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帖 | 北京互联网法院张雯院长受邀参加首届互联网法治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同志们：

大家下午好！

感谢论坛的邀请，杭州是互联网产业聚集地，也是我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所在地。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研讨互联网法治问题，倍感荣幸。

北京互联网法院是2018年9月9日挂牌成立的，现有员额法官35人。截至2019年8月31日，共收案34263件，结案25333件。我们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网上案件网上审理“的相关工作要求，多方参与打造的电子诉讼平台，实现了从立案、送达、调解、庭审、上诉、归档全流程线上诉讼模式。互联网技术在便捷诉讼、增效审判方面成果初显。从受理的案件情况看，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及文化中心的定位，形成了我院知识产权案件占比高达77.7%的态势，新类型案件多，折射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内容发展蓬勃，亟待规范。

一年来，我们不断加深对互联网法院司法职能作用的理解，审理了一批广受关注的案件，逐步汇聚成以下几点思考：

一、通过利益平衡精准司法，妥善划定权利边界

利益衡量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法律适用方法，是指法官审理案件时，综合把握案件本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和价值观点等作出的纠纷双方利害关系的衡量。法律给我们大前提，案件给我们小前提，但是在法律要件和生活事实之间，大量需要填补的部分，往往是法官关于利益衡量的思考。比如，著作权法保护独创性表达，但短视频是否具有独创性呢？在法律判断模棱两可时，价值衡量就成为了决定性因素。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流价值观，从一般大众的视角进行评价，在审理这起13秒短视频是否具有著作权的案子时，我们在法官会议中，化身为普通网民，反复观看涉案的短视频，最终得出了该短视频因其独创性构成类电作品的结论。

就像互联网产品必须注重特定场景下的用户体验一样，互联网审判也必须沉浸到个案的具体场景中去，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做法得不出精准和有说服力的司法判断。当公众人物肖像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产生冲突时，我们考虑到图片拍摄的是，明星在机场带着口罩这一私人生活场景；在涉及隐私权与公共利益之间出现冲突的名人书信拍卖案中，我们考虑的是，家人之间最亲密沟通的家信场景。正是基于对特定场景的充分考量，我们均认定侵权成立。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精准而谨慎地划定网络空间权利义务的边界，找准利益衡平点，是我们法官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的法律适用方法。

二、紧扣时代脉搏大胆探索，直面司法前沿挑战

涉网案件极大的新颖性、复杂性，意味着互联网法院的法官，需要有勇气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不断迭代的态势下，法官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结合新的社会情况解释法律并做出司法裁判。在我们审理全国首例“暗刷流量”案时，法官认定双方“暗刷流量”的行为因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绝对无效，但是，认定合同无效的后果一般为互相返还，民法总则没有保留民法通则的罚没一项，很多学者出于司法谦抑性和被动性的考量，一般也不赞成司法的过度干预。但考虑到本案灰黑产业的隐蔽性、技术复杂性和现实危害性，我们如果不通过这个案件亮明司法态度，会导致对这类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处置偏离实质正义。本案中，法官主动运用了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益的法律精神，并特地引用了民法总则的特别保留条款，即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将其转引致民法通则关于收缴的法律规定，判决收缴了原被告双方的违法所得，此案的判决得到了社会一边倒的好评，有网友评论说，法锤落下，二人皆输，谁是赢家？是我们每一位网民。中政委“长安剑”评价此判决，一字一句，皆为担当。

互联网司法也被称为面向未来的司法，新技术带来的许多前沿性挑战，无论是在产业界、学术界，还是在司法界，都是无先例可循的。人工智能形成的内容，是否具有著作权这一全新的司法挑战，落地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必须给予明确的回应。在长达五个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的法官和法学专家、技术专家进行了多轮次的交流研讨，最终认定，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尚未突破传统法律上的关于人的属性，所以，这个案件中软件生成的内容本身不具有著作权，但是出于激励科技创新，鼓励技术应用，保护互联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目的，法官作出了有关利益分配的探索，在前沿性法律问题上迈出了扎实一步。

三、通过实地调研了解行业背景，引领产业良性发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方法论在面对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和互联网产业时，显得尤为重要。要审理跟互联网技术有关的案件，就必须要了解互联网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对互联网技术的认知和判断，就决定了他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判断。在审理“暗刷流量”案时，为了搞清楚什么是有效的流量统计，起初我们也是按照传统的审判思路，希望从鉴定部门得到答案，但得到回答却是，目前对于流量统计问题，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也没有行业惯例，这个问题太新、太前沿了。

困境之下，我们想到，这个领域最有需求的应该是互联网企业，于是，我们转道走访了多家互联网企业的安全部门和反欺诈部门， 并征询了清华大学顶尖技术专家的意见，最终在国内首次确立了虚假流量的法律判断标准：只要不是基于网络用户真实意愿的点击均属于虚假流量。

在一年的司法实践中，法官们通过大量的实地走访调研，学会了如何快速去了解案件背后涉及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利益链条、产业生态，在每一个争议焦点中逐步找到了破题的方法。

在审理某图片公司被诉侵害公众人物肖像权案件时，法官通过调研，在了解了偷拍这一特殊图片市场的利益链条后，判决侵权成立，一夜之间该企业下架了大量侵犯在先权利的照片，有网友说，这是一个可能打破狗仔队饭碗的判决。

我们在办理一系列打着新技术，新模式的幌子，行侵权行为之实的伪创新商业模式的案件中，对一批食人而肥、不劳而获的业界蛀虫做出了否定性判断，起到了净化网络市场，保护营商环境的良好效果。

一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最高院规定的十一类案件，集中在互联网法院审理，与分散在传统法院审理会有哪些不同？我想，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更接近了答案，专门化法院对特定类型化案件的集约化审理，必将造就一批精通审判技能，了解技术特征，洞悉产业发展的专家型法官，打造出一系列鼓励技术创新，衡平各方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精品案件。我们将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以裁判树规则，以规则促治理，让智慧司法的中国方案，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法治进步提供先行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