国有企业加杠杆效率太低，那谁来加杠杆？只剩下政府能加杠杆。政府加杠杆也不是坏事。政府做的多是公共事业，会改善我们的消费和福利。
当然，最好的策略还是真正推进改革，把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改变。在没有深度改革之前，全国人大要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限制放宽，尤其是做到总额和明细公开透明，至少中央能相对准确地掌握地方政府发了多少债，同时对债务规模有控制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再用宏观政策来代替改革，最后造成恶果。
不要对货币莫名恐惧
第二个是债务问题。
中国的债务高不高？当然高，特别企业债务很高。但债务高并不完全代表我们的体系出了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乱发钞票，甚至像有些人说的整个经济增长都是虚胖，这样的判断太过谬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高楼大厦、高铁都是看得见的社会进步。
中国的债务高、货币多，主要是和融资结构有关。我们的直接融资规模太小，社会融资每年增加十多万亿，但只有30%来自直接融资，来自股市的只有六千多亿，就像毛毛雨，作用不大。融资的主力还是银行贷款。银行每投放一笔贷款就相当于又创造一次货币。我们货币就这这么积攒起来的。在金融结构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猛降杠杆，最后的结果就会伤及无辜。
这一点在本轮降杠杆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强行把表外业务挪回表内，但没有想过民营企业基本上就是靠银行的表外业务活着，转到表内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借到钱。
我这里还想讲一点对经济学理论的反思：货币是中性的，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货币学派最主要的观点。但这个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市场是完备的。当市场不完备的时候，货币未必是中性的。
最近黄海洲和他的合作者的论文获奖。他们的论文就提出：货币可以看作股权。政府发货币就是给老百姓发股权，发太多的货币，就相当于把大家的股权稀释了。炒股的人都知道，很多公司都会增发股票，稀释股权。按理说你一稀释，股民们都应该跑掉，毕竟每一份股票对应的股权少了，价值低了。但为什么很多股民不跑，还继续持有，甚至买入更多呢？因为他相信这家公司未来还能增长，股价还能涨回去，股票对应的价值会再提高。对国家也一样，如果增发的货币能流向更加有生产力的部门，比如民企，经济增长就好，老百姓手里的股权虽然一时有所稀释，但股权收益还在不断提高。我们这一轮狠降杠杆，表面上把货币管住了，但实际上却把民营企业这样的好细胞又饿死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民营企业的利润增长在年初时还很好，信心满满，花三十多个亿进行海外收购。结果猛降杠杆造成企业断供，七十多亿贷款还不上。最后在国内怎么也借不到钱，市值从将近500亿跌到不足200亿，面临被国有企业平仓的风险。好在加拿大还有分公司，最后通过海外融资度过了难关。
我建议大家不要对货币再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这可能是降杠杆背后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总觉得货币太多要出问题，必须解决货币太多的问题。货币太多或者债务太多确实是有问题，但要通过艰苦的改革去解决，而不是简单地紧货币，关龙头，拨输液针。
在解决货币问题的改革上，国企改革要首当其冲。我们国企占用和浪费了太多的资金。徐高刚才的数据大家都能看到，股市从上市公司数量上看，民营企业居多，但市值只有7%。绝大多数资金还是流向了国企，而国企本来在银行贷款就很容易，成本也低。因此，不从根本上推进国企改革，杠杆不可能良性地降下来。
这都是我们在改革上面临的硬骨头，不应该、也不能再绕着走。
延伸阅读：吴敬琏最新演讲：中国经济很多基本问题没弄清楚
吴老近几年来一直在强调研究基础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国经济基本问题没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常常说这么三句话：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核心是研究基本问题。
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对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就现象答问题的多，对基本问题却常常研究不透。现象这个东西是多种规定的集合，而且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新的现象出现以后热闹一通，但浅尝辄止，没有把这个基本问题弄明白。过了两天，有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有可能是一种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现象表现有所不同，于是又来一次浪潮。这个浪潮又是这样，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当同样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现时又觉得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对本质没有认识，所以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原来那些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来，每次都从零点开始，每次都走不远。”
(本文是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名誉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9月15日在“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开幕致辞)
吴敬琏演讲全文：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相聚一堂，讨论“提升城市竞争力”问题。我在第一届论坛上说了三句话的寄语，我想把这三句话作为对这次论坛的寄语提出来，就是“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探寻中国发展的路径”。对于我们这些关心、支持、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三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问题”。
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有很热烈的讨论，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现象层面的讨论，就事论事，对于基本问题、对于问题的本质缺乏透彻的理解，因此没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共识。因为基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就以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它包含的问题非常多，譬如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城市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讨论了十几年了，但是对于基本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没有形成共识。
譬如说，对城市的规模问题有很多讨论。有的人认为，城市规模应该越来越大越好；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发展小城镇。各执一词，言人人殊。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讨论。所以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就很难用一套经济学的共同语言来进行辩驳。
有些人认为，城市规模和城市竞争力、城市效率是正相关的。他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规模和效率做一个回归，证明了二者是正相关的。但是，就像我们经济学走过的道路一样，用回归来分析问题，发现两个变量之间是正相关的，并不能证明它们是因果关系。
十多年以来，在城市化的功能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断地变动，至今也没有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解释。在21世纪初期，城市热衷于大投资，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造城大跃进”。当时的说法，城市化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资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大城市铺摊子，等等。
于是，后来的说法变化了，说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销售增长了60%多，从而把经济增长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论上的说明：农民进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销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设投资支撑了经济增长。
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经济学所说的能够支撑增长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种心理上的需求。农民进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收入有没有增长，有没有钱，否则这种心理需求并不能够变成经济意义上的实际需求。
到了2013年、2014年，流行的观点又变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自然结果，不能够靠城市化去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因而不能人为推动城市化加速。
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我们这里对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国际上经济学家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写了一本书《城市的胜利》，对城市化功能做了一个很简明的界定：因为人们在城市里的聚集，使得他们能够进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为创新的发动机。他从历史上讲起。古希腊时代，学者们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里进行交流，发展出很多新思想；文艺复兴时代，画家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绘画技术有了很多新发展。他一直讲到硅谷。这书给我很大的启发。
2010年我们在做“十二五”预研究的时候，邀请了几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Romer）。罗默到北京进行考察，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化的学术报告。他说，当人们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他说，因为城市化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人们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对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就讲了我们在苏州的调查。苏州好不容易从西部地区引进了一些人才，几个月以后却跑到上海去了。苏州认为，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各种文化设施都比苏州强。其实，那时候苏州已经规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们调查发现，问题不在规模，技术人员说主要的问题是苏州闭塞，在这里待几年以后技术水平就赶不上了时代了，而在上海技术水平可以不断进步。所以苏州主要问题是来者不拒，专业太多，于是同专业能够交流的人数太少，达不到提高技术水平的临界点。
罗默说，我的这个意见非常好，除了要发展城市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专业化。
我后来到广东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个意见。金融因为涉及到的专业太多，要达到临界点，城市的规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规模越大。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万人口。但是制造业不一样了，它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国波音商用飞机的生产基地就在西雅图的小镇上。还有商业，原来要在大城市里，网络发达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来研究城市规模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城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规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认为，城市化的基本问题需要讨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才能够讨论清楚。
同样，中国经济也有很多基本问题没有进行深入地讨论，没有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许多名家参加本次论坛，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上取得成果，能够形成一些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我们的具体问题。也衷心希望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能够持续地办下去，不断地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意见，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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