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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严峻，危机初露端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40多年来，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目前人口增长过快趋势已得到根本扭转。同时我们应充分注意到，少子化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提速和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并已危及人口可持续发展，人口学家预计2020年后将出现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问题。
人口学者：5年后将爆发招工难娶妻难和养老难
首先是招工难
目前我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0~14岁人口所占的比重，1982年为33.6%，到2014年只有16.5%，大大低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远低 于印度的34.0%，比美国的20%还低，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少儿人口总量也大幅下降，1982年为3.4亿人，2014年只有2.2亿人。
2021年之后，随着1982年后的0~14岁人口大幅减少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人口高峰出生劳动力的陆续退出，劳动力供给将急剧下降，我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2030年只有7.64亿人，将比2010年时减少6900万人，降幅达8.3%。2021年 后，20~34岁的青年劳动力将呈悬崖式下降，2022年至2025年4年间，每年将净减1100万人以上，到2030年将比2010年减少1.04亿 人、降幅达32%，总量只有2.21亿人。特别是2030年之后，由于后备劳动力急剧大幅减少，将遇到严重的劳动力危机，中国劳动力缺口将超过8000万人。
届时招工难将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单位尤其是企业将面临着无工可招的窘境，将促使工资大幅上升、产业竞争力急剧下降，从而制约经济增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此外，青年人口急剧减少，还将弱化社会创新能力，降低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总储蓄下降。
二是娶妻难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上升、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的现象（正常值是103~107），2014年仍高达115.9。2010年，我国0~19岁人口中男孩有1.72亿人，比女孩多了2210万，因此“娶妻难”的问题已经出现。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娶妻难将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一个重大难题。
到2020年，“娶妻难”现象将越来越明显：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到2020年，24~28岁男性有4900万人，而22~26岁女性只有3900万人，男比女多了1000万人，只能向低年龄女性中去择偶。由于低年龄段男女失衡持续产生、一直处于高位态势，因此这一问题将非常棘手。或会造成早婚、订婚、婚姻买卖现象增多，导致婚姻错位、代际争夺及婚外情、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性犯罪等社会现象增加。
如果成年男性分化成了有配偶阶层和无配偶的“剩男”阶层，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后，却有一大群“剩男”无法成家、当婚未能婚，这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会大大降低这个特殊人群对社会的认同感，甚至将成为他们中少部分人反社会的诱因。
三是养老难
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4年已达1.37亿，占全国人口的10.1%。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 亿，占总人口将超过30%。面对老龄化提前来临，整个社会从物质到心理等方面都没做好准备，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水平低，养老资金缺口较大，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发育严重滞后，社会保障面临相当压力。
2020年后，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社会养老压力将浮出水面，薄弱的经济基础和失调的人口结构，不具备供养老年 人口的能力，养老危机将爆发。届时既缺乏养老所需财力也缺乏养老所需人力，养老的财政供给压力将相当大，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着养老风险的冲击。在目前这种 “四二一”家庭结构中，需要赡养老人增多，中青年将不堪重负。尤其是2030年后，届时供养一个老年人所用的劳动力将由目前的近5个演变成2个。
低生育率或拖累经济发展
在人口学者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就在释放一个又一个预警信号。除了2012年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单独二孩政策全国范围内遇冷之外，预期中的第四次婴儿潮没有如期而至也是一记警钟。
按照人口生产规律，1986年到1990年中国的第三次婴儿潮发生后，在这代人生育高峰时段，应该出现一个相应的回声婴儿潮。再加上2013年底开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有关部门一直确信，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出生堆积。但观察最近十年的年出生人口，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潮峰。
婴儿潮爽约更加印证了人口学者的判断：目前中国整体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低，总和生育率也已低至值得警醒的水平。据多位人口学者的研究，中国总和生育率目前在1.4左右，远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中央党校经济学者周天勇也认为，人口因素是中国目前出现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婴幼少青年等人口比例的快速下降，通过消费群体和收入边际消费率的不同，影响国内的投资消费，进而使经济下行。
专家希望国家尽快修改生育政策
近日，一份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对该政策做出的评估报告在网上公开。评估报告指出，长沙、株洲、湘潭、常德、益阳、郴州、娄底等市在自评报告里明确提出，民众对于全面放开两胎的呼声很高，希望国家尽快修改生育政策，逐步放开两孩生育限制。
报告称，由于部分地区80后、90后群体的生育意愿比较低下，70后较高的再生育意愿受到年龄限制，上述估计可能还有所偏高。总之，全面放开两孩后，总和生育率不可能达到2，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更不可能造成过大的生育堆积。
报告呼吁，鉴于湖南省今后十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将减少200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及群众对普遍两孩的热烈期盼，有必要尽快出台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
最新消息：全面二胎获将放开
有媒体报道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全面放开二胎，该事项有望成为“十三五”规划重要议题。包括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内的多家机构，围绕我国未来人口变化做了一系列测算，这些预测报告已经呈递给决策层，作为制定“十三五”人口规划的背景参考。
“规划可能将人口问题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并为包括全面二胎政策、医疗、养老等一系列改革创造条件。放开二胎政策，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将会形成一组强有力的‘组合拳’，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民生证券预计在“十三五”时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政府很可能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放松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底部老龄化压力；二是增加与养老相关的服务业供给，满足老龄人生活与精神层面的需求。
由此，未来养老和二胎两大行业将长期全面受益，延伸出配套的医疗、老年用品、文化生活、老年服务、母婴医疗及用药、生活用品、奶粉、玩具、儿童服饰等细分产业也有望获得资金关注。
限制生育易，鼓励生育难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曾推行鼓励节育的政策，将极高的生育率降了下来。可是，随后当政府开始鼓励生育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效果。中国一旦开放计划生育，可能也将面临类似的局面。
事实上，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数远低于预期，也正说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但不强烈，而是很低落。之所以生育意愿如此低落，与生育成本的上升密不可分。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现代社会，东亚地区会比其他社会更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更高，这种高成本的付出，也会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
也有人认为，既然大城市的生育率低，农村人多生一些，生育率不就上去了。事实上，现在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并不强烈，根据梁建章的统计，2000年代的城市和农村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三个数据都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中国人生育意愿如此之低，除了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心理因素。
人类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人口并未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也不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二战后，全世界人口是25亿，如今已超过75亿，但是全球人均的生活水平却大幅提高。
所以，要提高中国人的生育意愿，首先必须要抛弃“人口是负担”这个错误的观念。与此同时，还需要转而求助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否则，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前车之鉴已经表明，即使放开生育，仍有可能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困扰。
【文章整理自第一财经日报、新京报、搜狐新闻、凤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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