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您刚才提到了拥有长期资本能使您在做多时更为激进。那么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您会逐渐降低空头头寸吗？
BA：在做空MBIA（MBI）之后我公开了我们的逻辑，很多我们的投资人问我是否还会再这么干。我告诉他们短期内我们不会再做这样一个大型的公众空头。MBIA和（做空）康宝莱之间隔了五年。虽说如果某家（公司）的价值实际上将下滑至零，也许下一次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说一句：“我们要做空某某某公司！”它的价值就直接走向零了，甚至不需要我们做任何路演。我希望能做到这样。
卖空是天生不被赞赏的。我们更喜欢做空信贷而非股票。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家拥有很多优质信贷违约掉期的高杠杆公司，我会更倾向于去这么做而非冒着股价上升的风险来融券做空。
G&D：创建潘兴广场时您的成就目标是什么？
BA：1957年，巴菲特成立了巴菲特合伙事业有限公司。11年后，在购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股权之后，他给了投资者们一个选择：想退出合伙的可以拿走现金，想要把股权并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可以拿到股票。巴菲特（自己选择）放弃了10亿美金的好处以及25%的利润分成，留下来为了年薪10万美金和一家大众纺织公司做CEO，而这家公司我认为市场价值也就3-4千万美金。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答案是假如你是一名控制导向的投资者，你会意识到资本基础的稳定性会随时间而对你的回报率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巴菲特合伙事业公司没有企业层面的税务，而在伯克希尔哈撒韦他不得不为无股权的十万年薪工作，并且支付企业层面的税。这就告诉我他认为资本基础的永久性比其他要素更具有实质性意义。
这基本上就是促使我们建立一家公募的原因。我们不想付企业层面的税，所以我们不想和哪家企业合并。而潘兴广场控股是一家离岸封闭式基金，我们是用一种投资控股公司的态度来考虑它的。我们有这些我们在其中有很大影响力的子公司，我们经常出席董事会，并且我们持有它们很多年。我们每年添加一到两个新业务。我们的目标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高复合回报率。这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不一样的，巴菲特已经不再是一个激进分子了。尽管他过去的那个对Dempster Mill Manufacturing及Sanborn Maps的投资还有些激进的倾向。
对于我们而言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用一种对投资者有利的方式获得永久性资本，从而使我们能把规模做起来。我们有一个我认为是市值最大的封闭式基金——它有66亿的规模。为什么我们选择做基金而不是做再保险呢？因为我不了解再保险，并且我不想在投资风险之余再混入财产意外风险。那太复杂了。
G&D：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当他们投资于公募的时候，他们所付的费用更少，也有更多的流动性。您觉得PSH会在对冲基金这部分影响潘兴广场吗？
BA：大部分我们潘兴广场的对冲基金这部分的投资者是不会投资在公募的。我认为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任何投资偏好的投资者。
G&D：您一定有一个相当忙的工作时间表，您是怎样分配时间的？
BA：这点上我做的不那么好。这是唯一我需要改进的头号大事了。我总是很难对事情说“不”，我应该多学习拒绝。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G&D：那么您在投资上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花在思考策略、分析公司及付诸行动的比例是多少？
BA：要看情况。今年我花了大量的个人时间在AGN、PSH和ZTS上，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团队关注几个大的项目了。
相较于典型的投资公司，这是一个更为团体化和策略化的模式。通常你会有一个后台部门和一个投资队伍。而在潘兴，我们每个人都投入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上，包括路演、法律分析、合规性等等。
G&D：说到潘兴广场的凝聚力上，您认为什么是公司的核心价值？您对团队成员的要求是什么？
BA：我们在加入成员时非常小心谨慎。我把我们的文化称为功能型家庭文化。这是一支非常高质量、非常聪明、有能力和上进的团队。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非常喜欢彼此，这在一般的商业环境中是很难得的。
我会面试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前台、保洁以及投资队伍的人。我觉得我是非常擅长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的。我们对员工的要求首先得要是个好人，是一个人们愿意花时间和他待上一天的人，因为你马上就是要这么做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我们招什么人取决于我们缺什么角色，但是我们都喜欢和努力、诚实、聪明的人待在一起。
我们这的离职率很低，即便是前台。
G&D：您提到有些更大些的私募公司是你寻找人才的地方。您对于在私募工作的人有什么偏好？
BA：今年我们做了两笔投资——年初的AGN和年末的ZTS。这对于你所熟知的典型多头对冲基金和混合基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节奏。我们不得不找到愿意花大量时间在研究和分析上，并且能在很多有吸引力的事情中找出一样来关注的人。
在很多对冲基金里，人们都是点子狂。每周的点子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私募工作背景对我们而言是更好的选择。一个私募的投资者会花上一整年的时间在一笔交易上，如果他们不是最高的投标人，他们就得不到它。而在这里，你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在什么事上，但是如果我们想做这笔投资，我们就能做。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支付职场价格，但我们不需要当最高的出价者。
对于一个有私募工作背景的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过渡。我们从来没真的雇用过哪个从对冲基金出来的人。实际上，我们的模式就是没有买入限额的私募。
G&D：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哥伦比亚商学院非常慷慨，为什么？做慈善对您来说重要吗？
BA：是我的一个同事，Paul Hilal，把我们拉入到哥伦比亚的（资助）项目来的，并且想出了搞一个投资班的点子，也就是后来的应用安全分析和潘兴广场挑战项目。但是哥伦比亚只是我们做过的慈善项目里比较小的一个。
在过去六年里我们已经捐出了超过2.5亿美元。有意思的是，我开始相信我从我的营利性生活中能比从非营利性生活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现在在想办法弄清楚怎样从非营利性活动中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G&D：您是如何选择做慈善的领域？
BA：我们努力去解决问题。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的首选是找到一种营利性的解决方法。有些问题看上去没有营利性的解决方法，或是至少人们还没想到这样的解决方法，那么我们就会帮忙去找到非营利性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类问题。
在我们参与的项目里，通常是有人运营的。这里就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很难把它们排序。刑事司法改革就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一个东西。我们也对经济发展和教育感兴趣。我们还为纽约城的文化做过些事。我们在哈佛发起了人类行为学基金，基本上是研究行为经济学与心理学及生物学的结合。我们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不限范围的慈善事业。这个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计划，我们都是边走边看。
G&D：在我们结束之前，您对那些有意自己创办基金或是毕业后从事投资管理的同学们有什么忠告吗？
BA：你们应该只和那些你喜欢、相信并尊敬的人一起工作，你们应该聪明地选择为谁效力。
说到在商学院之外做些什么，那是我很久以前做的事了。我很幸运能有个2.0版的Gotham，某种意义上它是潘兴广场的训练基地。我觉得我在潘兴广场上能有更多的成功是因为我有在Gotham的经验。你们可以通过为别的什么人工作来获取这样的经验。我没这么做的原因是我的性格真的不适合为别人打工，但是你们能从中学到很多。我并不关心你们能赚到多少钱，相较于获得的报酬我更关心你们能学到什么。
我还觉得为了成为一名伟大的投资者，理解生意以及如何做生意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因为相对而言，如今要开展一项生意非常容易。由于可以很容易的进入到亚马逊云端和其他的开发资源，启动成本变得非常低。我觉得在今天我更愿意去开一家公司，而非理财。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理财。事实上，如果你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怎样你都得开始理财的。学习这类技巧是好的。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够多的人做投资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业者。
G&D：谢谢您今天花时间和我们坐在一起分享！
（文章来源于“赣江汇之博译小组”，主译：Cynthia，编辑：Cynt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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