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东亚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2025年5月13日，本课题组成功举办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通识课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李孝聪以“认识中国：东亚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为题进行分享。讲座主持人为北京建筑大学侯妙乐教授、常新峰博士。
个人介绍
李孝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
1.中国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
李老师首先为我们深入讲解了中国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他指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既具有整合性，又相对封闭；不仅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还体现出较强的隔绝性与独立性。这些特征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视角。
1、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既整合，又相对封闭
中国南北相距5500公里，纵贯49个纬度，东西距离5200公里，横贯62个经度。“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民族的总称，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
在东亚地区，受纬度、降水、土壤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地域类型。中国历史上，农耕和游牧民族相互影响，如满族入侵、罗马帝国解体后东罗马帝国的衰落等。中国人的视野逐渐从东亚向西扩展，如周穆王时期的西王母传说、秦始皇统一后的陇山巡视、汉武帝时期的西域开拓等。到了唐代，安西都护府统辖的军镇已经延伸到南疆地区。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平定了准噶尔之乱，刻下西域记功碑，标志着中国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
图一 汉、唐、明、清时期中国疆域
2、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显著的多样性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可以划分为八个自然大区。气候上，从南到北跨越了六个温度带，包括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寒带等。降水和植被的分布也受到气候、海拔等因素的影响。
图二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密度分界线，东南部人口密集，西北部人口稀少。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长城的分布与胡焕庸线吻合，反映了历史上地方行政区划的差异。
图三 中国人口密度图（胡焕庸线）
图四 秦时期形势图（长城分布）
在河流水文方面，由于历代都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地区脱离，中国历史上无论统一还是分裂割据时期都曾反复开凿运河，历代中国的运河是不朽的水利工程，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李老师强调，由于我国河流多为东西走向，为了实现南北通达，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起便开始开凿运河，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始终未曾中断的伟大工程象征，与长城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物质化的见证。
图五 中国运河分布图
3、中国地理环境具有相对明显的隔绝性和独立性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相对的隔绝性与独立性，这一点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从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到北方的西伯利亚冻土带，再到南方的高原和东部的海洋，自然地理条件构筑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也塑造了中国内部复杂多样的区域格局。
李老师通过多个实例，展示了中国不同区域的封闭性，如四川盆地、云南盆地、新疆的天山南北、山西的多重盆地结构、福建八闽地区、东北松辽平原的分隔等，这些地理特征不仅影响了各地的文化风貌，也直接影响了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设置与政权演变格局。
在地理相对隔绝的背景下，中国却始终未走向封闭，而是不断地向外开拓与交流。从丝绸之路到草原之路、从西南的永昌古道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人始终在努力打破地理屏障，与外部世界互动往来。
图六 丝绸之路
图七 永昌古道
图八 海上丝绸之路
最后，李老师指出，中国复杂多样的地理格局并未阻碍其发展，反而激发了中华民族向外开拓的动力。正是这种“因封闭而求通达”的地理应对，使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持续交往的文明姿态。
2.中国地理环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
接着，李老师深入讲解了中国地理环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他指出，自然地理格局不仅塑造了不同区域间的互动模式，如游牧对农耕的依赖、周边民族对中原的长期趋向，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演变路径——从先秦的东西对立，到秦汉以后的南北分治，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同时，地理大势还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制度文明的构建方式以及传统建筑的空间形态。
1、游牧地区对农耕地区有着强烈的依赖性
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农耕与游牧的界限分明，造就了草原地区对农耕地区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互补，更引发了频繁的冲突与掠夺。为了保护农耕文明的稳定发展，中国不得不修筑长城，将无序的掠夺转化为可控的管理，形成“有序的交往”。
图九 康熙时期长城图
李老师进一步指出，长城并非中国独有，如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也是罗马帝国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修建。但由于欧洲为海洋性气候，游牧压力并不长期持续，因此罗马帝国解体后便不再修建。而中国则因季风性气候和广袤的草原带，必须在几千年中不断修缮、延展长城，这使得长城成为中国独特的“物化的文明形态”。
2、中原与边缘地带的互动
李老师指出，中国周边高原与边疆民族地区在历史上对中原的文化、制度与地位的长期倾向性。他指出，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黑龙江流域等地的民族群体，几千年来不断地向中原靠拢，体现出对中原汉文化的强烈认同与向往。从匈奴、柔然、突厥、蒙古，到东北的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乃至满洲，这些民族不仅多次发起对中原的军事行动，一旦入主中原，往往效仿中原制度、采用汉族礼制、营建都城、修史立制——正如元朝忽必烈按照《周礼·考工记》的理念营建大都，清代则在沈阳建造故宫、再至北京设立中枢，充分体现出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图十 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
老师强调，这种从仰慕到模仿、从征战到融合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写照。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是中华文明延续与凝聚的力量所在。
3、南北分治多于东西对立，最终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中原核心区，先秦时期的政治文化格局以“东西对立”为主，进入秦汉魏晋南北朝后演变为“南北对立”。唐朝以前，江南长期倾向于北方中原，随着多次政权更迭和人口迁徙，南北之间不断交往融合。最终，中国走向了南北分治格局下的民族多元一体。
图十一 中国地形面积分配比例
从地理角度看，中国地势自四周向中原呈“碗状”下沉结构，区域联系向心集中，这一独特地理格局为黄河与长江流域孕育中华文明提供了稳定支撑，也深刻影响了政治版图的演变路径。
4、中国地理大势造成的传统文化心态
中国的地理格局不仅深刻影响了政治版图，也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心态与制度文明。在历史上，中原始终被视为王朝正统之地，“居中而治”的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层结构之中。元代忽必烈迁都大都，完全参照中原都城形制建城，正是这一“文化中心”思维的体现。
以五岳为代表的“名山大川”不仅承载着地理认同，也成为王朝合法性的象征。而“九州”作为最早的地理分区，从《尚书》起便奠定了“天下一统”的空间想象，成为华夏族群共同的文化标识。
图十二 “九州”分布图
基于九州的“五服”制度，从王畿向外呈同心圆层层展开，构建起以祭祀与朝贡为核心的礼制秩序。这种地理空间的政治化表达延续至今，影响深远。从古代的朝贡体系到今日的北京“环城结构”，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认同、中心意识与制度传统。
图十三 “五服”观念图
图十四 北京“环城结构”
5、中国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制度文明的影响
(1)中央集权与地域治理的张力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民族复杂的国家，历代王朝面临如何在维持中央集权的同时有效管理边远地区的挑战。制度文明的核心是：因地制宜，制度灵活，形式多样，实质统一。
(2)差异化的民族治理结构
少数民族地区不实行与汉族农耕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建制，采取特殊治理形式。
(3)新移民与农垦区的制度创新
如走西口和闯关东之后，中央设“理民厅”专门管理汉族移民聚集区，解决原有蒙古旗无法有效治理的问题。
(4)地理决定的政区划分与调整
历代以“依山川形胜之变”为划分原则，但也注意防止因地利而割据独立，如元朝将原属四川的汉中、兴元府划归陕西，以打破其地理上的独立性。
(5)政区层级演进与治理体系的逐步成熟
制度设计上强调“分权制衡”，防止地方专权。
制度文明是中华文明中应对“广土众民”的战略智慧体现。它不仅展现了政治制度的弹性与创造性，更是对复杂地理与族群现实的深度回应。维护统一，体现差异，为核心逻辑，这是中国几千年得以保持大一统的制度根基。
6、中国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民族建筑文化形态的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不仅讲究实用，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象征。而这一切的背后，都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
(1)面南而王
从先秦到北朝，权力中心逐步北移，建筑中心也随之向北推进。“天子南面而治”，成为古代建筑布局的重要原则。这种“面南而王”的定式，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思维与权力象征。
图十五 北京故宫
(2)天圆地方
在古人眼中，天圆地方是宇宙格局的缩影。北京南边的天坛为圆形，象征苍天在上；而城北的地坛为方形，象征厚土承载。这不仅是空间布局，更是宇宙观念的具象呈现。
图十六 北京天坛
(3) 中原为“天下之中”
从郑州、洛阳到西安，中原地区是古代都城密集之地。正是这里的地理区位和文化积淀，孕育出以“宫城—宗庙—市井”为核心的城市建筑格局。
图十七 北京中轴线
最后，李老师指出从屋顶朝向到坛庙布局，从中原古都到边疆民居，中国的建筑文化深深打上了地理与思想的烙印。看建筑，也是在读历史、读中国。
个人简介
李孝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休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地图史杂志（IMAGO MUNDI）编委会中国代表、水利部水利志书编纂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学术领域：中国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地图史研究、河渠水利史研究、中外城市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与地理文献研究。曾在荷兰、英国、意大利、韩国、法国、美国、日本及台湾、香港等大学任客座教授或研访学者；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等10余项课题。出版《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中、英文）、《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中、英文）、《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城市地理》、《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中国古代舆图调查与研究》、《中国长城志·图志》、《中国运河志·图志》、《古地图上的长城》《朗润舆地问学集》等10多部专著，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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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闫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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