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国王”与“苦力”
宗庆后的浙江乡音很重。当他与追随他近二十年的下属在早餐桌旁说笑时，几乎没有外人能听懂他的话，自然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聊些什么。
一定程度上来讲，宗庆后之于娃哈哈颇有点像这顿早餐。是的，我们都听闻“饮料大王”在自己的企业里说一不二，几乎是位“国王”，但在娃哈哈经销商大会上，当有人冲上去高呼“娃哈哈万岁，宗庆后万岁”博得台下掌声如潮时，仍然会颇为骇人。
然而，这就是宗庆后。出生清贫，以知青身份在农场、茶场劳作15年；33岁顶替退休的母亲进入杭州一家校办纸盒厂做销售员；10年后借债14万创业，靠售卖棒冰、汽水和花粉口服液起家；年逾花甲第一次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中国内地首富”；而今年已68岁，却无人敢跟他提退休。他说，他只是个“中年人，要做到90岁”。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代企业家，人们在回顾历史时总免不了追问，曾经十年间辗转几个校办工厂的宗庆后在决定顶着体制内的身份自主创业时，究竟是揣着怎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去问已经85岁高龄的李嘉诚当年父亲病故、自己也大病一场之后，在香港大街上卖塑料花时是个什么心情，或者去问柳传志，在中科院临时搭建起来的一排棚子里做“联想”品牌时，他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失败。
担心、忐忑、无助、迷茫，这样的词汇用来描述当时的宗庆后应当是贴切的。然而，他的特殊性在于，当他决定创业时，已经年满42岁。
绝境磨练意志。在最初的日子里，校办企业承包人自己每天骑着三轮车到处送货，风里来雨里去。企业小，没有食堂，没时间回家吃饭，当然也没钱要外卖。每到中午，宗庆后便与十来个人一起蒸饭做菜。这似乎不像是办企业，倒像是做苦力。
用“做苦力”三个字来形容宗庆后办企业是可以得到“饮料大王”首肯的。事实上，时至今日，常年跟随他的人都知道，老板每天的日常花销不会超过50块。旁人诧异，宗庆后本人却觉得自然，因为除了抽Davidoff香烟和喝龙井，他迄今没有其他爱好。对待自己严苛而不自知，管理企业也难免会打上同样的烙印。
上世纪九十年代，饮料市场几乎是一片空白。任何一种新的产品都有可能激起人们的购买热情。而如果这种产品能稍微带一点特色，想要人们不记住似乎都很难。从这一点上来说，娃哈哈生逢其时。可是，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里，先行者必然要付出更多才能摸清消费者的脾胃。宗庆后自那时便养成了常年跑市场的习惯。不仅仅是杭州周边，也不局限于北上广，他更多的足迹留在了四五线的县市。这些外资企业甚至其他本土企业都难以占领的市场，直到现在仍是娃哈哈的“大本营”。
如果说往日的记忆难以追寻，那么宗庆后至今依旧保留着的每年耗时三个月出国考察、五个月走访市场、剩余时间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的习惯，则可以视作其“做苦力”的明证。事实上，直到现在，这位娃哈哈掌门人仍然不会用电脑，但每到一处必然带着打印机，以打印每日的销售数据，供其随时追踪。旁人或许做不到，但这位早已年过花甲的企业家却能在半小时内看完娃哈哈全国各大市场的销售数据，还能随口说出娃哈哈饮料瓶盖上有18个齿印。
宗庆后自嘲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事实上，他的生活除了工作，似乎没有别的内容。他喜欢看书，但书柜里最多的却是中国各级县市地图；他不打高尔夫，不参加任何俱乐部，身在杭州，他却数十年不曾在西湖边饮茶。即使早已身家千亿，但他在2013年受伤之前，仍然会把独自一人候机视作理所当然。
做工作的“苦力”带给宗庆后巨大的成功。这位曾在校办工厂彷徨十年的企业家数度坐上“中国内地首富”的宝座。对于他人而言，此时或许该是歇歇的时候了。事实上，几乎与他同期创业的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早已经转型做了投资人，联想教父柳传志也曾一度隐退，但宗庆后是不同的。他说，他要做到90岁。
必须说，虽然少见，但宗庆后这样的企业家并不孤独。香港的李嘉诚今年已经85岁高龄，却仍然每周工作六天。他曾对媒体坦言，大儿子随时可以接班，但自己多年辛苦已经成为习惯。
可以通过“习惯”一词来理解宗庆后的固执。在股市红火的时候，曾有人劝他投资股市，他说，我不懂；在房市红火的时候，有人邀他开发地产，他摇头婉拒。宗庆后并非未卜先知，也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因为他的经营智慧全都是从实战而来，没有经验的事情，他不会轻易去做。即使是当年承包校办企业，也是在那儿打工十年之后才开始做的事。
没有人指导，也不知道国外先例，崇尚经验或许是那一代企业家必然的选择和共同的特征。这点对于瞬息万变的零售行业来说或许尤其正确。宗庆后自己都承认，当初做管理靠的是“直觉和经验”：产品广告永远直击消费者需求；经销商网络遍及五六线城市；没有副总，每年亲自见所有的一级批发商。他能准确地说出农村人爱喝甜的特点，预言含糖饮料在农村市场会很有市场；他本人则永远是简单的国产西装、黑布鞋，看起来就像是产品消费者中的任何一位。
但习惯肯定不是他不肯放手的唯一原因。在接班人问题上，女儿宗馥莉历经多年历练，早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理念。若是他学习新希望的刘永好，放手让女儿接班也并非不可能成功。可是，身在零售行业，宗庆后的经验已经成为行业内万众膜拜的经营智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放手自然也就不易。
关于他的商业智慧，国外的研究者有一个名词，叫做“编织大师”，专门用来形容他对强大销售网络的超常控制力。这套名为“联销体”的独特管理模式，使得宗庆后得以掌控一张遍布全国各地的销售终端营销网，包括八千多个一级批发商以及四万个二级、三级批发商。更令人称奇的是，法国达能曾经入主娃哈哈11年，但这家跨国零售巨头从未真正掌控这张“巨网”。在长达两年的官司中，“网”上所有的近五万批发商无一人倒戈。
这样一个固执而强大的宗庆后显然已经超越了当初创业时的“苦力”形象。事实上，当娃哈哈在2012年销售额突破了700亿元时，这家企业的领导人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苦苦寻求出路的、沉默的中年男人。
在杭州娃哈哈总部的大楼里，有一尊高大的宗庆后雕像。这样的情形出现在别的企业里或许难以让人理解，但这栋大楼里的员工却视其为自然。多年来，在下属写给宗庆后的报告里，不难看见这样的开头“遵照您的指示……”。这尊雕像和那些“指示”一起，凝固成了描述宗庆后在娃哈哈地位的注解。
这样的注解自然值得骄傲。可是，宗庆后从来不是一个容易骄傲的人。相反，语速平缓、待人和蔼的他时刻都处在危机感之中。他说他从不上网去看别人对他的评价，也从不在乎。而现在，即便不上网他也知道，人们在谈论娃哈哈时，会有哪些看法。
早在2003年，娃哈哈就已经开始多元化。扩大食品品类、做童装、开商场，今年还开始进军白酒行业。宗馥莉偶尔会跟媒体调侃父亲“太土”，但这位在生活品位上的确“土掉渣”的企业家其实早已是多元化潮流的实践者。只是，不同于当年“做苦力”带来的成就感，也不同于“做国王”时的掌控一切，现在的娃哈哈需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为自己不断获取新的利润点，也要习惯面对如同娃欧商场这样尚待成功的实践。宗庆后显然已经适应自己早已不是“苦力”的事实，学着不做“国王”或许将是他要做的功课。
王石的高度与宽度
2013年5月，万科总裁郁亮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当媒体铺天盖地的赞许郁亮的坚毅与执着时，6月3日，仍旧身任万科董事长的王石笑容满面的出现在财经报纸的头版。而旁边的配语则耐人寻味——“这次不谈高度，让我们聊一聊人生的宽度”。
其实，这只是一则广告，但在这个时点用这样的语言却值得玩味。毕竟早在10年前的这个5月，王石就成功登顶珠峰。
王石被誉为中国地产业的教父，从这点而言他实可以笑看高度，因为这个词对他而言，已无太多意义。有人评价说，当郁亮领导下的万科力图塑造另一个标杆时，不管有没有人在意，王石就在那里。
地产“教父”
在众人的记忆里，王石是从一个“玉米贩子”成长为中国地产界的教父的。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按照各种版本的综合说法，王石人生的大致轨迹为，先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1980年进入了广东省外经委当了6年公务员，负责招商引资工作。
再后来的故事，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玉米贩子”生涯。王石1980年代初期到深圳发展，通过倒卖玉米，积累了将近300万的身家。在那个时代，这可是个天文数字。用着这倒卖玉米赚的300万，王石在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那是万科的前身。
1988年的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最终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
随后的岁月中，王石旗下的万科在胡闹中长大，并看着别人胡闹。
王石对中国地产界乃至商界一系列触及灵魂的影响在随后的一些年中出现。
1989年初，万科完成了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但王石放弃了分给他的股份。在王石看来，在中国名利只能取其一，他更看重名，所以舍弃利。
也是这次敢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不仅让万科摆脱了上司“深特发”的控制，更是成就了今日的地产龙头。
到了1991年1月29日，万科正式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代码000002。由此拉开了万科万亿市值的征程。
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加减法”也轰动一时。上世纪9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万科也一度多元化，一段时间内，其触角延伸到了地产、零售、证券、工业、文化，就连蒸馏水和电影都有他们布下的棋子。
1994 年，为防止经济过热，宏观调控再次出台。1995年，为渡过难关，王石强硬地把万科旗下的写字楼、酒店等非住宅的产品全部改为住宅，并从此确立了万科的住宅地产模式。
此后，万科的专业化定位越加明确，这甚至包括将年收入十几亿元的万佳超市卖给华润。从尝试多元化，到坚决做减法，王石带领的万科方向简单鲜明：定位于住宅，定位于中档的住宅，定位于适合城市白领的中档住宅。
事后，有人给王石的上述经历给出了中肯的评价：“1984年，当国人并不知道房地产具体是什么时，王石在深圳创立了万科；1993年，当国内资本市场还尚属陌生之时，王石带领万科A股成功上市，当国内市场在本世纪初面临多元化诱惑时，万科在王石的带领下意外做起了减法……”
1999年，王石辞去了万科总经理的职位，2年后，年仅33岁的郁亮由王石亲自挑选出来，成为万科第三任总经理。而在王石44岁正当大好时光时，王石却主动退出了万科的经营核心。在此期间，王石为万科搭建了一个现代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引进了8位执行副总裁及3位副总裁。
名人是非多
除了万科和地产业，王石的声名鹊起还源自其对未知领域的探索。
作为登山运动在国内的积极推动者，王石第一次攀登珠峰时已53岁，因此创造了中国人登顶珠峰年龄最大者纪录，而从1999年到2004年，从非洲到亚洲，从乞力马扎罗到珠穆朗玛峰，五年间王石完成了对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
因此，对于王石而言，在物理的边界上，已没有他征服不了的高度。但在中国，没有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王石也不例外。
事实上，缠绕王石的负面着实不少，第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拐点论”。
王石在2007年下半年最早抛出房地产市场拐点论，之后在2008年1月份对拐点作出解释。王石表示，自己所理解的“拐点”是指房价的理性回归，按照房价收入比而言，房价已经太高，房地产市场必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大改革时，王石显然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开发商身份，而在指点中国房地产市场，甚至中国经济的未来江山。
而最让王石备受非议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捐款门”。
2008年5月，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之后，王石表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顿时网民的质疑、不满、嘲讽、谩骂遍布各大网络论坛。
迫于舆压力，王石在灾区对公司“捐款门”事件公开道歉。王石说，“我道歉，无条件道歉。”但理由不是“我说错了”，而是分散了大家救灾的注意力，影响到公司团队，影响到投资者的判断，影响到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
实际上，王石骨子里还是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王石后来说，“对我来讲，2000年之后各方面一直比较顺利，登上珠峰，企业也名气越来越大，当然你会感觉挺不错的，但2008那一年，网络一下子把你归零了。”
最让王石意想不到的是，数年后的“郭美美事件”让他彻底平反。“后来弄出一个郭美美，十字会有问题了，替我平反，实际上我那个时候不让大家多捐和红十字会没多大的关系。”
而2008年的“拐点论”、“捐款门”事件之后，王石在网络上看到很多言论，才知道在80后、90后眼中他已不是神坛上的人物。
这就有了2012年牵手女明星，传出婚变后，王石在微博上的回复：“反叛时代不需要偶像，一个切·格瓦拉已足够。”
高与宽之间
王石被看作是一个对人生有非凡领悟的人。2011年，在众人均在讨论千亿万科之后的发展时，王石却低调地远离了一手打造的辉煌。2010年12月，王石曾在万科中心一次青年创业学员的演讲中透露自己未来3年赴欧美游学的计划。“我只是完成‘万科’这件作品的其中一人，不会把它当成我的儿子。能力尽到了，任务完成了，虽然有感情，还是要走的。”王石说。与1998年辞去总经理相比，王石这次的离开更为彻底。
有人评价说，王石人生的巅峰，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的状态。放弃股权，放弃管理权，这两个决定都有违人性。放弃股权，让王石割掉了人性中最致命的弱点——贪婪。放弃管理权，则激发集体的智慧。尽管淡出万科多年，但王石的影响却超出了时间和空间的跨度。2013年11月，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Thinkers 50）榜单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面孔，柳传志和王石成为中国企业家代表。
榜单创始人之一斯图尔特·克莱纳表示，“管理思想不再是西方独有的事物了。最近几年的排名中都能见到亚洲人的面孔。到了2013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管理思想家们首次上榜、登上世界舞台。”
尽管早已习惯云游四海，但王石仍旧是万科的核心与精神领袖。这从万科董事会主席助理韦业宁发微博抱怨中可见一二，韦业宁说，王石于2011年之后由“登山董事长变成了哈佛董事长”，并称“后者比前者电话更多，邮件更多，布置的任务多得多”。
对于万科销售额在2012年达到1400亿，成为全球第一个销售额超200亿美元的房地产公司，是否会面临发展的瓶颈的问题，王石则回应称，万科还会继续增长，真正持续的增长会从2016年才开始。
王石的理由是，2015年，万科将全面推行住宅产业化，从2016年开始，万科会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而从国外游学后，王石的思想也发生着变化。在一次演讲中，他说企业家也是公民，也会关注公共的话题。比如，“当我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对于违反法治的、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事情，都不说话行吗？应该表明一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