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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做调查记者。
他曾是一位害怕采访官员、甚至不敢去敲政府办公室门的“菜鸟”。
面对采访中的困难，他也曾经历过非常大的煎熬与历练。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菜鸟”记者，在安徽阜阳，却采访到了正在被纪委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交代问题的“双指”书记张治安；采访到了正在被举报人告发，除了性别全部都是假的，造假骗官的石家庄原团市委干部王亚丽；也采访到了深陷舆论漩涡中的“下跪书记”，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
他，就是调查记者黄玉浩。
实际上所有的“突破”案例，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在我看来，只要在过程中，你的目光足够的真诚，你的内心足够坚定，你的立场足够光明，我相信“如何走出黑暗”，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就是我在突破时，自己始终秉持的信念。
官员，我始终认为是这个国家最难搞定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他们是对潜规则和明规则最了解的人。这不是一种偏见，首先这群人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所以在很多调查报道过程中，官员实际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平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往往是最终的仲裁。在整个调查的逻辑链里，搞定了他们，基本上一篇调查报道就可能完成了80%。
如何与这些官员打交道？我认为调查“突破”，实际上就是要找到核心信源，见到别人见不到的人，拿到别人拿不到的料，知道别人不想让他人知道的事。然后让人说出理智情况下永远不可能说的话，建立一条别人未发现的实际逻辑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调查记者成功的“突破”。
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攻心唯上。从我2007年正式入职新京报以来，基本做得都是贪官落马，或者说关于政商勾结的调查报道。我的一位同事就曾问我：“玉浩，你是怎么让这些人接受你的采访，在我看来，这种时候还接受你采访，都是一些很傻很天真的行为，除非是疯了”，我说：“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一定让对方知道接受我的采访你能得到什么好处，拒绝我的采访你会得到什么坏处”。有个词儿大家都知道，叫“无欲则钢”。坐在你面前的人，如果你让他知道了你都掌握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掌握他在心理上的变化，所以不管他是想利用你作一个澄清，还是想骗你在媒体上为他做一个伟大光辉正面的形象。总之这都是他的欲望，当然，没有任何欲望的官员是很难搞定的。
获得“突破”的先决条件
最难采访的对象，永远是官员，在我们做了大量外围调查之后，采访到官员，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管是公检法，还是代表党委和政府发言的宣传部门等类似机构。如何找到这些人，我的经验就是首先要找到这些人的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系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给这些人发短信、打电话。那怎么找到电话号码？可以有以下这样一些途径或者说诀窍：
第一，当地的访民，尤其是那种长期上访的老访民，他们基本上就等同于当地的资深调查记者。他们手上时常会握有当地官场秘闻和政治格局的资料，这些访民不仅有当地市长、市委书记的固定电话，甚至包括一些“问题官员”的“小三”的家庭住址都清楚。所以与他们接触，除了做外围调查的资料积累，同时还能拿到大量重要的联系方式。
第二，当地的律师。所有的律师都会与“公检法”常打交道，所以他们也有很多资料和联系方式。
第三，当地的媒体同行，因为他们一般都会采访过当地的一些官员和领导。包括“跑线”的记者，长期跟着当地各部门领导进行采访，那么他必然熟悉当地官员的一些言行，包括他们的一些事迹。
第四，就是当地的退休官员，这个资源也很重要。通过退休官员我们还可能获得一个“副成果”，就是对方的政敌如果恰好是你要报道的这位落马官员，就一定会获得很多素材。你便可以根据素材进行深入调查。只要调查记者能保证自己的写作是独立、客观、公平的，就不用担心在采访过程中别人对你施加影响。
找到电话后，如何能联系上这些人答应接受采访？我觉得在接触这些人之前，还要做很多工作——基于外围的调查，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说“安徽阜阳白宫”事件调查。这一调查我总共花了22天的时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在这期间，我接触了大量的访民、律师、退休官员等等。另外还通过网络不停地去搜集所需要的一些资料，当然，互联网提供的资料是泥沙俱下而且量级很大，因此很难在海量的信息里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有价值的东西。但这部分工作却非常有必要，因为通过在外围找到的信息，可以通过互联网上的一些蛛丝马迹结合起来加以印证。便会有助于调查链条指向的呈现，脉络清晰以后，就是可以联系采访对象的时候了。
可能很多记者在采访官员时，起初都会有心里障碍，以前，我站到官员面前就会很紧张，后来我的领导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用紧张，因为你代表的是公众，是《新京报》，如果他心里有鬼，该紧张的应该是他，而不是你。”如果你有了从外围调查中获得的大量信息，这种情形下，譬如对于落马官员，在见到他之前，你已掌握了令他很紧张的资料。该手心冒汗的，应该是坐在你对面的人。
注重外围，攻心为上
我想谈的第一个案例可能不太知名，但它对我个人来说，却是一次真正的历练。这篇报道名为《山西临汾供选煤炭局长背后》，背景是2007年12月山西洪洞县发生了一起矿难。有105人在这起事故中遇难，是当年临汾市发生的连续三场矿难之一，当地主管煤炭的原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和分管煤炭的大大小小官员全部落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领导给我一个什么要求呢？让我去采访“整个煤炭系统官员落马的过程”，而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当地采访动态，也就是说，当地的官方是知道我的。那么这时候再让我去接触官员，让他们讲整个煤炭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难度可想而知，当地官员几乎对“矿难”这两个字都是“闻风丧胆”。
而我最后的突破是：我采访到了落马副市长苗元礼的亲侄女苗文娟，是一位在28岁时已经拥有两个煤矿的亿万富翁，也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她对我说了她的叔叔是如何勾结煤炭局的官员赚取每年几百万的“煤炭安全改造补贴”回扣，然后还经过他人向煤炭局下属企业进行所谓的索贿。同时，我也采访到了煤炭局仅剩下的一位临近退休的副局长，这位副局长给我讲了整个煤炭局局长们之间经济纠葛，以及他们跟市长之间如何先后落马的逻辑链条，同时也验证了之前的那位女煤老板跟我所说的一些细节。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矿难调查的第十天，我搅尽脑汁写了一篇稿子，发给报社，领导看完以后，就回了两个字“重写”，我问为什么？领导说没有采访到核心的官方信源。当时我就崩溃了，一般一篇深度调查报道的生产周期基本是一周，这已经是调查的第10天了，这个时候，领导说采访不合格，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当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最后我通过当地的一位同行，要来了苗元礼侄女的联系方式。这位同行说：“如果你能把苗文娟搞定，这次报道，你就成功了60%”。但在此之前，也有很多记者找过她。但都是吃了闭门羹，她虽不是官员，但她和官员有着相同的特点，就是非常难采访，那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撬动她的嘴了。
在我给苗文娟打通电话时，她问我你是哪位？，我说我是苗市长的“朋友的朋友”，没想到我跟苗文娟这么一讲，她就非常地感兴趣。她说“那你是我叔叔的那个朋友？”我一听，立马接过话头，“电话里我不方便跟你讲，那个朋友让我们见个面，见面之后我可以告诉你，因为现在是特殊情况。”
后来在宾馆里，我们面对面坐下之后，她第一时间就问我：“那个朋友是谁？”我说：“他对于你叔叔来说很重要，但目前我没方法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但实际上，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千里迢迢从北京过来是为了推动这个事情。如果你信任我，你能给我讲出一些事情来吗？”我这么一说，苗文娟还是非常警惕。于是我又用了第二步的攻心策略，就是利用她在她叔叔“双规期间”的信息不对称。我说：“我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一些信息，目前煤炭局的三位局长，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你叔叔身上。另外，他们也说到了你叔叔跟你的煤矿之间也存在股权联系。现在组织上正考虑对他们进行调查”。这几句话，基本上把苗文娟的心理防线击垮了。她很紧张，她内心中觉得，首先我也许可以成为她的“枪”，其次她觉得我了解关于煤炭系统官员落马的整个利益格局。她也希望从我这里知道一些消息。第三，她被我“诈”中了，她跟她的叔叔之间是有利益勾结的。
在这种情况下，她便开口了，她说我叔叔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问题只在于苗元礼跟煤炭局三位副局长之间一直通过煤炭局做批文（关于国有煤矿的技术改造进行批示），每年有几百万的费用，这是其一；其二，苗元礼通过关系，向煤炭局下属一家企业借了三百万，这三百万一直就没还。苗文娟认为，就是这些事情才导致了她叔叔被抓并落马。在此之后，我又“突破”了煤炭局临近退休的老局长，通过他，对这些细节也进行了印证。
所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要摸透受访人的心理，并想方设法获得其信任，然后再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另外，在采访时，一定要记得留下采访证据。
如果能做到，你就很牛
第二个案例是“安徽阜阳白宫书记”， 就是把政府大楼建的跟美国白宫一样的原阜阳市委书记张治安。这一次，我用了更长的时间，22天。在采访到张治安之前，在第21天时，我跟领导说可以完工了，领导说：“还不行，你要采访到张治安”.啊？！采访到张治安？我当时就跟领导说：“如果张治安接受这种采访，那他一定是个二货！”领导说：“如果你能做到，你就很牛。”但最终的事实是，我的确完成了这一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我采访他的前一天晚上，他派他的一个姓张的秘书来试探我掌握了哪些材料，要找我喝酒，一人一瓶差不多一斤装的白酒。其实我平时是喝不了那么多酒的，当我拿起酒瓶时，我跟他讲：“张主任，去年一年，你的压力一定特别巨大”。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因为去年一年，媒体都在爆料阜阳的‘白宫’，但张书记一直都没有出来接受采访，那么所有的问题和压力，都压在你这位政府办公室主任身上，所以我觉得你的压力一定很大”。说完这话，他热泪盈眶：“我敬你一杯酒。按照我们阜阳的规矩，一瓶白酒我们三口喝掉行吗？”我说：“我老家那个地方的规矩是两口喝掉”。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更不要命的倡议呢？因为这就像踢足球一样，你如果按照别人的节奏，那你必然得输，如果这瓶酒必须得喝，我宁愿两口喝完。因为按两口喝，我有准备，而按三口喝，则他有准备。所以我拿起一瓶白酒，两口就给喝完了，而他喝完就出去吐了。回来以后拍着胸脯说：“我肯定安排张书记接受你的采访”。然后我就采访到了张治安。
欲擒故纵，留存证据
而在采访过程中，在面对每一个官员时，或者在获得重要的材料时，一定要压抑住你的兴奋，一定要让对方觉得你特别的不感兴趣。让他以为你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烂的选题，即使领导让你做这个选题，你都不想做”。
第三个案例，我讲一下“山东新泰上访者被送精神病院”，这一调查报道，后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当时中央的多位领导都做了批示。采访中，我见到了所谓“最牛的人”，也采到了“最牛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这篇稿子也顺利见报了。然而这一次报道，却险些演变成最大的灾难。
其实在采访当地的宣传部长之前，我已经在当地呆了7天，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但在当地宾馆住宿时，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只登记了一天。这是故意造成一个假象，让他们误以为我只来了一天，时间很短，我还没有拿到太多材料。所以见到这位宣传部长时，我是这么说的：“我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所以对山东特别有感情，一直特别反对媒体对山东的负面报道。我现在正在度假，马上要结束了，领导给我发来一份资料。资料上反映的是‘新泰十几位农民上访，被强送到精神病医院’。我一看材料，觉得这怎么可能呢？经过我一天在下面的走访，我更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所以就不多逗留了，我现在回北京，还有急事”。听完之后，他来了句：“那好，先把你送走吧”。我说“还不行，我们《新京报》有个规矩，就是不管哪一个记者接到材料，不管报与不报，我们都要了解一下事情的每一环节是什么情况。所以为了我能早点走，您来简单谈一谈，我也好早点交差了事”。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双眼里充满了真诚，所以最终，宣传部的官员安排我见了当地司法局、公安局、信访局的领导，以及政法委书记和主管信访的副市长。一天时间内完成了这些采访。而我恰恰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完成以后，我非常地兴奋，深知这篇稿子刊发以后，一定是引爆舆论的重磅新闻。
然而在当地官员反应过来之后，就专门赶到北京，来到报社请求我不要发稿，还给我送了一个装有一万元钱的大信封，我当时就断然拒绝，随后他们又从包里掏出六条中华烟，我说：“要是这样，以后就会有人说我这篇报道之后，收了你们的东西，所以我不能拿”。他说：“如果不收的话，我们肯定不走。”见到这种情况，我便请示了领导，报社领导说可以先让他们把这些烟暂时留下。
2008年12月8日，《新京报》如期发表了这篇稿件，并且就在发稿的前一天，报社分三次（邮寄香烟每次限寄两条）还回新泰市委宣传部。
（编者注：在这篇报道刊发之后，当地官方迅速成立了调查组，并在次日发表消息：“被报道的孙法武、时亨生、徐学玲、李平荣、李元亮五人、经过逐一核实，均为省级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精神病患者”，并且，当地政府还向中央有关部门投诉《新京报》“报道失实”。
黄玉浩也从其中一位被送精神病院的上访者孙法武处了解到，新泰有关部门涉嫌采用不正当手段，逼迫上访人作伪证，当地的煤矿矿长跟他说，只要他与家人承认，从没有接受过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没见过记者，并承认患有精神病，便可以在煤矿上个他的子女安排工作。不过，他回复给黄玉浩这样一句话：“我不可能做没有良心的事。”
这次采访，黄玉浩保存了长达18个小时的采访录音资料，证据十分充分。所以后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成立的调查组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次报道，稿件基本内容上是准确的，记者采访过程没有非法行为，采访合法。——详见《新号外》丛书之《影响中国》中《上访者的“精神病院”：相信事实的力量》一文的记述。）
其实通过这些例子，我们不难发现，调查记者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历尽千辛万苦，拿到你想要的料，并全力保护它，并让它顺利见报。所谓“突破”，我觉得贵在坚持，还有足够的智慧。
（来源公众号：新京报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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