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老黄忙碌的一天，上午去见川普，聊了解除H200出口管制的事。之后，他又做客了播客The Joe Rogan Experience，跟Rogan聊了两个多小时AI。老黄跟Rogan提到，直到川普第二次上台，他都还既不认识、也没见过川普。第一次和川普政府接触，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部长打来电话，当时卢特尼克跟他说：“Jensen，你和英伟达是国宝。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联系总统、联系政府，请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永远有求必应。” 在卢特比克的引荐下，他今年1月份才见了川普。
跟Rogan聊完之后，黄仁勋又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办公室会见了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在约翰逊办公室外面，老黄告诉记者：“我来这只是为了回答有关人工智能的问题，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很重要，对我们的科技产业也很重要。”记者问他跟川普聊的啥，老黄说聊了出口管制，“我们支持出口管制，应该确保美国公司拥有最好、最先进、最丰富的技术，但我们对具体的技术要求感到担忧。”
记者又问他，你觉得如果川普政府放行H200，中国会不会同意买？老黄边往下一场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对出口管制有管辖权的委员会）闭门会议室走，边回答记者：“我们不知道，一无所知，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芯片的质量，他们不会接受的。”
下午川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也被问到跟老黄谈了啥，川普直接回避了，只说了一句：“我是跟Jensen聊了，英伟达和Jensen真的很棒！”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闭门会议结束后，共和党参议员Mike Rounds跟记者说了几句，承认英伟达渴望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他们想要全球客户，我们理解这一点。与此同时，包括Jensen在内，我们都对限制出口产品到中国感到担忧。”另一个共和党参议员Cynthia Lummis 透露，这次交流让她“很受教育”，但她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只是在吸收信息。据报道，老黄在闭门会中对参议员们说：把GAIN AI Act从国防授权法剔除是明智之举，这个法案危害性甚至超过了备受业界诟病的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
但也不是所有参议员都受到了教育。例如，参院银行委员会的Ranking Memer沃伦就和另一个民主党参议员Andy Kim当天联名致信卢特尼克，强烈反对解禁H200，认为这不仅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会伤害美国自己的科技企业、初创公司和实验室，会让美国企业因为抢不到芯片而落后。信中指出，中国正在拼命获取这类高性能芯片，用来发展军事、监控和大型 AI 项目，甚至有人靠走私来拿芯片；司法部也警告过这些芯片可能被用于开发武器和监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商务部如果继续放宽出口限制，就是在帮中国提升实力、牺牲美国自己的安全和竞争力。两个参议员还抱怨商务部的决策不透明，质疑是不是受到了“马阿拉歌活动”或私下会晤影响；也点名英伟达一直靠游说推动政策向自己有利的方向走。
今天还有个对老黄来说很关键的好消息，《保障国家人工智能获取与创新法案》（GAIN AI Act），也就是英伟达和AMD这种芯片公司在向中国和其他禁运国家销售GPU前，必须优先可着美国客户购买的法案，最终还是被他和AI沙皇Sacks给摁下来，没能进到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目标12月19日起审议完成）。
这个法案在国会磨了好长时间了，最后众议院共和党的领导层看来是被Jensen和Sacks做通了工作，反对写进NDAA。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Brian Mast昨天最后做了努力，提议对GAIN AI Act进行修改，主要是明确了国会有30天时间阻止向中国、俄罗斯、朝鲜或伊朗出口AI芯片。计时从商务部出具颁发许可证的计划通知以及出口不会损害国内芯片供应的证明文件之日起开始。不过，Master在国会大厦走廊接受采访时也跟记者承认，这个法案基本没戏了。
晚上，老黄去了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该中心主席John Hamre进行了一次“炉边谈话”。不可避免的，他再次被问到了为什么他认为应该卖芯片给中国。老黄回答道：
美国的科技产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只要对手愿意上场，完全不怕任何人。但问题在于你不能把市场拱手让给别人。他半是调侃、半是无奈地说：英伟达现在是历史上第一家同时被中美禁止的国家，美国禁止我们出口、中国禁止我们进去。美中双方难得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英伟达不该去中国。
总之，美国已经把全球第二大 AI 市场、第二大科技市场直接让给对手了。还有人跟我说：“没关系，我们不做中国市场，我们去别的地方赚回来”，我只能说中国市场跟美国市场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找不到第二个。我们不应该就这么把整个中国市场让出去。对手很强，但正因为对手强，我们更应该去竞争，而不是放弃。
他还谈到了怎么看待AI监管，说你要是问“AI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国可能有 80% 的人说“利大于弊”，美国则很可能反过来。我们在讲 AI 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总是用科幻片、末日叙事去描绘 AI，把公众吓得要死。适度担忧没问题，但也要务实。AI 本质上是“自动化（automation）”。在应用和普及层面，如果我们在采用 AI、把 AI 真正用到产业里的速度上落后，最后谁率先把技术“用起来、用够广”，谁就赢得这一轮工业革命。这就好像电是在英国被发现、发明的，但美国应用得更快、更广，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总体上，我觉得老黄这次在CSIS的对话，是他有史以来把AI与国家安全、怎么看待出口管制等问题讲得最清楚、最通俗易懂的一次，他的很多真知灼见，对中国看待这些问题也很有启示。以下把全文实录放出来以飨读者：
John J. Hamre：
今天我们会有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各位同事。你知道，英伟达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成功案例，还是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型企业。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这个。我刚刚看了你们的网站，你们一直在强调“英伟达是一个平台”。这是什么意思？
黄仁勋：
所谓“平台”，就是一个可以让别人在上面继续构建各种事物的基础。英伟达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纯技术公司”（pure play technology company），事实上也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这类公司。我们从无到有创造技术，我们最终交付的产品，本质上是“纯技术”。要用我们的东西，必须在它之上开发各种软件和应用，服务于不同行业。
你看今天的大多数科技公司，有的是社交媒体公司，有的是电商公司，有的是信息搜索公司，它们都是很了不起的科技公司，但它们的商业模式其实是别的东西。我们的商业模式是“纯技术”。
现在 AI 的运作方式、以及我们技术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从最终形态来看，技术平台是分层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作“平台”。你是“站在”它上面的，一个应用或者一个行业，是站在这个平台之上的。这个平台最底层是能源。现任政府之所以一上来就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支持能源增长”的政策取向。它对能源的态度是：如果没有能源，我们就无法让这个新产业蓬勃发展——这完全正确。所以第一层是能源。
第二层大致就是芯片和系统——芯片这一块，就是英伟达所在的位置。
第三层是一大堆软件，我们在自家芯片之上构建了非常庞大的软件栈。大家最熟的是 CUDA，但我们其实做了几百种不同的软件，让人们可以在各个领域做 AI：科学、语言、图像、机器人、制造等等。第三层基本上就是“基础设施层”，主要是软件。
历史上大家一说“基础设施”，往往只想到“云”。但越来越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基础设施还包括土地、电力、厂房。我等会会详细讲这一点，因为这个产业其实已经“膨胀成了另一个层级的产业”，我稍后再回到这里。总之，第三层是基础设施，这里面也包括金融服务，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需要巨量资本。
在那之上的一层，就是软件，也就是大家在谈论 AI 时主要关注的那层：AI 模型。这一层当然有革命性，比如 ChatGPT，Anthropic 做的 Claude，谷歌的 Gemini，xAI 做的 Grok，这些都非常了不起。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四个模型，只是世界上大约 150 万个 AI 模型中的“四个”而已。AI 不是只懂英文、只懂自然语言的那种智能；还有懂基因、蛋白质、化学物质、物理定律的 AI；懂量子的 AI；懂物理运动（也就是机器人）的 AI；懂长时间序列模式的金融 AI；懂跨多模态、跨时间维度医疗数据的医疗 AI。
所以 AI 的触角深入到非常多的领域。我们现在谈的只是一小块。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意识到：AI 涵盖了几乎所有信息形态，涉及每一个科学领域、每一个行业，全世界大概有 150 万个 AI。再往上，就是所有的应用层。我们不能忘记，从根本上说，这些 AI 模型是“技术”，而技术的意义在于“让应用成为可能、被用起来”。无论你是在做医疗、娱乐、制造、自动驾驶、交通，每一个行业都有与之深度耦合的 AI。
这就是“从下往上”的五层结构。英伟达在比较底层的平台层。我们之所以说自己是“与世界上所有 AI 公司合作的 AI 公司”，就是因为我们是大家搭建各自技术和应用的底层平台。那道所谓的“护城河”，与其说是护城河，不如说是一种“共同语言”：所有这些不同的应用和技术，都是通过我们 25 年前发明的一种架构——CUDA和我们对话。CUDA 之上又有大量的 CUDA 库，是我们这些年发明的各种算法。这基本上就是英伟达的平台。
我们自己不造自动驾驶汽车，但我们和全世界所有自动驾驶公司合作；我们自己不发现新药，但我们刚刚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做药物发现的公司合作。我们是他们搭建一切东西的平台。我们是一家平台公司。
John J. Hamre：
我今天碰到大概半打年轻人，他们上来就跟我说：英伟达让他们的游戏体验更好（笑）。
黄仁勋：
在我“发明 AI 产业”之前，我们造出的第一个产业，其实是“现代游戏产业”。你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我对此非常自豪。英伟达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平台。
John J. Hamre：
我之前还真不知道（笑）。难怪一半小孩找我都在聊这个。
黄仁勋：
我们有 3 亿活跃用户，还有一亿台 Nintendo Switch 里都用了英伟达。
John J. Hamre：
好，那我问一个你最近说过、挺“炸裂”的观点：你说中国正在“赢得 AI 竞赛”。我知道你在中国有一个很强的对手华为，而且华为有不少你没有的优势。你能不能展开说说这场竞争？我们真的在落后吗？
黄仁勋：
那是个“非常好的标题”。
John J. Hamre：
确实是个好标题（笑）。
黄仁勋：
而且看起来也确实引起了很多注意。但和所有标题一样，前面的免责声明和“底层铺垫”都被省略了。真正的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先把 AI 再简化一下，回到刚才讲的五层：AI 是一个“五层蛋糕”：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应用。我们就按这五层来比。
从最底层的能源开始，中国的能源总量大概是美国的两倍。对我来说，很难理解一个经济体量不如我们大的国家，能源总量却是我们的两倍。这是第一点。而我们也知道，现任政府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也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见我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再工业化美国（reindustrialize America）”，要把制造业“重新搬回美国本土”，让美国“重新会制造东西”，这样才能创造就业。这块被离岸、被外包，已经把美国中空化了，现在必须拿回来，而且他需要我的帮助。
问题是：如果没有能源，我们怎么造芯片厂、计算机系统厂、AI 数据中心？我们把这些叫“AI 工厂（AI factories）”。现在我们在美国同时在建三种工厂：芯片厂、超级计算机工厂、AI 工厂，全部都需要大量能源。你一方面说要再工业化，另一方面又缺能源，这怎么做？我们过去把能源妖魔化了太久。
特朗普总统愿意冒风险、挨骂，推动国家重新认识“能源对增长是必须的”，这是他上台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回到刚才的图片：在能源这一层，中国的曲线是“几乎垂直向上”，我们则比较平。
第二层芯片，我们在芯片上“领先好几代”，这点大家大致都有共识。
第三层基础设施，如果你在美国想建一个数据中心，从破土动工到一台 AI 超级计算机真正跑起来，大概需要三年；他们那边可能一个周末就能盖好一所医院。这是巨大的差距。所以在基础设施层，他们“建设速度”的优势非常明显，他们是一群“建设者”，动手能力、建设速度极高。
在芯片这一层，我们暂时领先好几代，但千万不能自满。半导体归根结底是“制造业工艺”。如果有人觉得“中国不会制造”，那就完全错判了。
John J. Hamre：
而且中国还会给芯片公司“打五折电价”，甚至提供免费的员工通勤，你做不到这些啊。
黄仁勋：
我们的电价本来就比他们高，然后他们再打五折，我们的成本可能是他们的四到八倍。
John J. Hamre：
那你怎么评价这场大赛？中国政府在全力扶持自己的“国家队”，我们这边基本没有类似做法。你对这场和中国的竞争怎么看？
黄仁勋：
先别急，我肯定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答（笑）。不过先把上面两层补完。第四层是模型层，美国在“最前沿的大模型”上是世界级的，领先优势大概是“六个月”。但在那 140 多万个模型中，大部分其实是“开源的”。在开源方面，中国遥遥领先。
开源为什么重要？因为没有开源，初创公司活不下去，大学做不了研究，你教不了学生 AI，科学家也没法在一线实际用 AI。整个产业想往前走，经济想靠技术升级，都需要开源。没有 Linux、没有 Kubernetes、没有 PyTorch，就没有现代 AI 生态。这些关键技术全部是开源的，而中国在开源上的生态布局，确实比我们领先。
再往上的应用层，如果你在两国做一个社会调查：问大家“AI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国可能有 80% 的人说“利大于弊”，美国则很可能反过来。这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事实：
我们在讲 AI 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总是用科幻片、末日叙事去描绘 AI，把公众吓得要死。适度担忧没问题，但也要务实。AI 本质上是“自动化（automation）”。在应用和普及层面，如果我们在采用 AI、把 AI 真正用到产业里的速度上落后，最后谁率先把技术“用起来、用够广”，谁就赢得这一轮工业革命。
你看，电是在英国被发现、发明的，但美国是应用得更快、更广的那个国家。结果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总之，我刚才是沿着五层“逐层打分”。看 AI 的时候，不能只盯着一个点，这不是 ChatGPT vs DeepSeek 的问题，而是要看整个五层栈，以及所有行业在每一层的情况。这样才算完整。
John J. Hamre：
那你觉得，对华为这类中国“国家队”来说，你们跟他们交锋的赛道是公平的吗？
黄仁勋：
首先，美国的科技产业就像我们的金融业、军队一样，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我们身处的是人类历史上“战斗力最强的科技产业群体”之一。我很有幸成为这样一个产业的一部分。只要对手愿意上场，美国科技产业完全不怕任何人，我们强大、迅速、富有创造力，谁都敢打。
但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把市场拱手让给别人”。你知道现在的情况：英伟达一方面被美国禁止对华出口，另一方面中国也把我们挡在门外。我们可能是历史上第一家同时被中美禁了的公司（笑）。不管谁做的决定，美方和中方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英伟达不该去中国。
当然，我这么说有点调侃，情况实际上更复杂。
总之，现在我们基本“不在中国竞争”。问题是，我们已经把“全球第二大 AI 市场、第二大科技市场”直接让给对手了。我很了解中国，如果有人跟我说：“没关系，我们不做中国市场，我们去别的地方长回来”，我只能说——你不可能“用别的地方替代中国”。就像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用别的市场替代美国”一样。美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也是一样，我们不应该就这么把整个市场让出去。对手很强，但正因为对手强，我们更应该去竞争，而不是放弃。
话说回来，我们也要承认：华为也是“史上最强大的科技公司之一”。不管它有多少国家支持，只从技术角度，他们非常值得尊敬。我们每天都在跟这样一个对手竞争，他们敏捷、速度极快。有人说，“如果美国企业不在中国，中国的 AI 行业就会被拖慢很多年。” 但事实不是这样。结果是，中国的半导体行业“每年翻倍”，而全球其他地方也就 20–30% 的增速。年年翻倍，其实用不了几年就能追上来。
John J. Hamre：
但问题是，他们已经站在“二垒”，我们才刚走到打击区，这确实是很大的优势差距。我们得认真想想怎么办。再问一个，G20 峰会期间，中国在会上公开邀请其他国家“加入中国的 AI 合作倡议”，而我们连代表团都没派过去。这看起来就像我们压根“没上场”。
黄仁勋：
他们在“技术扩散”上非常聪明。你看 5G 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很早就意识到 5G 也是一个“平台”，因为所有服务都要搭在这个平台之上。谁先到达一个地方，谁先把平台铺满，谁就先拿到生态。
英伟达在自己的领域“提前了 25 年”，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人理我，我反而有一大把时间去铺生态、建应用、拉伙伴，慢慢把整个产业连起来。
华为做 5G 的时候，由于政策原因被世界很多地方排斥，结果他们在中国拥有“十亿手机用户的独占市场”，这给了他们巨大空间来做规模化。然后他们再把技术出口到“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在又搞“AI 一带一路”。他们一定会尽快把中国技术扩散出去，因为他们非常明白：谁先铺开，谁先把生态建在自己技术栈上，谁就会变得黏住别人、不可替代。
John J. Hamre：
你怎么看他们想打造的那个中国式 AI 生态？显然那是个非常深、非常厚的生态，既有物理的、也有技术和经济层面的东西。
黄仁勋：
我们再退一步看。现在全世界前十名的理工大学，有大概九所都在中国。他们在很多科学与技术领域已经领先。这是过去五到十年完全“翻转”的结果，以前大多数领域是我们领先，现在很多领域是他们领先。他们有庞大的高素质学生群体；全球大约 50% 的 AI 研究人员是中国人；去年全球约 70% 的 AI 相关专利是中国发布的。
所以，中国的 AI 生态，尤其是软件和研究层面，非常活跃、非常有创新力。这是一个有着巨大能量的国家，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就处在模型层和应用层。
现在因为美国不再参与中国市场，我们等于“撤出了”这个市场，把它让出去了，于是他们只能自己搭全栈：利用这些 AI 研究人员、计算机科学家，把完整的技术栈从下到上全部补齐。一旦完整栈建起来，他们会以你难以想象的速度把它出口到全球。
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我们变成买方，而不是卖方。
John J. Hamre：
说得直白一点，最后是“我们买他们的”，而不是“他们买我们的”。
黄仁勋：
对。
John J. Hamre：
你现在在华盛顿，我知道你不太“期待”来华盛顿（笑）。
黄仁勋：
对我来说，这是唯一一个必须穿西装打领带的地方（笑）。
John J. Hamre：
那我就问一个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现实：在我来华盛顿 45 年里，从没见过像现在这种产业政策的力度。一开始我一直认为产业政策不应是美国该做的事。
拜登政府用的是一套“定义你可以卖什么”的管制思路，用“扩散（diffusion）”做控制参数。现在特朗普政府不这么玩扩散模型，但他们希望拿“黄金股”，要抽你 1% 的利润分成。你怎么看现在华盛顿这套产业政策？
黄仁勋：
我同意，在有些时候，产业政策必须介入，因为需要一系列激烈动作来纠偏。而特朗普总统上台时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
第一个需要强力纠正的错误，就是过去十年在能源增长上的决策，我们在这点上严重亏待了这个国家。没有能源，就不可能有新产业成长。你可以说大家都去搞服务业，服务业只需要热量（人力），但制造业需要的是电。所以我们必须有能源，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我们想真正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就不能只给博士和大学生创造繁荣，我们要给每一个阶层创造繁荣。而经济中规模最大的那个部分，是制造业。我们已经把它外包了 20 年，现在必须拿回来，而且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AI 这次工业革命、这个“闪点”，刚好是重启的最好时机。它让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出现，也让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生态，可以被动员起来，让台湾、韩国等伙伴来帮助我们“再工业化”美国。
台湾在这件事上付出了巨大努力、应该被认可。没有他们帮忙，我们在亚利桑那做的那些事，不可能有今天的进展。我前一阵子在亚利桑那台积电的厂里做了一个祝贺致辞，往台下一看，大概三分之二是台湾人，三分之一是美国人。亚利桑那现在台味十足，那里的台湾牛肉面水平大幅提高（笑），要吃一碗牛肉面完全没问题。
这些台湾年轻家庭举家搬到美国来帮我们把工厂撑起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们。韩国也在帮我们重建存储器生产；台湾的富士康、纬创、广达等厂商，也在帮助我们重建系统制造能力。
所以，第二个我非常支持的产业政策，就是“再工业化”美国。我可能是第一个跳出来全力支持、并主动用英伟达的能力加上这次 AI 工业革命的机遇，把整个供应链拉回美国的 CEO。
我向客户和合作伙伴承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我们会在美国建成“规模约 5000 亿美元”的 AI 超级计算基础设施。这是第二块：能源增长和再工业化。
第三块，是我花了很多精力试图向决策者解释的：美国的技术领导力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绑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异常强大的技术产业，本身就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美国技术深入到世界各国的产业、生态、经济之中，本身就是美国的一项战略优势。大家在构建自己经济和产业时都离不开我们的技术，这会让美国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险。
John J. Hamre：
我想在“国家安全”上有两个层次：小写的 national security（n、s 都小写），那是我们熟悉的：航母、轰炸机、陆军师、训练体系；大写的 National Security（N、S 大写），则是你整个经济的活力、产业的生产率、创意的能力，以及司法系统的公正程度。你就在这里，你受益于这个“大写”的 NS，同时你也在为它添砖加瓦。你怎么看自己的角色？
黄仁勋：
首先，英伟达诞生在美国，我们是一家非常自豪的美国公司。我们富有创造力，充满活力，站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工业革命”正中心，这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完全可以和“电的发明与普及”相提并论。
我们会影响到每一个行业、每一家公司。每个国家都会建设 AI，每家公司都会使用 AI。我们会把美国技术出口到美国愿意我们出口的任何地方。这是我们为国家安全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绝佳机会。
我们也知道，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经济繁荣是绑在一起的。国家越富裕，就越有能力养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我相信，在这场新的工业革命中，我们正在美国建设新的工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有人跟我说，按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算，英伟达可能是当下“单一贡献最大”的公司之一，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英伟达本身是一个数千亿美元市值的公司，支撑着一群同样规模的多家企业，一起去争取以万亿计的产业机会。
从技术领导力和经济繁荣的角度看，我们能做的贡献都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看待美国技术标准的扩散与输出？
第一，我们必须保护“小写的国家安全”，确保对手拿不到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的敏感或先进技术。第二，我们要确保美国的科技公司，通过与我们合作，能优先用上最好的、最先进的技术。
但在做到这两点之后，我们也应该把美国的技术和标准积极扩散出去，在全球竞争，通过技术出口和标准输出形成飞轮，持续给我们的研发提供资金，让我们维持世界最强科技产业的地位，从而也有能力维持世界最强军事力量。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John J. Hamre：
你好几次都提到能源是限制因素。当年我们发明 LED 照明时，因为效率太高反而让需求信号消失了一半，结果我们有一半电网是按市场供给模型来运作的，他们不会超前投资，所以现在电力容量严重落后。你也提到中国的电力装机是美国的两倍。你觉得这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你们想推动的这场革命？
黄仁勋：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必须几乎用上一切形式的能源。我们不能只指望现有电网，必须“站在电表之后自己建电”，也就是自建发电系统。当然我们也应当鼓励、加速核能的发展，我们很快就需要能源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极快地推进自己的技术。史上从来没有一家我们这个规模的公司，每年都发布新一代产品。
这里需要纠正大家对GPU的想象。很多人一想到英伟达，就想到一块插在 PC 里的游戏显卡。但给 AI 数据中心用的 GPU 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重两吨，有 150 万个零部件，耗电 20 万瓦，要价 300 万美元。
有时候有人说，GPU 会被走私。我心里其实很想看看到底怎么走私（笑）。你得走私到足够填满一整个足球场的规模，才够支撑一个像样的 AI 数据中心。
我们每年的新架构大概可以在同等功耗下，把性能提高 5 到 10 倍，因此能效也以同样的倍数在提升。但问题是，我们正处于整个技术建设的起点：我们每年把性能提升 10 倍，但市场需求每年是1 万到 100 万倍的增长。AI 本身越来越耗算力，采用率又在爆炸式上升，指数叠加指数。
我们会全力以赴追赶、不断推出更高能效的系统，但底线还是那句：我们需要能源。
John J. Hamre：
我个人觉得，我们必须想办法突破各种“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的障碍，可能需要联邦层面的某种预先授权。这是我的观点，不是你的，我不想让你替我这句话负责（笑）。
再问一个：去年全世界新安装了 200 万台机器人，其中有一半在中国，这个数字很惊人。机器人在 AI 版图里扮演什么角色？
黄仁勋：
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为什么这件事已经近在眼前。现在你可以用文字描述一个动作，然后丢给视频生成 AI，它会给你生成视频。比如你说：“让黄仁勋伸手拿起杯子”，你先拍一张这张桌子的照片作为起始画面，然后告诉 AI：在这个初始场景下，让“黄仁勋伸手拿起杯子”。
AI 就会像你们已经见过的那样，一帧一帧生成我伸手、拿起杯子的过程。这已经是大家见过的现实。
从本质上讲，对 AI 来说，“控制图像里的像素”和“控制若干电机”的本质并无差别。所以，“对机器人下达指令：伸手拿起杯子”，在技术上离我们已经不远了。我们要做的，是把现在“在云端运行的 AI”，装进一个“有实体的机械系统”里，这就是“具身化（embodiment）”，也就是机器人。
所以从 AI 的角度看，机器人技术已经“近在眼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证据。
中国在这方面会很强，原因有三：第一，他们有巨大的本土需求，制造业是国之根本；第二，我们现在在推动再工业化、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本质上也意味着我们对工厂自动化的需求很大；第三，他们非常擅长电子与机械的结合，也就是“机电一体化（mechatronics）”。
中国在需求侧和供给侧能力上是高度匹配的。日本有类似的需求，也有很强的机电能力，但日本在 AI 技术上还需要补课；德国同理，有巨大需求，有极强机电能力，但也需要更强的 AI；美国有一流的软件与 AI 技术，如果顺利再工业化，也会有庞大的机器人需求，但我们现在在机电这一块，还要大幅加强。
John J. Hamre：
对大多数人来说，用 AI 找一个更好吃的素鹅肝配方，可能是我太太会干的事（笑）。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这东西变成生产力机器的那一步。
时间差不多了，我再问最后一组问题。我有个朋友是某顶尖研究型大学的院长，我问他：“你的老师们怎么看 AI？”他说：工学院的老师非常兴奋，觉得这太棒了；理学院的老师非常好奇，觉得潜力巨大；人文学院的老师则觉得“世界要完了”。这大概反映了大家对 AI“黑暗面”的焦虑。你会怎么跟我们谈这件事？
黄仁勋：
我们先从结论开始：毫无疑问，每一个人的工作、每一个职业都会被 AI 影响，因为我们工作中承担的“任务（task）”，会被 AI 大幅增强。有些岗位会消失，有些新岗位会诞生，所有岗位都会被改变。
所以，我刚才用到了两个词：task 和 job——任务 vs 工作，这两个概念要严格区分。
大概 7、8 年前，一位非常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AI 科学家说：AI 的第一个重大应用将是放射科，因为计算机视觉是第一个取得突破的领域。他当时预测：5 年内，放射科医生这个行业会被 AI 完全改造，未来不会再需要放射科医生，他还建议不要再有人去做放射科。当时大家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建议。
现在 5、6、7、8 年过去了，几乎所有影像诊断平台都已经被 AI 全面改造，这一点是 100% 成立的。但与此同时，放射科医生的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为什么？
因为读片子是放射科医生的“任务（task）”，但他们真正的“工作（job）”是“诊断疾病”。
现在 AI 可以让他们更快、更精确地读更多片子，不会累、不走神，可以看 3D、4D，可以做以前做不到的空间与时间分析，所以检测能力大幅增强。医院因此可以服务更多病人，经济状况改善之后，自然会雇佣更多放射科医生。
软件工程师也是类似的情况。有人说，“写代码要被自动化了，就不需要程序员了”。我把 AI 工具发给英伟达 100% 的工程师，无论软硬件工程师都在用，结果大家比以前更忙了（笑）。
所以问题不在于单个任务是不是被自动化，而在于整个工作的价值在哪里。财务分析师的任务是“折腾表格”，但工作的本质是“给出财务判断、帮助客户做决策、分析市场和未来”。这里面人的因素仍然极其重要。
在你决定要害怕 AI之前，我的建议是：先去用它、摸它、和它一起工作。
哪怕在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对我个人来说，有了 AI 后，我的写作能力变好了，不是风格改变，而是产出速度大幅提升。我仍然需要自己提供原创思想和原始表达，AI 帮我的是把这些思想更快变成初稿，特别是当我们需要把类似的观点用不同方式、不同语境再表达一次时，它的效率非常高。
所以对人文学科来说，“原创思想、原创表达、带有人手温度的作品”，仍然会永远有价值。
John J. Hamre：
我前阵子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我太太跟我说：“记得拍照，我一直怀疑你脑袋里是不是空的（笑）。”
黄仁勋：
结果怎么样？
John J. Hamre：
结果是，她是对的（笑）。
我们快到时间了。你在华盛顿，我知道来这里对你不全是享受。但最后请你跟我们说说，你怎么看这场由你们带领的革命？我们会亲身经历，也会试图去监管它，但其实还不知道该怎么做。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预期、怎么思考自己的未来？
黄仁勋：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话题，华盛顿其实已经在很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这场革命的走向，包括产业政策等等，在不少地方确实恰逢其时。
对我个人而言，华盛顿一开始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地带。自从第一次见到你那天开始，我才慢慢多来。对我来说这并不自然。
但我能明确感受到的一点是：大家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美国赢，希望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有非凡的能力。
你很难不对这个国家抱有浪漫情怀。我的父母怀着美国梦，把我和哥哥在我九岁时就送来美国，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在这里从头开始。一路走到今天，我能有幸站在这里，领导一家在人类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公司，你很难写出比这更好的故事。你很难不为这个国家感到浪漫。
我身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所有合作伙伴和生态中的人。这一切说实话是一种奇迹，我不想显得自满，但恐怕这确实是事实。我有机会和全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合作，更能体会这一点。
我之所以要来华盛顿，是因为至少我可以把 AI 解释清楚：它有五层；它会怎样演进；某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政策，在长期、尤其是从技术和竞争视角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很严重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我可以提供一个技术视角，帮助大家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保住技术领导力。
为此，我非常感谢在这里遇到的所有人，大家一直都很开放地跟我交流。虽然对我来说这还是新事物，我也常常显得有点笨拙，但我真心感激华盛顿对我的接纳。
John J. Hamre：
有个问题，我猜我知道你的答案，但还是要问：你对未来乐观吗？
黄仁勋：
绝对的，1000% 乐观。我们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
我其实已经不用工作了，按道理也算功成身退了（笑），你刚才也说同意。但接下来这十年，是我绝对不想错过的十年；甚至再往后二十年，我也不想错过。我们将在科学进步、产业发展、国家繁荣方面做出比过去所有年代加起来还多的贡献。
所以我绝对不想错过。这是最好的时代。
John J. Hamre：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一个阶段，我们都在期待。大家一起用掌声谢谢他，好吗？（掌声）非常感谢你，今天太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