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黄文植 (1879—1939) 名贤彬，南昌县人，中国近代爱国实业家和金融家，近代江西商业巨子。自明清时期起，武汉就因其交通便利和商贸发达而成为客籍商帮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进入近代以来，江西商帮在武汉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文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起家与发展主要是在武汉，一生的经历可谓是一部精彩的商业传奇，他同其他汉镇“江右商帮”一起共同推动了武汉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从学徒到商会会长
黄文植，学名贤彬，小名竹根。1877 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向塘区南岗村。父亲离开得早，家境贫寒，母亲靠当保姆将他养大成人，并供他上了四年私塾。1890年，13岁的黄文植被堂兄带到湖北武穴曹裕隆钱庄当学徒。三年满师后，黄文植拿着借来的500两银子与汪子文合伙开办了天成钱庄，并自任经理。数年后，汪子文退股，黄文植将天成钱庄改为义成钱庄，自己独资经营。他精明能干，钱庄业务不断扩展。善于交往的黄文植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结交了不少地方绅士。由于钱庄的业绩和地方绅士的支持，黄文植当上了武穴商会的会长。
1918年春，冯玉祥奉命率军南下攻打护法军。二月从南京对岸的浦镇西开，部队边开边停，到达武穴镇以后，感到那个地方不错，便驻扎下来。这时冯将军第一次认识文植先生。相处以后，两个人的友谊与日俱增，相交莫逆。文植先生以当地商会会长身份，对冯将军的主张十分赞赏，对冯将军的为人处事深为钦佩，对冯将军的困难处境竭尽全力帮助。
正是因为得到文植先生和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援，冯将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才在武穴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和谈，震撼了中国大地。同年2月25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恼羞成怒，命令撤消冯将军的旅长职务，并断绝粮饷接济，使冯部处境十分艰难。
多亏文植先生大力支持，想方设法，负责解决冯部粮饷补给，使其渡过难关。冯将军在《我的生活》—书中说：“ 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我们部队竭力帮忙，不许商民抬高物价，惟恐我们部队吃亏 ”。黄文植为冯玉祥解了燃眉之急，得到冯玉祥的赏识，此后两人便成为知交。黄文植还与冯玉祥的手下张之江、鹿钟麟等成为了拜把兄弟。
结交冯玉祥成为黄文植事业的转折点。冯玉祥认为武穴地小，劝他到武汉去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黄文植到汉口发展，真正开始了一个江西人在武汉的闯荡生涯。冯玉祥想利用黄文植做点生意，就出钱不出面与黄文植在汉口开办了一家德成钱庄。钱庄经营事宜由黄文植全权负责，只到年终按股给冯分红即可。黄文植擅长钱庄经营，此时又有冯玉祥做后台，德成钱庄的生意蒸蒸日上，黄文植在武汉商界初露锋芒。
黄文植在武穴经营钱庄时，就发现精盐生意大有可为。到汉口后，他又结识了曾任盐务局局长的南京人陈卿云和烟台通益精盐场老板林子有。于是在1921年，他与人合股分别在汉口和九江开办了通益精盐公司及分公司，黄文植自任经理，汉口和九江每年都有两三万元的进项。
20年代，中国的精盐利权操纵在日本人手中，商号都必须到青岛日商开创的精盐场进货。黄文植不想受制于人，于是又找到了冯玉祥，协商与他联合经营。冯玉祥也认为精盐能挣大钱，就以“政记”的化名投资八万元，黄文植自出两万元，开设了一家精盐制造厂与日商争利。然而，武汉是淮盐的天下，精盐营销武汉时，遭到了淮盐运输商的强烈反对。他们以通益精盐公司侵犯淮盐历史销区为由，要求鄂岸榷运局对其禁销。这对黄文植形成了很大压力，关键时刻，黄文植又找到了靠山冯玉祥。此时冯玉祥已擢升为陆军检阅使，他向武汉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同时黄文植又积极拉拢湖北省议员刘锡侠等，抨击淮盐商垄断民食，贪图暴利。这样上有压力，下有“舆论”，淮盐商终于败诉。盐务署认为“精盐卫生，售价低廉，为鄂、赣居民所乐于食用 ”，准许通益精盐公司制造精盐并可在湖北、江西市场上销售。
当时，来汉竞销精盐的久大精盐公司资金雄厚，有后来居上的趋势，黄文植不仅注重精盐质量，在精盐制作方面精益求精，还采用了新颖美观的产品包装，同时降低销售价格，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为通益精盐在汉口争得了一席之地。
到1927年，通益精盐公司年销售量突破了150万担，同时汉口十八家精盐商号组成“盐业工会”，黄文植被选为了会长。之后黄文植还与久大精盐公司合组了大同盐号，在盐业界占有了重要地位。
1934年，黄文植将德成钱庄停业，遂与周伯皋、傅南轩等人筹集资金100万元，在汉口原特三区湖北街阜昌街口（今中山大道南京路口）开办了汉口大孚商业储蓄银行，黄文植自任董事长。次年，大孚商业银行正式开业，自诩为“汉口地方首创的纯商业性质的银行”。
1935年，黄文植又邀同谌华堂集资承租了九江的久兴纱厂，改名为九江利中纱厂，由黄文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由于资金不足，黄文植向江西裕民银行贷款30万元，还向两钱庄各贷5万元，才使纱厂顺利开工。当时江西内地习惯销售日本纱厂生产的棉纱，利中新产品很难与之竞争。黄文植再一次发挥了他灵活的头脑，他与纱厂工程师朱仙舫商量改进设备，还将男工尽可能多的换成了女工，压低工资，降低了生产成本。此后该厂年年盈利，1937年一年就赚了300万元，1938年该厂遭到日军轰炸才宣告结束。
这一时期，武昌第一纱厂因欠英商安利英洋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债款未还而停工。1936年，黄文植因经营利中有了门路，便与安利英洋行和兴业银行谈妥，由自己刚刚筹建的复兴公司承租了武昌第一纱厂。租妥时又集资100 万元，其时黄文植股本只有8.4万元，其余均为贺衡夫、谌华堂和大孚银行股东贡献。黄文植自任“一纱”董事长，经营方式一仿利中。淞沪会战时期，申纱不能上行，一纱产品每抬涨至600元，原棉价格却不断下跌，黄文植抓住这一机会大赚一笔。“一纱”仅经营年余，竟获净利150万元。
乐善好施，商帮之榜样
黄文植乐善好施，在武穴、汉口以至家乡做过大量好事。1937年11月，冯玉祥在武汉从事抗日活动，创办《抗战到底》、《抗日画报》，收容流亡武汉的进步人士，得其全力支持。
长期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特任委员，救灾赈荒，每急公好义，慷慨解囊。鄂、陕水旱灾害频繁，不仅捐献财物，还在汉口、南京设立两所孤儿院，将灾区大批孤儿接来抚养教育。在家乡南昌县更尽绵薄之力，捐资修建万舍桥，设置义渡，施粮济贫，给贫病者免费送药施诊；出资20万银元，加修赣江西河堤、广福圩堤，使附近48个村庄、5万余亩农田得以受益；出资10万银元创办南昌县私立文植小学，吸收农家子弟免费入学。
近代以来，江右商帮在武汉的经济舞台上延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演绎着精彩的商业传奇，推动了武汉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黄文植，他担任江西旅汉同乡会会长12年之久，三次当选汉口总商会主席，并应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的聘请，兼任了该校的董事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文植劝募救国公债达1000万元之巨。黄文植凭借他精明的头脑和良好的社交能力，抓住机遇，有所作为，成为了二三十年代名满武汉商界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江右商人的一些突出特点，例如讲究诚信，为人质朴、做事认真，乐善好施，在武穴、汉口以及家乡做过大量好事。他为武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有以黄文植为代表的江右商人群体，拉开了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序幕，使武汉成为近现代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内容来源：《黄文植与汉镇“江西商帮”》姚伟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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