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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的尼泊尔地震，在灾区一线的加德满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组织——安平媒体大本营。这个由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建立的基地，免费为前线记者提供通讯、网络、人身保险、应急药品等后勤支持。安平基金的发起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亲赴地震灾区，践行自己的公益传播理念。今天刺猬君独家对话师曾志老师，了解一位学者如何架起公益与媒体间的桥梁。
C= 刺猬公社 S= 师曾志
1走上前线：使命在身，毫无畏惧
C：尼泊尔地震发生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会决定亲自去地震前线？
S：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杭州开会，当时就和安平的工作人员一起筹划要做些什么，最后我们决定发起安平尼泊尔救灾报道计划，资助有意愿和能力的记者去地震前线，同时在那里为记者提供服务。
我是安平基金的发起人，第一反当然是亲自去灾区，因为我不能躲在后面，需要发挥带头作用，减少他人的顾虑，让大家不觉得危险。同时我也是一名传播学者，平时在教学生灾难报道，鼓励学生实验、实践，这种时刻我当然不会退缩。很多人说我勇敢，其实我真的毫无畏惧，我有我的使命感。
并且事实证明，我们的及时行动的确对媒体同行起到了带动作用。安平资助记者去前方的招募通知刚发出两天，就有91名记者报名，一些记者没有通过筛选，单位就主动派他们过来了。
C：你的家人、朋友、学生和领导对你的这次紧急行动做何反应？
S：他们也许会担忧，但都表示非常支持。我在去前线前给领导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新闻传播学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我希望能身体力行地教育学生如何学以致用。领导回复我：支持，并敬佩。
C：到了尼泊尔，你和同事分别负责什么？
S：安平在前线的工作人员只有我和王秀宁。到了加德满都后，我们简单安顿下来，开始着手建立为记者提供服务的安平媒体大本营。
我主要负责外部协调，与当地的志愿者、NGO、国际救援队和基金会建立联系，整合各方信息，打通各个环节领域。王秀宁则一直坚守在安平基地，落实具体服务项目，与国内进行对接沟通。秀宁的本职是一名非常优秀评论员，在这样的重大灾难前，他一定也有到一线观察采访的冲动，但职责如此，他的付出非常值得敬佩。
师曾志在灾区一线
2建立安平媒体大本营：给予记者“心的安顿”
C：安平具体资助了几名记者？到了当地又帮助了多少人？
S：我们一共资助了8名记者到前线进行采访，为16名记者免费提供人身意外保险，还为来自中国的数十家媒体记者提供尼泊尔的到地服务，包括通讯通信、本地信息、采访资源、住宿交通及向导等。因为这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很多，所以具体的惠及人数很难统计。
C：大本营为记者提供了这么多服务项目，你认为哪项服务让媒体同行受益最多？
S：其实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服务就是让记者在陌生的地方得到了“心的安顿”。之前灾难发生时，各路媒体往往一拥而上，记者们在面临危险的同时又没有落脚的据点，而安平的存在可以让他们安心。
在加德满都，我遇到了《南方周末》的记者冯翔，这位才子见到我的第一面是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这种“异乡见亲人”的感觉让我们印象特别深。我一直说，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唤醒、相互温暖的过程，安平就是想成为一个有向心力的组织，在提供温暖的同时，记者们知道：这里有人在。
C：这次行动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S：因为事发紧急，所以要面对的困难很多。尼泊尔余震不断，还伴随下雨冰雹天气，语言不通、交通不便、通讯也不畅通，这些都导致记者无法与当地取得联系，到了灾区不知道哪里受灾最重、哪有新闻线索。所以安平也在尽力发挥力量，组织信息对接会，弥补这种信息不对称。
C：你对这次安平的行动和报道成果满意吗？你认为还有哪些不足？
S：我对整体行动非常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与记者在理解沟通上还有欠缺。一些记者对安平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不可信，因为从来没见过一个组织免费为一线记者提供这么多服务，这在国际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我们需要让大家知晓并信赖安平这样一个媒体与学者建立起的服务平台。我们也在不断努力、积累经验，想办法传递出更多的正能量，弥合媒体与公益之间撕裂的鸿沟。
C：以后安平大本营会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出现在更多灾难现场吗？
S：我希望如此，也相信有了这次经验，安平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也希望大家能知道，“安平”不过是一个符号，它的背后是多个基金会的支持与认可，更是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成长。安平在做的是在媒体、公益、学界、企业界等各个相互平行的领域中，找到一个横切面，将各种资源有效地对接起来。
比如这次尼泊尔地震，我们资助记者上前线，又鼓励记者将新闻图片上传到共享空间中，这样能让未到现场的媒体可以免费使用信息，也让后方人士更好地了解前方情况——这就是我们公共传播中所说的，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
安平媒体大本营
3打开学术视野：去表达，去行动，去改变
C：据观察，除了为记者提供当地服务、组织信息对接会外，你本人也跟随记者进行了灾区观察。
S：是的，这次尼泊尔地震中，我也走到灾区一线，把我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发在朋友圈中。后来有媒体联系我，问能不能使用我的照片发新闻稿，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在出发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自己可以做这么多，甚至能成为一个免费的通讯社——这就是我在行动之中的收获。
我一直在强调“传播，行动，改变”，就是这几个关键词让我学会在行动中自我认知、自我成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妙的人生体验。
C：据了解，5·12汶川地震，你第一次去地震灾区，那次的经历对你的公益之路影响很深。那么这次尼泊尔之行和上次的经历有什么不同？有没有给你带来新的影响和启发？
S：汶川地震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在那里我引入了公益传播和公民社会的概念，也奠定了我做跨界公益平台的想法。这次尼泊尔地震，更多的是一个契机，让安平这几年的积累、资源和智慧得到爆发，使我们有了非常宝贵的实践经验。这次地震也让我更加意识到拓展研究视野的重要性，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也打算建立一个培养机制，为企业家、学者和媒体人授课，让他们学会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公共传播。
C：也许很多人都会问你，为什么一个本该在象牙塔中做学问的大学教师，不仅走出校门做公益，还要去灾区一线？是因为你一直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吗？
S：其实我不是一个行动者，我是一个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但我的使命、格局、体验促使我去表达、去行动、去改变。这个时代，为新闻传播学科提供了太好的机会，我想我们不能埋头在文献里、局限在框架中，传播学的本质就是要跨界，我们要打开学术视野，进而唤醒自己对天地的理解。
C：那么这次回国后，你在课堂上是如何对学生讲述这次经历的？
S：我结合这次在前线的经历，与他们讨论了媒体景观。我告诉他们，我们目之所见的景观往往是媒体想让我们看到的，但有时候，看不到的东西要比看到的更重要。一篇报道可以有多个面向，我们要学会打破自我想象的意识形态，学会辨别与判断，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报道。
师曾志拍摄的救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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