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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采星驰 | 王安石:可惜风流总闲却

俊采星驰 | 王安石:可惜风流总闲却 赣江汇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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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宋代江西十大历史名人第一个当属王安石。力顶压力,协助宋神宗实行变法,本以为能够改变积贫积弱现象,没想到变法失败。王安石郁郁而终,北宋风气由此大变,甚至有人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到变法上面。

编者注

王安石     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古往今来,人们认识王安石大多数是从他的文学与改革两方面来说,人们对他的认识也是褒贬不一的。自北宋当时到近代,人们对于王安石的评价贬低为主流,宋朝几位皇帝为其追封的爵位及谥号,到了后来都被废除了。甚至许多人认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甚至是导致靖康之耻的根本原因。到了现代的时候,则以褒扬为主,历史课本上对于他大多数都是赞扬之语。


专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

变法之前,王安石默默地积累学问,积攒人脉、声名,并渐得朝堂内外的信赖褒奖。宋人马永卿《元城语录》有载:“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

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中,老百姓总是习惯于将命运寄望于几个能臣、好官。


可他偏偏不出来。


《宋史》说他:“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好官和好东西是一样的,人们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无论仁宗朝、英宗朝,他都多次拒绝了朝廷的任命。这使他声名鹊起。关键是他拒绝的态度和方式有意思。据说,仁宗朝时,曾任命王安石同修起居注。这差事并不显赫,但能够近距离地了解皇帝的一言一行,也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恩宠和信赖了。王安石却不屑一顾,“辞之累日”。朝廷一开始以为他是自谦,后来发现他是看不上,自然不满,竟跟这个倔牛较上了劲,看谁犟得过谁。史书对这件事记载颇为翔实——

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朝廷一再遣人,将敕书送到王安石府上,人家却四处找不见他。原来,他一听到门口有动静,立即一溜烟跑到厕所躲起来,蹲在里头不吭声。可跑腿送文书的阁门小吏得向上交差啊,怎么办?左等右等不来,人家干脆将文书往王府的桌上一丢,扭头便走。王安石这下急了,匆忙从厕所跑出来,一把扯住公差,把文书硬是塞还给他。如此,推辞了竟有八九回之多。不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最后还是以王安石“屈从”告终。


王安石此事,倒也未必是学古代隐士的欲擒故纵、待价而沽。他是出于对自己价值的清醒判断。他清高自重,根本瞧不上这份整日围着皇帝记载吃喝拉撒的富贵闲差。人生苦短,他知道自己应该把精力放在哪儿。


在这期间,他写过一首诗,以松自喻,字里行间,足见其自信与自负:

廊庙乏材应见取,世无良匠勿相侵。


一棵好松长成,倘若没遇见一位良匠,还不如不去采伐它。可从皇上对他的职位安排上看,仁宗显然并非王安石心目中的“良匠”。既如此,他宁愿在家待着做学问,也不愿胡乱浪费光阴才华。


他是要等。等待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

▲ 王安石像


仁宗仁慈厚道。可他已然老迈,早没了年轻人的血性。在他的统辖之下,整个国家也和一位老人一样,保守无趣,暮气沉沉。之后继位的英宗,又身体病弱,整日缠绵床榻,也非王安石所期待的英君明主。


但不做官不等于不关心国事。闲居江宁,反倒使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去读史和思考,他沉下性子,在古代典籍中寻找灵感,寻求治国良方。


倒是他的朋友们,个个都有些沉不住气了。



王安石的朋友圈

在王安石还不为人所知时,当时已有韩(亿)、吕(夷简)二族名满天下,堪称北宋两大政治巨室——

韩家:韩亿的岳父王旦为真宗朝的宰相,本人则官至参知政事,处事很有决断,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韩亿第三个儿子韩绛也官至宰相。


吕家:宰相世家,世所罕有。《宋史·列传》有云:“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代人皆为贤相。其中,吕夷简主持中书省二十年,是宋开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宰辅。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吕夷简在北宋政坛的影响和地位:有一次,他抱病卧床多日,宋仁宗竟剪下自己的一缕胡须送给吕夷简,说他打听到一个胡须疗疾的偏方,希望能助爱卿早日康复。


王安石深知人脉关系的重要性,他想办法和韩、吕两大家族的高干子弟韩绛、韩维兄弟(韩亿之子)以及吕公著(吕夷简之子)建立起了深交。酒香也怕巷子深,王安石在这方面倒是坦然。他时常跟好友谈起自己的抱负,韩、吕兄弟都很佩服王安石的才华,一有机会便向人举荐他。


先说说韩维对王安石的影响。


神宗赵顼还没继位时,为颍王。韩维在颍王府邸任记室一职。他谈论时政经常得到颍王的夸奖,可他每每摆手表示:“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这句话,像极了民国时期文人常挂在嘴上的那句——“我的朋友胡适之”……

几次三番,韩维皆是如此,王安石便给神宗留下了深刻印象。等他刚一继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见王安石,并委派他一个知江宁府的重任。仅隔数月,又火速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陪侍左右。可以说,是韩维韩绛兄弟以及吕公著等好友将王安石直接引荐给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其铺垫了走向权力巅峰的基石。


但韩维、吕公著后来在变法一事上,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好友反目,甚至遭到了贬黜出京的命运。尤其是韩维,当年曾经张口闭口“我的朋友王安石”,但随着王安石成为政治核心,二人终因变法分道扬镳。



再说说王安石与吕公著关系的变迁。


公著后来选择了与司马光共进退,而与王安石坚决分道扬镳,二者形成颇有意味的参照。


但在仁宗、英宗时代,王安石默默无闻之时,吕公著识才重器,与王安石颇为交好,而王安石也以兄长事之。王安石“博辩骋辞,人莫敢与亢,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可以说,当时的王安石,只佩服吕公著一人。王安石曾对很多人表示:“晦叔为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屡屡辞官不做的王安石,竟然因为吕公著做了宰相,自己也终于愿意出山了。他认为自己所提的变法主张,也一定会得到吕公著的支持。但这次他错了。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光。他数次上书,列举王安石新法过失,“以故交情不终”。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都对他经历了寄望、失望而后抗争、绝望的过程,最后只得退避三舍,眼不见为净。正如后来朱熹所说:“是时想见其意好,后来尽背初意,所以诸贤尽不从。”甚至连条例司内被王安石提携重用的七八人,也都出于对变法“事悉乖戾”的认知,而纷纷“恳辞勇退”。


“三苏”与安石

“三苏”与王安石的关系,最有意思。


苏老泉一开始就瞧不上王介甫。不仅瞧不上,还要洋洋洒洒写一篇《辨奸论》,白纸黑字地表明态度。


这篇小论文极为精悍劲道,虽然时隔千年,至今读来仍觉麻辣鲜香,气满意足。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曾一论再论,证明《辨奸论》非苏洵之作。但即便是托伪之作,偏偏假以老泉之名广为传播,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苏洵对王安石横竖看不上,在当时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苏辙有才,曾经被王安石纳入其权力中枢。但随侍左右,贴身观察,使苏辙对介甫得出了“强狠傲诞”的印象,而后与之分道扬镳。苏辙又在其诗歌批评的经典论文《诗病五事》中,直言不讳,以“王介甫,小丈夫也”为论点,从王安石的《兼并》一诗,敏锐找寻到了他后来变法的早期思想萌芽,并据此对这场变法的本质进行了揭批。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缘起,是“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因此,他推行“青苗法”,是夺取富裕阶层的利益。但事实上,从富人那里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使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因此,这场变法虽有着悲悯底层的初心,最后却演变成了打左灯走右道,走的是相反的“享上”路线,即把民间无论贫富之家的口袋全部掏空,用来讨好皇帝,制造国富的假象。


苏轼和苏洵、苏辙对王安石的态度又有区别。


苏轼一开始上书反对“新法”,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又说:“夫兴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他是从更为深远的生活层面、民生视角,提出了和政治家王安石迥异的变革观点。王安石被迫退休后,司马光上台,将王安石新法逐一铲除,苏轼却又看不惯了,认为有的新法还是有可用之处的,不应该一刀切,反对司马光的一味固守。苏轼也为此两头不讨好,饱尝两派冷眼。


北宋政坛,屡有变法之争,朝堂上百官辩论激烈,在史书上时常可读到某人因一时气急背痈而亡的记载。


苏轼博古通今,才气冠绝,王安石一般不是他的对手,遇到这种斗嘴皮子的事,总是败下阵来。


王安石与苏轼

虽然关于二人此类意气之争的故事有很多,但他们不仅仅有政治上的交锋,也有生活中的交集。尤其是两人晚年,政治上已是落尽繁华,又都先后经历了丧子之痛,王苏之间更多地回归到了质朴的人性层面和文化属性,表现出大家之间特有的大度与从容。


最让后人追想不已的,是二人在金陵的那次历史性的会晤。

据《曲洧旧闻》——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


王安石晚年,喜欢着一身粗布衣裳,骑驴而行。这次金陵会,史书寥寥数语,却几笔勾勒出了一个富有意境的江岸图,极富画面感。那一刻,两人已是一笑泯恩仇,放下了所有的是非恩怨。在金陵,二人携手游蒋山(也即今天的钟山)。


两个世纪伟人,终于在人生的尽头处,握手言和。


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文人情事之一。


王安石的根本思路是去触动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试图对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财政来源做一次破坏和重建。他是想要通过做“增量”,来实现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战略构想。但在当时皇权统治的封建农业社会中,这一旷世治国理念注定不会有真正的知音,更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更何况,王安石所用非人,手下的几个“得力”干将,皆有重大的道德瑕疵——如李定隐瞒母丧,不按照规制丁忧三年,照样每天出入朝廷,被道德君子纷纷斥为“非人”;吕惠卿则是个蛰伏在王安石身边的彻头彻尾的投机小人;而在后世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文学家沈括,虽满肚子学问,但偏偏人品不佳,表面和气,背地里阴损,喜欢向上打小报告,出卖朋友……因此,这场变法只能是惨淡收场。



可惜风流总闲却。王安石晚年常以此句回望、沉吟自己的一生。


王安石晚年居处,是金陵的半山园。离笔者的锁金村住处仅一条富贵山隧道之隔。每每由北而南,穿过那条幽深的隧道,眼前便觉豁然一亮。或许,回望历史,也必然要经由这样一条幽远深邃的时空隧道,而后,才能从恍惚走向豁然。





小编注:江西现在虽然发展较慢,但是在历史上这里一直都是个人杰地灵之地,曾养育出了无数才子。特别是在宋时期,江西的杰出人士几乎占领了大宋文坛,之后的几篇推送,我们都将带领大家结识江西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一同感叹从古至今的辉煌。



(文章来源:中国作家网; 编辑: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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