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鲸个人微信号：whales1999）
按：人喜欢比较，通过他人的存在来获得对自己的确认。地区也是如此，新加坡与香港就是常常相互比较的地区：同样经济发达，同样华人社会，同样经历英管时期，同样人口稠密……
港媒与新媒互相是如何报道对方的？本文谈的就是此问题。作者指出并分析了，港媒看待新加坡时的偏差，在大陆媒体身上，是不是可以参考借鉴呢？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邝健铭）
今年新加坡比香港早近一周发表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对此香港媒体只作了简单报导，没有讲预算案发表之前数月，新加坡执政党历史性地通过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执政目标的新决议；没有讲预算案增加对「建国一代」的支援，既聪明地为明年五十周年国庆做准备，也与以往执政党「实用主义」的治国理念极为不同，远比以往重视「价值」，回应了社会对执政党只讲实利的批评；也没有讲有新加坡人担心政府对「建国一代」的支援所需的新增开支，会「羊毛出在羊身上」、藉由增加销售税来补贴。
爱向北望的港媒对新加坡动态欠缺深入细致报导的现象，似乎因新加坡不是香港的近邻与腹地而变得合理；但当发现香港社会「学习新加坡」舆论出现的频率，其实与港媒对新加坡发展细节的兴趣不成正比，就不免令人好奇，港媒常挂在口边——「香港发展因政治内耗而落后于新加坡」的结论，究竟从何而来。
事实上，新加坡媒体关注香港的程度，令不时比较星港的港媒相形见绌。去年新加坡《海峡时报》 (Straits Times) 的记者实地考察香港的中学，了解教改的成效；另一报章 《Today》 介绍香港教育的「一条龙」与学生分流政策；新传媒的电视时事节目＜焦点＞，派出制作队伍到香港台湾，探讨去年总理李显龙的群众大会演说，何以会在两地引起热烈回响；《联合早报》也曾介绍香港新成立的湾仔动漫屋、分析动漫屋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今年二月报导港澳武侠小说兴衰时，提到观塘辅仁街的凌记书店。
港媒不像星媒般有驻地记者紧贴城市脉搏，其关注点也相当狭隘，大都不外乎政府言行，或现居于狮城的香港移民观点，而鲜见香港记者深入社区、与民众互动、阅读他们的网络媒体、了解他们的各种观点与感受、各种政策的执行细节。星媒记者可以连湾仔动漫屋开张一类的生活故事都不放过，却难以想像香港记者会留意并报导近年新加坡咖啡山 (Bukit Brown) 坟场与绿色长廊 (Green Corridor) 的民间保育运动，或像 BBC 近月那样报导新加坡富裕经济下的贫穷问题。甚至有些时候，港媒有关新加坡的新闻，也只是引述台湾的相关报导。
港媒呈现的「新加坡故事」苍白单薄，其上述「新加坡想像」，也有几点值得商榷：一. 港媒的星港施政速度比较，有没有盲点? ; 二. 具体而言，香港在哪些方面落后于新加坡？ ；三.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施政者能够视「速度」为单一首要管治目标吗？
港媒很少提到，新加坡与香港间的重要差异，是前者为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后者是「权在中央」、国家之内的「特别行政区」。这个政治结构差异可从三方面影响两地施政速度的可比性：第一, 两个地方的政府权力范围与大小难以相提并论。以人口政策为例，新加坡政府在控制外来人口方面的自主度显然比香港强得多，例如外地人在新加坡生下的小孩需经政府审批，不会一出生便自动成为新加坡公民；香港既没有单程证审批权，在港出生的双非小孩亦能自动成为香港人。又或在土地运用方面，新加坡政府远比特区政府容易释放军事用地以作城市发展。第二，新加坡至少有普选，能够体现「主权在民」，让国民选出执政党。香港没有这样的政治环境，现今普选进程仍然寸步难行，新加坡政府因而较特区政府更易取信于民，施政阻力相对较小。第三，香港奉行「一国两制」，政治灰色地带远比新加坡多，例如何谓「中国干预香港事务」、「高度自治」，中港各派都有不同定义，亦因此，香港的政治矛盾远比新加坡复杂与激烈。这都令香港难以实现港媒所期盼的「新加坡式强政励治」。
至于第二个问题，若仔细看数据，「香港发展落后新加坡愈来愈多」的说法其实不太有说服力。例如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IMD) 的世界竞争力排名，香港去年连续第三年排名高于新加坡；且在政治纷扰的2011与2012年，香港也能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一。又，在去年七月著名商学院 INSEAD 所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位列亚洲第一，在新加坡之上。似乎更值得令人担忧的，不是政治内耗，而是近年愈来愈低的政治气压，正在损害香港赖以成功的企业家文化。
港媒「速度大于一切」的管治观，同样值得质疑，特别是当香港与新加坡同时面对同一个大课题──在社会问政意识快速提升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杜拉克早年已在著作中指出，社会问政意识增强，是知识经济的自然产物。因为教育普及与资讯流通，民众诉求不再限于私利，对各种道德理念有更多重视与追求，这令政策议题变得复杂；为政者需要更多官民沟通、涉猎更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人文知识)，才能有效处理争议。
若真要比较，以处理新形势下政府－社会关系而言，新加坡政府明显比特区政府更具适应力。前者在2012年推出「全国对话」，着力先与民众商讨确定国家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愿景，才进入各项政策细节；特区政府则本末倒置，没有让民众参与制定发展愿景，就急推与社会想法脱节的发展方案，更明言要与社会打舆论战，结果激化各种矛盾。爱比较星港的港媒，却不曾提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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