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老蛮数据透析站
作者：老蛮在此
民企虽然生存艰难，但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就业人数占比从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外企大致维持在6-7%之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从2011年的18.7%下降到2017年的14.6%，只相当于民企的一半。总结起来看，占有了最多资源的国有企业在净资产收益率、净出口和就业这三方面同时表现出极度的弱势。
开门见山，从这三者的盈利能力开始比较。下图是2011年至2018年8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以上）中民企、外企和国企的利润数据，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的月度数据库。
注意上表中的三列占比演变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企的利润占比从2011年到2015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从27.1%上升到峰值的35.1%，然后，伴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民企的利润占比持续下降，到2018年8月份下降到26.0%。外企的利润占比始终稳定在24%左右。而国企的利润占比演变规律则与民企刚好相反。从2011年的29.6%，下降到2016年的18.9%，此后伴随着供给侧改革，国企的利润占比迅速提升，到2018年8月份提升到33.5%。从这个角度上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意义，就是以原材料涨价为核心手段提升相应国有企业的利润，并减少民企的利润，也就是生产领域的利润再分配。
接下来要放上的数据，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三类企业各自的净资产数据，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月度数据库中的总资产数据-总负债数据。注意，这一组净资产数据本身没啥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根据利润与净资产数据，来演算两组非常重要的数据：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更加重要的，利润转化为净资产率。所以下表各位可以不用细看，只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国企的净资产规模比民企和外企的总和还要多，说明国企占有了最多的社会资源。
总利润÷净资产，就能得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数据：净资产收益率。这个数据乃是反映企业经营效率的核心数据。通过比较民企、外企和国企的净资产收益率情况，我们就能清晰的知道，到底谁挣钱的能力更强。所以下表就是本文放出来的第一个大招。注意，本文后面还有两个大招，各位在看完下表后不要急着抨击某战五渣，因为后面还会有更加震撼的数据。
民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1年的28.5%一直下降到2017年的19.6%，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无从扭转。外企的净资产收益率从2017年的22.3%下降到2015年的17.1%之后就开始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态势，下跌趋势得以缓和，2017年回升至18.2%。国企则极为弱势，基本上没有挣钱能力，从2011年12.9%剧烈下降到2016年的7.2%之后，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呵护，2017年才勉强恢复到9.4%，但是挣钱能力依然很弱。整体来说，民企和外企的挣钱能力，令掌握了最多社会资源的国企望尘莫及。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比较的，乃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数据，国企之中所谓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比如偏远地区的邮政电信部门，乃是服务类产业，并非工业企业。国有工业企业现在乃是纯粹的利润导向，早已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医疗养老教育等原本国企会背负的负担，也早已全盘交给社会。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并不能成为当下国有工业企业效率低下的借口。
接下来的这一组数据比较，乃是本文的第二个大招：利润转化为净资产率。企业获得利润之后，要么用于企业本身的再投资再生产，以扩大企业规模，并带来企业净资产的增加。要么就是结算利润出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正常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鼓励企业将更多的利润用于再投资。也就是说，企业利润转化为净资产率越高，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就越好。一旦企业家放弃再投资，纷纷将结算出来的利润用于炒房，或者干脆兑汇离境，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陷入巨大的经济困局。
我们首先来看民企。民企的利润转为净资产率，从2012年到2014年还呈现上升态势，从49.4%提升到79.2%。这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数据演变规律，照这么下去，民营企业家们维持着越来越旺盛的再投资热情，必将会承担起更大的经济发展责任。但此后形势突然逆转，到2015年就下降到了44.9%，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14.7%，再到今年1-8月份，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挣了1.15万亿的利润，但是其净资产规模相对2017年底居然整体下降了1.84万亿（480891亿-499918亿）。这种净资产规模下降，只能解释为有大量的企业家选择减产乃至是停产，从“规模以上”这个总盘子里消失了。企业家们集体主动或被动选择了这个危险的方向，导致今年1-8月份的净资产转化率变成了一个负值，并且数值极大：-160.6%。
整体而言，从2012年至2018年8月，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的总利润达到14.4万亿，而净资产增加规模仅4.5万亿。这之间近10万亿的差值，被民营企业家们结算了出来。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既然不鼓励他们将利润用于再投资，兑汇离境又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企业家们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炒房，拼命的炒房。这十万亿资金，就成为了撬起房价泡沫的最关键的砝码。
在外企方面，与民企一样，同样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再投资欲望减弱的趋势。2012-2013年，外企的再投资欲望稍微提升了一下，利润转化为净资产率从31.7%提升到47.5%，但此后的情况就不乐观了，2015年下降到28%之后维持了三年，到2018年1-8月份已经下降到了负值状态。与民企一样，2018年1-8月外企在获利1.1万亿的同时，净资产出现了减少，较2017年底减少了2694亿（100527-103221），这当然也是由于规模以上外企主动或被动减产乃至停产，导致外企总盘子的减少。这导致今年1-8月份的外企净资产转化率同样是一个负值：-24.7%。
整体而言，从2012年至2018年8月份，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10.9万亿，转化为净资产的规模为3.1万亿，余下的7.8万亿人民币，都被外资企业结算利润后离场。外资基本上没有参与我国的房地产盛宴，所以这七万余亿人民币资金基本上都只能兑汇离境。这就是我国在外汇储备以及汇率领域遭遇巨大压力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减少了近万亿美元，而人民币汇率也因此下跌了约10%。
国企的净资产转化率无须多分析。在理解了上面关于外汇压力的来源数据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放第三个大招了：三类企业的净出口数据，也就是它们各自为国挣外汇的能力。在今时今日，这种能力的强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下表中的数据来源为海关总署月报。
（备注：本表不含集体企业进出口数据）
在解读上表之前我必须强调一次：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的国有企业，当然是制造型国企，正如前面所说，今时今日它们无须承担社会责任，相反，由于控制了原油、矿石和食品等关键大宗商品的垄断进口权，国有制造企业事实上相对民企和外企而言，具备巨大的成本优势。然而这种成本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能力，国企始终没有建立起深加工能力并形成最终的出口能力。
从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净出口占比长期维持在100%以上。外企的净出口占比虽然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从峰值的84.2%下降到2018年1-8月的23.6%，但也始终维持为正值。唯有国企，始终保持大规模的负值，始终是贸易逆差的提供者。
整体而言，2011年至2018年8月，民企的净出口规模合计38978亿美元，外企合计11818亿美元，而国企的数据令人大开眼界，合计-19717亿美元。我建议各位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一下这个数据：-19717亿美元。然后我们再来好好思考一下：国企能不能建立起出口能力？如果国企最终无法建立出口能力，那么，国企还能干什么？
在本文的最后，我要放上一道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的饭后甜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有单位各自的就业人数。注意，这里不再是纯粹的工业企业，而是全部类型的企业，包括了第三产业和公务员体系。
总结起来，民企虽然生存艰难，但是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其就业人数占比从2011年的19.2%提升到2017年的29.9%，民企乃是我大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外企大致维持在6-7%之间，算是我大中国经济的定海针。唯有国有单位这边，即便包含了公务员在内，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就业人数占比从2011年的18.7%坚定的下降到2017年的14.6%，只相当于民企的一半。总结起来看，占有了最多资源的国有企业在净资产收益率、净出口和就业这三方面同时表现出极度的弱势。
（在台风“山竹”过境后攀山越岭依然坚持上班的民企员工，乃是我大中国的经济基石。爱护他们吧！）
在本文的最后，我依然要按惯例放上我的经济改革建议：针对制造业企业定向减税。减税方案有两个：第一，制造业企业将利润用于再投资再生产的，投资额可以直接折抵所得税。第二，将制造业企业人员工资列入增值税抵扣项。本文所谈及的所有经济困局，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建议得到解决。至于定向减税所带来的预计约1.5万亿左右的财政资金缺口，我建议同时向二手房买卖行为普遍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再予以免除。房价增值部分以20-50%的比例分档征收，以目前近十万亿的二手房市场规模而言，可轻易补足财政缺口。若能如此，善莫大焉！
延伸阅读:徐天舒、刘志彪：知名大型外企为何频繁关闭？——基于苏州情况的调研分析和启示
来源：长江产经智库
徐天舒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刘志彪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
近些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地强调要利用好高质量的外资，以此振兴实体经济、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但是实践中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势却不容乐观，一是外资流入的增量速度在不断地降低；二是已经进入的外资企业频繁地撤退或者关闭。例如，作为过去通过建立工业园区、引进外资，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典型城市，苏州自2014年以来，每当临近年终都会传出一家千人以上规模的知名外资企业关闭的消息。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年日本欧姆龙苏州工厂于2018年7月宣布永久性停产。欧姆龙苏州工厂的关闭，不仅引发了舆论对“苏州模式”的质疑，而且网上更是有人发出唱衰中国投资环境的论调。
外资企业关闭退出市场，是市场竞争中的一种正常事件和行为。但是外企集中在一段特殊时期、一个典型地区频繁地关闭，必然会导致对中国发展趋势、前景和政策的新争议：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外向型经济高地的苏州，其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伴随着苏州GDP总量排名的下滑，是否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应当如何理性看待这个愈发频繁发生的现象？外资的撤离，是产业空心化的前兆，还是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曙光？在转型升级的阵痛中，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会是哪些？
最近我们带着问题访谈了许多被关闭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询问了数位与外资企业提供高级人才招聘服务的猎头，并通过正规网站查询了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知名外企关闭苏州工厂的信息，据此整理了附表“20家苏州知名外资企业关闭情况汇总表”，并把我们的初步分析反映如下，希望对掌握面上情况和制定决策有所帮助。
壹
被关闭的外资企业的两个特征
1、外企关闭呈现出阶段性。2009-2018年近十年来20家关闭的知名外企在时间上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在2009年，很明显是因为受当时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先后有6家外资企业关闭苏州工厂，主要涉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鞋业和低成本需求的半导体行业，且以美国企业居多。第二阶段自2014年起，关闭的数量呈频繁状态，涉及的产业相对分散，主要是电脑和手机配套产品、造纸、制药，且投资国（地区）覆盖了欧美、日韩和台湾等。
2、被关闭的企业在苏州投资时间早、投资金额大、雇员人数多。企业平均注册年份为2000年，关闭平均年份为2013年，企业平均经营时间为13年；这些企业中有17家注册资金都在亿元人民币以上，大部分企业雇员都在千人以上，其中不乏苏州当时大力引进外资时期力推的重大投资项目；这些企业中有17家集中投资在苏州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级产业开发区：古城东面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简称为“园区”）和古城西面的苏州国家高新产业开发区（简称为“新区”）内。
贰
知名外资企业关闭的原因分析
（一）苏州本地生产的成本偏高，被关闭的苏州工厂将产能转向了东南亚的工厂生产。一是“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双重效应叠加。中国人口红利衰退导致的“用工荒”，房租拉动型的工资上涨，技工和普通大学生比例失调这三大因素，是导致外企劳动用工成本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苏州劳动密集型工厂的HR经理，甚至把一些在读的年满18周岁的技校或职高学生以实习的名义招来工厂工作。苏州的房价高，即便是合租房租也要1000元左右；苏州的物价高，基本工资3000元（尚未扣除需要强制扣除的“五险一金”），如果不提供住宿没有加班费的话，根本就招不到工人。工资增长过快，直接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的耐克2009年和阿迪达斯2012年苏州工厂的关闭，并将生产业务转向东南亚国家。二是管理人员薪水上涨过快。在苏州设立工厂的世界500强中，主管级的基本月薪在1万元上下，经理级在2万元上下，副总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月薪已经达到3-5万元，外加14个月薪水或年终绩效分红或股权激励，整年收入打包总额已经超过投资国的中产阶级水平。这些在华跨国公司雇佣的中国籍高级经理人和各级职员薪水上涨过快，间接导致了生产耳麦的缤特力在全球业绩不佳的条件下，仅投资苏州5年不到，就将业务转卖给了其在国内的代工厂。三是汇率因素。在2018年之前，人民币的连续快速升值（美元汇率从1：10最低贬值到过1：6.0408），造成以出口为主的外企盈利能力大幅降低。四是税收优惠效应逐渐消失，地方税收征管日趋严格。这些关闭的企业大都经营期在10年以上，“三免二减半”的税收优惠已经过期，外企的所得税从15%上升到25%。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压力下对外企的税收征管日趋严格。2017年初，苏州税务局对希捷的内部交易进行补收税款，导致希捷最终做出关厂的决定。此外，强制要求外籍在华工作人员缴纳社保也遭到外籍员工诟病。五是经过20多年的招商引资，苏州可供工业的用地已经枯竭，外资企业的用地成本十分高昂。目前苏州古城西面、东面、北面已经开发完毕，仅南面因将县级市吴江变为城区，目前尚留有可成片开发的工业用地。目前苏州园区的招商条件已经十分苛刻，设定了每平米注册资金、亩产产值、亩产利润率、单位能耗排放、劳动生产率等与土地使用挂钩的严控指标，客观上来讲，企业的用地成本已经非常之高。
（二）外资母公司全球业务萎缩，导致下属工厂停产关闭或转移到其他国家生产基地。1999年美商国家半导体和2015年诺基亚苏州工厂的关闭，就是起因于全球业务萎缩、业绩不佳，被迫关闭工厂将产能转移到它国生产基地。2017年宣布2年内把苏州工厂产能转移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葛兰素史克、2017年关闭的住友电工和JDI苏州工厂，以及2018年关闭的日东电工，亦是在全球或中国业务萎缩的条件下，出于全球价值链布局考量做出的无奈之举。
（三）总部被收购或兼并，导致下属工厂股权变更或直接被关闭。1999年关闭的英飞凌苏州工厂、2016年美国硅谷基石投资的“快捷半导体有限公司”被安森美收购，都属于这种被收购或兼并的情形。
（四）上游采购方业务萎缩或倒闭，导致下游供应企业丧失订单后关闭。2014年关闭的闳晖科技苏州工厂，受诺基亚业务订单萎缩影响；2015年关闭的普光电子苏州工厂，受三星业务订单萎缩影响，加之它们客户结构单一、对采购方依赖度极高，造成“上游枯竭下游受旱”，出现韩国高管集体逃离中国的现象。
（五）产品或业务被创新产品替代，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淘汰。如2009年关闭的艾佩斯苏州工厂，由于计算和储存技术的革命，导致用户对其产品不间断电源的需求急剧下降；诺基亚手机被以苹果为代表的智能手机所替代；2018年关闭的欧姆龙苏州工厂，其主要产品为液晶背光板，现在低端市场已经被中国厂商占据，高端市场被OLED替代，而OLED自发光又不需要背光板，因此欧姆龙背光板业务很难再支撑下去。
（六）政府的生产安全和环保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强。昆山中荣金属制品公司爆炸事故之后，江苏省对有铝镁工艺流程的企业一律进行停产整顿。闳晖科技苏州工厂的生产工序有铝镁工艺，因此受到了影响，加上作为诺基亚下游的代工企业，受前者全球业务萎缩影响，终于在2014年停产。又如联建科技2009年7月曾爆发员工正己烷中毒事件，47名员工遭受不同程度的中毒影响。由此政府监管部门和美国采购方不断加大了监管力度，2014年因债权银行申请对公司所有账户采取冻结保全措施，导致资金链断裂无法继续经营。
（七）企业乘着“腾笼换鸟”政策的“东风”，套现关厂。1993年进入苏州新区的紫兴纸业，是国内第一家现代化的铜版纸生产厂，也曾是苏州投资规模最大的外资项目。因为投资早，公司所处的地块附近经过20多年的开发，逐渐成为苏州新区的核心地块，周边商业中心和高档住宅小区林立，而造纸厂又是高排放污染企业，因此对紫兴纸业来说，在更大产能的竞争对手和环保违规的压力下，面临着高价回购土地的不断“诱惑”，终于在2016年决定卖地关厂，该地块被政府回购后，一年后以68亿元人民币被拍卖成交。
综合来看，大量知名外企关闭在苏州的工厂，既有企业自身的成本和业务经营方面的原因，也有所处产业的技术和需求不断演变的原因，还有当地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原因。出乎预料的是，这些企业关闭的原因，基本上属于正常的市场退出行为，并非苏州模式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因为苏州的整体经营环境恶化了或者政策发生了不利的变化，更不能随意推演中国丧失了良好的吸收外资的条件、中国各级政府不想善待外资了。
叁
优化利用外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从近十年中苏州20家大型知名外企关闭的原因看，虽然绝大部分都属于正常的市场竞争和业务调整退出，但是除了（二）、（三）、（四）、（五）外，其余都是属于企业经营的大环境的变化。对这种环境的变化带给企业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丝毫地放松警惕，也不可以熟视无睹、任其发展和无所作为。
因为，未来中国吸收外资的最大阻碍，不在基本政策面，而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过快的趋势。这一趋势削弱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在导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过快的因素中，有些是必然而且必须尽快发生的，如环境保护支出；有些是必然的但是应该由劳动生产率增长制约的，如各种劳动成本；有些是要坚决控制的，如房地产价格，它从两个方面不利于实体经济和外资：一方面是影响企业成本提升中的最重要的综合因素；另一方面又诱导企业放弃实体经营，走向泡沫经济游戏。因此，优化利用外资环境的政策取向，主要就是要区分情况抑制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过快过猛的趋势，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一）明确城市产业发展的定位，创造新的吸引人才的核心产业。过去中国的很多城市之所以可以吸收大批国内外的人才，是因为大量进入的外资企业可以提供高薪水、给予人才国际化锻炼的机会。如果外企频繁关闭，那么这些城市今后拿什么来吸引各类优秀人才？为发展创新驱动经济，今后城市政策的核心指向是要能够足够地吸纳各类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为此需要明确城市产业发展的定位，为人才集聚创造平台。千万不能因为外界因素的干扰，在城市产业发展的定位上左右摇摆。对于企业来说，战略的犹豫是致命的；对于一个快速变化中的城市而言，更是如此。
（二）变革以廉价生产要素为主的招商模式，吸引能形成新兴产业集群及处于产业链核心端的企业。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土地成本高昂，许多地区面临无土地可供工业开发的窘境。因此，需要根据城市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地淘汰过去无选择地吸引来的落后产业及污染企业，进一步实施精准式“腾笼换鸟”的土地置换措施，为新兴产业集群及处于产业链核心端的企业留出发展空间。
（三）有选择性地实施以智能改造为主的产业链升级。在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地区，大部分外企都是那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际代工企业，这些企业是跨国公司的执行单元，承担着一些简单的生产制造功能，并没有什么研发设计能力。因此往往很难就地实施大规模的产业转型，这些企业应以市场的自然淘汰为主。当前和未来中国沿海城市应该作为吸引高端外资的重要地区，有选择性地实施以智能化改造为主的产业链升级。对有条件的外资企业，则可鼓励其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改造。
（四）高度重视技术工人队伍的培养。经历了2010年以后严重的“用工荒”，现在各地都已经高度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许多城市加大了中考分流的比例，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也已经有所降低。但在实践中，这些被分流到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又有很大比例通过“高职转本”、“专转本”等形式回流到普通高等学校。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技术工种，以及“宁可低薪水坐办公室不肯高薪水做技术工人”的传统思维，加上溺爱独生子女等因素，都阻碍了有为青年在技术职业上的发展。为此要学习制造强国的德国，让技术工种在企业倍受尊重，并让这种尊重建立在系统性的物质保障基础上。德国项目团队一个空降的经理，月薪3000多欧元，但他所领导的技术工人，由于工龄在20年以上，月薪可以达到8000多欧元。因此不仅教育部门要从学历教育层面大力培育高级技工人才，而且需要全社会大力提倡“工匠精神”，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来促进企业对技术工人进行在职培训，可以考虑将近几年实行的人才补贴政策扩大到技工领域。
（五）进一步降低企业对社会保障成本的负担，尽快落实社保全国范围内的自由迁移。由于近年来反映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的呼声很大，因此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将企业和个人需缴纳的社保金比例有所下调，并且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还设置了ABC三档不同的社保缴纳比例。但是由于目前全国社保尚不能做到异地转移，在某地工作的外地人员离开该地时，只能拿到部分（本地社会统筹部分要做扣除）社保金，或者由于没有转入单位而放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变相拉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此外，涉及到“税、费、金”的政策改变，需要国家层面来统一协调，作为省级甚至是更低的地市级城市是无法协调的。
（六）以内需为导向，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我们的调研中唯一值得推崇的关闭案例，是飞利浦关闭其中国数据中心，它已经整体搬迁至阿里云，实施从设备提供商向全面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转型。中国以承担国际代工为主要形式的外资企业，很少能带动投资国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中心迁入。但我们庞大的内需市场依然对国外领先企业具有吸引力。因此应更多地探讨在华外企参与“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和方式，让更多的外资研发中心和“中国创造”参与到本地化融合进程中，那么在华外企外撤的可能性就越小。
（七）要进一步认清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坚定信心走“专精特新”的工业发展道路。虽然外资企业关闭与本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但大量外资企业的关闭，客观上会对这个城市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因此如何有效消除外企关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成为城市政府一项迫切的任务。其中，加快发展本土中小微民营企业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策略。就全国而言，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5%，税收贡献占到了50%以上，出口超过了68%，吸收75%以上的就业人员。这些年国家对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鼓励，以及出台支持创新型、创业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大量政策，是苏州产业需要认真考虑发展的环境。这其中尤其要对能吸附上下游产业的创新平台型企业加大扶持力度。
附件：《20家苏州知名外资企业关闭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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