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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王梓坤，江西吉安人。中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是中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枣庄学院名誉校长。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Moscow）大学数学力学系，获副博士学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是教师节提倡者，一生深耕科学与教育事业。王梓坤于1929年4月21日出生在湖南省零陵县，7岁停学一年回到家乡——江西省吉安县枫墅村。自幼家境极其困苦，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1940年，王梓坤跟村上私塾先生念完初小。由于在祠堂里教书的王少诚老师极力说服和帮助，王梓坤终于冲出了困境，到离家10里外的固江镇内吉安县第三中心小学走读。王梓坤至今没有忘记故乡对他的抚育之情。1987年，他怀着对家乡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家乡后一代的殷切希望，将自己的稿费和科学奖金慷慨捐赠给他的母校——吉安县固江镇枫江小学设立“红枫奖学金”，并先后给此小学赠书上千册。
王梓坤教授是一位对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数学理论方面，他主要研究的是一类重要的随机过程，即马尔可夫过程。马尔可夫过程论是近几十年来数学中很活跃的一个分支，有许多新问题有待人们去探索。在中国，王梓坤是开创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他首创极限过渡的概率方法，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此外，在生灭过程泛函分布、马尔可夫过程、布朗运动、二参数随机过程、超过程、随机泛函分析等方面都作出过不少新的结果。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领导着他的研究集体开始对测度马尔可夫过程（超过程）的研究，在较短时间内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在数学应用方面，他提出了地震随机迁移的统计预报方法及供舰艇导航的数学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深耕专业 滋养几代概率论学人
王梓坤坦言，选择数学作为大学专业，不仅是由于爱好，还有对毕业后求职的考虑。他对国文、数学、外语都比较感兴趣，但国文和外语可通过自学提高，只有数学，如果没有老师讲只靠自学，基本不可能。相比而言，“学数学更保险，饭碗总是有的。”
从武汉大学毕业两年后，王梓坤被选送苏联留学。临行前要确定方向，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关肇直研究员建议他，选择国内比较薄弱的分支概率论。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当研究生期间，苏联导师订立了详尽的学习计划，王梓坤必读的书单上出现了块硬骨头——杜布的《随机过程》。连苏联人都承认，此书极其难懂，王梓坤却一口口啃了下来。在书的扉页，他写下“精诚所注，石烂海枯”八个字，用以自勉。
在近乎修行的研读中，王梓坤品咂出了概率论的甜味。日后，他用这段苦尽甘来的经历指点学生：人生总要搏几回，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自然会形成学术攻关的良性循环。
王梓坤在1965年出版了《随机过程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随机过程理论的著作，与《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一起被誉为概率论的三部曲，众多高校将它们用作大学教材，滋养了几代概率论学人。
纵横史料 陋室里写出畅销经典
王梓坤的许多作品都经历多次再版印刷，读者覆盖面最广的一本是《科学发现纵横谈》，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后推出19种版本。
这本小册子文字清新、笔调流畅, 初版仅十万字出头却多次获得殊荣：1980年取得“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1981年入选首届全国中学生“我所喜欢的十本书”，1995年至1996年入选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团中央联合推荐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2009年入选中国文库（第四辑）·新中国60周年特辑……他也因此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
王梓坤将《科学发现纵横谈》的风行归因于机遇：1977年，《纵横谈》开始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那时学报上充斥的全是路线斗争的八股文章，《纵横谈》讲科学发现，内容活泼，用语通俗，勾起了读者们的新鲜劲儿。
《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在求知若渴又有些迷茫的初中时代，接触到了《科学发现纵横谈》。在他看来，这本书不仅让科研人员读了大有裨益，也能给大中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构建起合理的知识和智能结构。
王梓坤自幼嗜书，长大后回村里探亲，老人们能绘声绘色地讲起他车水、放牛时读书入迷的童年轶事。因为家境窘迫，他只能常常借书来抄，久而久之，形成了看到奇思妙想、佳词丽句便笔录下来的习惯，攒了一厚摞。“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无事可做，他不愿闲下来，开始写作《科学发现纵横谈》。
王梓坤当时住在一间朝北的屋子里，九平方米是他全部的活动区，光线差到白天都要点灯。因为没暖气，每到冬天，杯子里的水凝成冰块，一觉醒来，会发现被子覆了层霜。他告诉笔者，他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被作者的渊博知识所震撼，想到“自己也可写点什么”，于是“虽手指冻烂而三易其稿。”
《科学发现纵横谈》连载三期，读者的来信成千上万，王梓坤几乎每信必应，一天回复十几封。还有人寄来了各色礼物，以示慰问。像人参这样的贵重补品，王梓坤不敢收，全都原路返还。酒虽然留下了，但也会按市价寄钱回去。王梓坤说：“《纵横谈》也许是突出重围的第一本书，给人们带来了快感，这关系到十年历史，关系到一段从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的历史，它反映了人们解锢后的新奇和喜悦。”
《科学发现纵横谈》中，王梓坤以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迹当作论据，将德、识、才、学四方面列为成功者的四个条件。其中，“德”指道德，“识”指见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在王梓坤看来，学问渊博但少才识的人，提不出创见，只会终生碌碌。
在理工和文史如同平行线的时代，王梓坤前瞻性地寄语学数理化的青年，向他们建议，要做“有识”之人，要有识，就必须学习文史哲：文章写得好，能起到宣传作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史书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让人在浪潮中免于上当受骗；哲学富有启发性，能协助建立起整体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王梓坤认为，理工和文史在思维方式上可以互补。他鼓励文理相互渗透，青年学子们既要深耕某一学科，又要拓宽知识范围。他的这些见解在那个长期遭受禁锢的年代无异于是一簇火花，即使放在推广“通才教育”的今天，依然不落窠臼。
其实，他本人就是文理兼修的践行者。《科学发现纵横谈》出版后，许多编辑找王梓坤约稿，他们有人猜他本职学文，有人猜他专业治史，却完全没想到，这位出入史料、旁征博引的作者居然是个做数学前沿研究的理科男。
1996年，该书在《科技日报》上再次全文连载，编辑在前言中说：今天许许多多活跃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的朋友，都受过它的启发，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受到这些文章中阐发的思想指引，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科学探索。
书生治校 呼唤大学精神
1989年5月11日，王梓坤卸任北师大校长，与新校长交接。
五年掌舵，北师大面貌一新：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师资培训中心、中加语言培训中心先后成立，与国外50所大学有协议交流，共完成91580平方米基建……
卸任之际，王梓坤形容内心的轻松：像长距离的接力赛跑，完成了其中的一段。
王梓坤在南开大学长期执教，1984年，一纸任命书把“书生”突然拉上北师大校长席，他虽感荣幸，也意识到了责任的重大。“朝受命夕饮冰。”王梓坤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概括了赴京前的感受，但他立刻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秉公办事，争取理解与支持。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过“我不过是一名交通警察，把每个人引导到适当的岗位上”，王梓坤认为，校长的职责和交通警察很类似——协调各方。一到学校，王梓坤便听到了一桩旧闻，说是国家要重点投资办好10所大学，其中包括北师大，但左等右等，不少学校的拨款都到了，北师大的拨款却迟迟不见。
王梓坤急了，找各个机构“追债”，七催八催，终于激起了几圈涟漪：两位高级领导请知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关心师范大学，霍英东慷慨资助了500万美元。那笔迟迟未到的国家经费也有了回音：每年给一部分，分期付款。后来，邵逸夫先生也解囊相助，提供了1000万港币，图书馆、化学楼、英东教育楼相继拔地而起。“钱财是办学的必要条件，一校之长筹资建校，是公义之事，必须陈明困难、善于求助，为学子们创造所需的物质条件。”
王梓坤认为，大学浓缩了教育的精神，他仰望过苏联时期就读的莫斯科大学，那里大师云集，墙壁上到处都是学术讲座的海报，师生上紧发条，争分夺秒地奔跑在学术道路上。
北师大具备双重属性，师范性和学术性的争论久不止歇。王梓坤不站队，他的观点是两者不可偏废，科研上要力争上游，教学也必须保证质量。对于任一方面取得成就的教师，他都会给予奖励，发奖金、分房子。他还特意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任何行政部门找教授开会，必须在下午4点以后，而且不能占用过多的时间。他排除干扰，使业务骨干们潜心学术。他本人更是率先示范，不仅全年无休，还把每天分成四个工作单元：早晨、上午、下午、晚上，不论平日和假期。
退休后，王梓坤常骑着一辆24型号的旧自行车，去北师大附近书店淘书，每逢有学生和老师打招呼，他一定会下车还礼。人们也习惯称他“咱们的老校长”。
如今，这位前校长还在关心着我国高等学府的教育建设。他认为，评价一所学校决定性的标准是毕业生对国家、人类进步的贡献。科学基金和职称提升，都是必要的，但事情做过头就有很大的危害。为了获奖，必须制造大量的论文，赶时间发表，这样就必然忽视质量，甚至滋长剽窃、走后门、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要谨防功利主义，它不仅摧毁学术，而且会腐蚀心灵。
他说，我们要像爱惜眼睛一样，保护学校的声誉，大学是一座文明的圣殿，只可供奉真理。
注：本文转载自《北京日报》2019年8月2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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