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江右 | 江右商帮一度消隐的幕后推手（下）

本文作者从新经济史学视角，对江右商帮消隐的原因进行了探寻，认为江右商帮消隐的原因要到明清时期的制度安排中去寻找，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江右商帮消隐的根本原因。

赣江汇是赣籍优秀人才汇集的据点，每年的年会都是一场思想碰撞与情感交流的盛会，现年会唯一报名通道已开启。可点击进入《重磅 |“高质成长·赣江汇2020年会”唯一报名入口》报名参加年会活动。

江西士大夫淡出中央决策圈提升了江右商人的交易成本

在明代世宗朝，江西士人非常活跃，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明代政局的发展方向。《明史》载：“世宗朝，（张）璁、（桂）萼、（夏）言、（严）嵩相继用事。”四位宰辅中，除张璁是浙江永嘉人外，其余三位皆江西人。……有的官员甚至想方设法附籍江西，……尤其是严嵩任首辅时期，“政事一归嵩”，而“江右士大夫往往号嵩为父”。

但是，就在江西籍官员的极盛之时，却出现了内部斗争。先是严嵩构陷夏言，夺得内阁首辅之位，后是夏言的同乡、道士蓝道行构陷严嵩。严嵩的倒台，大批江西籍官员受到牵连；随着对严嵩攻击的升级，江西士人大体上退出中央决策圈。

江西士大夫集团集体淡出中央决策圈，对于江右商帮的发展是一个沉痛的打击，由此失去大量的商机，并且较之以前会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明代江西“讼风”的盛行也增加了江右商帮的交易成本

江西“讼风”的盛行初衷是正面的，但是最后的结果和影响却是负面的，对江右商帮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对明代江西“讼风”的发生与盛行，时人进行了各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生存环境的严峻，养成了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既然一饭一粟、一分一厘的获得都要通过艰辛的劳动，自然不愿任意挥霍，更不容他人侵夺，由此而使江西人不惜破家费财，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二、讲究气节，好论是非曲直，其流弊则为“健讼”。常常一桩诉讼案要牵扯到众多的人员和花费大量的时间，多则十几人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上千人，这样反而耗费了江右商人的元气，致使商业发展每况愈下。

“讼风”盛行之后，江右商人在官府和民间的口碑也每况愈下，直接影响到经商的信誉，很多的行当都渐渐被别的商帮所取代。比如洪武时定制，苏州、松江二府及浙江、江西二省之人不得在户部任职，舆论即认为，这是因为苏松、浙江为财赋之地，而“江西士风诡谲”。由于江西商人在河南经商放债、累起词讼，河南邓州籍的新科进士李贤竟然拒见江西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并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将河南民众的贫困归之于江西商人的盘剥。由于江西籍官员卷入派系斗争，明宗武便将其原因归之于“江西土俗，自来多玩法者”。“讼风”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不仅使江右商帮名声扫地，也连累到江西籍官员，也因此受累。

谢肇制在比较徽商与赣商时遗“然新安多富，而江右多贫者，其地瘠也。新安人近雅而稍轻薄，江右人近俗而多意气。”由于赣商大多出身贫寒，以借贷经商而致富，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是偿还借贷资金，然后便是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这就决定了江右商人不可能做大做强。

由于受“知足常乐、小富即安”的传统思想影响，江右商帮往往在竞争中丧失市场。即便如抚州的李宜民那样的大盐商，也认同“物聚必散，天道然也”的“散财”理论，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投向。

“知足常乐”：不少商人在稍致赢余、略有成功之后，往往不思进取，不愿再冒风险去拓展经营行业和范围。南昌刘善萃尝贾汉口，“家计饶裕”后，“不复出门”。金溪徐延辉十七岁赴滇经商，积赀“稍裕，遂绝意远贾”。抚州赵雪涛贾滇黔，“多技能”，但其习惯则是“计所谋足一日之费，即闭门赋诗书”，不假外慕。鄱阳吴士孔也是“治产不求盈余”。由此不难看出，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在江西商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了的。

“能聚能散”：如雍、乾时期的著名官商、临川人李宜民，以盐业起家后，居常仍然是“刻苦如贫时”，常言“物聚必散，天道然也。且物之聚，愁之丛也。苟不善散，必有非理以散之者。”卒以俭淡终其身。万安严致祥经商致富后，常训导其子“吾勤俭起家，非徒以衣食足遗汝辈也。宦达功名皆身外之物，惟忠义慷慨之事能逮之，宜勉为之。创与守不在封殖，宜知散财也”。

“息事宁人”：新城商人邓兆龄，“尝置产，某绅居间，为所绐，空费千金。或劝之讼，辞曰‘吾但破钞而已，讼即累某绅名也’”。同邑涂肇新晚年家居，不轻易出，“尝付巨金与伙某往吴营贩。某荡其资，买二妾回。或嗾肇新械某送官。新笑曰‘彼虽不义，但取我之财，而致彼败名丧命，何忍乎？’竟置不理”。其后，复“有闽盐商某逋负巨万，诸索者邀新”，肇新复居间为闽商排解调停。这些都是宁愿自己荡产破财，也不愿告官滋事、但求息事宁人的典型例子。此外，出贷而不责偿、焚券还质的例子，在江西商人也时时可见。他们这样做，不少也正是“无为后人留争端”。

“父母在，不远游”：一方面，许多商人经年累月于外经营，穷壤远域在所不计，至抛家不顾、老死不归；而另一方面，又大量商人惮于远行，故经营活动范围十分狭窄。

江右商人的儒家性格使得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报复，没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江右商帮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他的前途和终将消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