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庐书院 | 李鸿章做“局”

刘刚，衡庐书院（筹）历史及文化方向导师，著名历史学者。刘刚老师系江西南昌人，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现为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著有《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自由的款式》、《中国近代的财与兵》等等。

近代化的中国政权，丢了天朝上国的行头，没了道德文章的嘴脸，终于露出了权力本质的两颗门牙：财权和兵权。《李鸿章做“局”》选自刘刚老师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的财与兵》，由刘刚老师亲自录音讲解。

从上海开始

中国近代工业是由曾国藩开山，李鸿章来做“局”的。开山嘛，好说，也就挂了个帅开了个头，可做“局”就难了，不停要将“局”一个个做起来，还要做下去，不管做得顺手还是不顺手，你都不知道几时能收手。李鸿章就不是一个能收手的人。

从1862年开始，李鸿章一共做了多少个“局”？你要不去数一数，还真是说不清楚。他做“局”，先从上海开始，做了个洋炮局，接着在苏州，还是个洋炮局。他那时，已知道洋炮厉害，要造了洋炮去攻打太平天国，而造炮，先要做个炮“局”。

不久，他就发现，造炮不算什么，关键在于机器，最要紧的，还是制造机器。为此，他买下上海虹口一家美国商人的旗记铁厂，筹建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弹药、军舰，后来还炼钢，以此拉开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建立了近代国防工业体系。

当时，李鸿章有一个心结，从军事上来看，将国防工业体系放在沿海一带并不安全，应该往内地迁，但从经济上来看，沿海一带交通方便，除了成本上比较划算，还因其处于近代工业化的前沿，能跟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经济观点领先，尽管提心吊胆，也没往内地迁。

不过，他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还是将苏州洋炮局迁到了金陵，改名为金陵机器局。经此一改，他的眼光也就从军事转向工业，开始以工业为主导了。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有一观点，他说，城市兴起于贸易，两地、乃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都是水运最为便宜。所以，城市兴起，要么靠近河流，要么就在出海口。他算过一本账，在比较了陆运和水运的成本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假如世界上只有陆运，那么从伦敦到加尔各答的贸易就无法进行，因为没人能经常承担陆运高昂的成本，而有了海运，贸易就可以在这两地之间顺利进行。

海运使贸易全球化，别说从伦敦到加尔各答，就是从伦敦到上海，贸易照样开展起来。五口通商以后，为什么是上海而非宁波取代了广州？就因为整个中国都要出海，而长江，就是中国出海的大动脉，上海则在长江的出海口上，若要拉动整个中国，还得上海。

上海原本是个小渔村。吴淞江源出于太湖，东流入海，有一条支流叫“上海浦”。为什么叫做“上海”？因那支流由南而北，北“上”入吴淞江，经由吴淞江出海，所以，叫“上海”。还有一支流，由北而南，南“下”入吴淞江出海，故名“下海”。

水主财，要靠水运，“上海”因黄浦江水运而兴，“下海”由吴淞江水枯而衰，以至于连地名都不存在，不光“下海”的地名消失了，就连吴淞江在上海一段的名字也改了。上海开埠以后，有英国商人沿吴淞江溯流而上到了苏州，就把吴淞江叫做“苏州河”了。1848年，英领事与上海道台订立扩大租界协议，便将吴凇江正式更名为“苏州河”。

李鸿章来到上海时，吴淞江已改称“苏州河”了，李鸿章在这里，扼苏沪（苏州与上海两地），控江南，以夷为师，发起洋务运动。运动始于李鸿章收购了一家美国人的铁厂，美商旗记铁厂，并以此厂开办江南制造总局。美商旗记铁厂，原址在虹口，那时，虹口被划为美租界，李鸿章在此做局，美侨本来就反对，不幸，又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他只好迁局，他早就看好了一块地，在黄浦江的上游——浦西。那里有一座庙，叫高昌庙，他将虹局迁往高昌庙地区。

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将虹局迁到华界新区去呢？李鸿章办虹局，有抗旨的嫌疑，因为朝廷在虹局开办前，就已下谕李鸿章调人、机北上，于天津开办机器局，李并未遵旨，反而加快了开办虹局的步伐，将虹局从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来奏请。他还请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出马，两人一起上奏，会衔《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两人一说，便将此事搞定。此折，还附有《唐国华赎罪片》，这位“唐国华”，便是虹局开办的贵人。那时，唐在海关任通译，有人告他敲诈勒索，被丁日昌关押起来。恰好李鸿章派丁办虹局，便请唐来帮忙，唐欲赎罪，愿捐银买下铁厂。故李鸿章附片为其开脱。

至于李的那篇奏折，奏折内容多处不实，明明厂子只有三十几台造枪机器，偏说有四十余台；明明购厂之价为六万两，偏说四万两。

朝廷要机器，李鸿章说，机器可以给，就局中机器仿造一份，运往天津。又以“器物繁重，非历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加以婉辞。朝廷要人，他干脆就说：人“不能离沪北上”。朝廷一连向他要丁日昌要了四次，他都没理，他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丁日昌，搞洋务就得靠丁日昌。”

曾国藩明知奏折在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且多有不实之词，还愿意一同上奏，丁日昌熟悉内情，说虹局：论创议应归曾李两中堂主政。

那时，捻军横行，僧格林沁战死。李鸿章知道，朝廷最迫切的，还不是要他的兵工业北上，而是要他出兵北伐，去剿捻。剿捻，乃当务之急，出兵，他义不容辞，于是大举出动淮军主力。他更知，当时淮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并非淮军本身有多么精锐，有多么能征善战，而是因为淮军有兵工业支撑，以枪炮胜刀矛，战争从根本上转型，军工乃胜利之本。

要他出兵可以，要他输送枪炮也行，但要他拱手交出兵工业却没门。老师曾国藩是一面大旗，他要高高举起，他自立于军工，老师未竟之业，他要做下去，也只有他能做下去。他与老师“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此乃兵家心法，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李鸿章不止一次以“我知”者称赞老师“深谋远略”。老师教他“迂缓”，他心领了，说：“非老于兵事者不能道其只字”。

对朝廷命令，两人以“迂缓”二字，一唱一和。朝廷要曾氏北上剿捻，曾氏迟迟不动，自称“迂缓”，奏请“收回成命”，“另简大员”督师，曾氏心目中，那“大员”已非李莫属。同样，朝廷要李鸿章赴南京接替曾氏，署理江督，李亦以系当以例避为由推辞。当时的两江总是湘军的地盘，基本上由湖南人出任总督，但总督里面，当时有一个是上海这条线，当时属于李鸿章直辖，像李鸿章的直辖市一样。朝廷是想在他们之间制造一些矛盾、分歧，让他们来互相争权，对于朝廷的意图，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但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也不能抗，也不能争，也不能反对，所以他们用两个字“迂缓”，用实践来说明一切。当时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来看，天津比上海要重要得多，因为那时的天津是天子的渡口，北京的门户。近代军工业，洋务运动一兴起，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到天津；站在以中国为本位看待中国的工业革命，兴起的洋务运动，以长江居中，上海是最为重要。所以站在中国的立场和当时朝廷的立场，这两个有一定的差距和分歧。李鸿章没有去天津办理军工业，朝廷这一块也没放下，让崇厚在天津办了天津机器局。

1867年，天津机器局开办，和江南制造局几乎同时，一南一北便开始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从此开始，始于商战合一，走向军工一体。中国近代城市文明的兴起，多半也留下了兵工业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