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18日）上午10点59分，李敖病逝，享年83岁。
李敖，字敖之，台湾作家、中国近代史学者、文化学者，1935年生，祖籍吉林省扶余县。1949年举家赴台，定居台中。
著作等身的李敖以文字尖锐、不留情面著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先后出版了100多本著作，前后共有九十六本被禁，创下历史记录。批评家是人们给他最多的评价。
李敖曾著书《教育与脸谱》，阐述台湾高等教育的怪现状。文章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今天，让我们重读李敖这本书中的文章。
去年5月，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窦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窦丁先生向我提出几个问题，都很中肯。他的观察力的敏锐是我早就知道的，他在二三十年前就看出共产党宣传的把戏，他是美国名记者群中，后来不受共产党宣传影响的一个人。
在窦丁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堕落的堕落了。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我这个答复，颇使这两位“洋鬼子”朋友满意，但我个人却忍不住心里的沉痛。我沉痛为了我不能把许多“内幕”的理由告诉他们，这大概是“家丑不可外扬”心理的发酵。总之，我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洗裹脚布！
我所谓“内幕”的理由，是有很多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的，其次是人事的，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政治的原因咱们最好别谈，谈了麻烦，何苦来？人事的原因，似乎可以酌量谈一谈，可是谈起来总难免“欲说还休”，总觉得嘴巴和笔杆解决不了问题。
为了说明上面一段话，我且举一个例子。在大陆上被“思想改造”的名教授、前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无疑的，他是属于“第一流”的阶层的。当从大陆撤守的时候，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有一个抢救这些“第一流”教授的计划，在被抢救的人中，朱光潜名列前茅。可是谁能想到这个计划竟被现在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扣”住，阴错阳差，终于使朱光潜这类教授不能到台湾。不能在台湾大学发挥他们的智慧与抱负，这是多么教人呕心的事！
所以，我每次看到死气沉沉的沈刚伯，从死气沉沉的台大文学院中荡出来，我就忍不住一肚子鸟气。我就记起朱光潜那小老头儿和他那一点也不阴险的模样儿，就回忆起我初中一年级时听他讲演的那副神气。
于是，仿佛长得高高的沈刚伯，在我的眼中忽然矮小了，矮得变成跟朱光潜一边高了，消失了脸上的阴险，变成了朱光潜，向我飘过来了。我恍然大悟：哦！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沈刚伯要“留中不发”了，要使朱光潜不能到台湾来了，朱光潜要来了，台大文学院院长还有沈刚伯的份吗？
其实，我们也不可过于责怪沈刚伯，他这样做，也不失为生存竞争下的人之常情。我们可以烧掉责备“贤者”的《春秋》，转请玛利亚的私生子耶稣原谅他一次。
沈刚伯不可原谅的，毋宁说是他身居茅坑高位，却不拉屎一点上。这是败坏中国学术与学风的真正罪恶，这种罪恶比他有负于朱光潜要大得多，这是我们不能忍耐的现象。
这种不能忍耐的最后爆发，对我个人而言，发生在我跟两位美国佬谈话后六个月，我宁肯牺牲掉我在台大文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籍（还差半年，就可得硕士学位），不管三七二十一，终于“发难”。
我炮轰这个文学院和“沈刚伯型”的老教授，使他们受到文字上最厉害的惩罚，使他们多少要假装有点“赧颜为人师”的惭愧。当然了，这个学院的领导人在内外两方面都受害较烈，对内而言，他的把戏被拆穿了、劣迹被昭彰了、学者“风度”被炸掉了，对外方面，他由“孔孟学会”的元配“理事”一降而为候补“监事”，只好再重新建筑脸皮的厚度，追随自己贪财却叫别人节约的王云五，去领“嘉新讲座”每月六千元的津贴去了！
这就是我第一次指出“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结果，它告诉我：
一、嘴巴和笔杆解决不了问题，嘴巴和笔杆不能使老妖们退位，老妖们的厚脸皮足可抵挡我的文字而有余；
二、老妖们只受轻伤．并且得了每月六千元之类的医药费（或遮羞费）．而我李敖呢，失学失业，做了一名自我牺牲的烈士；
三、一切问题，还依然存在、依然严重、依然没得到解决。
在我“发难”炮轰《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的同时，我有一篇文章，又谈到“高等研究机关”的一个主持人李济。我以“乐与人为善”的勉强心情，指出他的“贡献和悲剧”，为了他在学问上远比他的干女儿的爸爸沈刚伯来得好，所以我笔下留情，尽量称道或肯定他的“贡献”，尽量少说或遮盖他的“悲剧”。我只含蓄的指出他的气量狭窄、态度跋扈专横之类，希望他能警惕，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不期我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被中央研究院为主的许多人儿大骂，责备我“把李济说得太好了”、责备我不了解李济在院“里”头的大量劣“迹”……这种责备，真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承认：好人做不得了，“乐与人为善”的鼓励也做不得了，对这批老不长进的专横家伙，只有彻头彻尾的炮轰一途，于是我接受了这些人儿的责备，决定写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用来宣示我的“服善之勇”，用来做一次新的扒粪运动。
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是我们自由中国知识界的两个双峰，一个是最高的教育机关，一个是最高的学术机关，我希望这两个双峰高耸、丰满而美丽，我对它们不能不求全责备，我希望它们货真价实，不能戴假的“乳罩”，更不希望它们得“乳癌”。
所以我不能不把它们的一个主要部分检验检验，台湾大学的被检验部分是它的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则是它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两个部分的主诗人（沈刚伯、李济）是“亲家”，也是气焰震“主”（钱思亮、王世杰）的人物，钱思亮、王世杰已经都被震成小傀儡，都可怜得使我李敖不忍深责，所以我也懒得理他们。我只指出并记录台大文学院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毛病而已，顺便指摘“沈刚伯型”的可耻和“李济型”的可恶。
这本《教育与脸谱》，收集我十二篇的文字，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没发表过的。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夫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
这十二篇文字，都是以这十八个字做直径旋转的，都是直接或间接表达这些意念的，所以它很值得老头子们人手一册。老头子们读了它，并不一定就“好好干”或“滚蛋”，极可能照旧不干不滚，照旧吃闲饭黑心饭。他们这样，当然我也没什么办法，我毕竟是靠嘴巴和笔杆战斗的人，时势不允许我成为英雄，只好耍狗熊了！韩孔厂的诗说得可怜——
舌下无英雄，
笔底无奇士。
一个只能在舌下和笔底发挥作用的我，只好用这本教育中的脸谱和脸谱中的教育来表示螳螂之怒了。在我不能斩将搴旗的时候，我只能悲愤地留下这部历史的纪录，让一代扰攘的老头子们，会在千秋万代以后，使他们的子孙会因他们而感到羞耻——假使他们不断子绝孙的话，历史之神总有一天要为我作证。
大学之道，在于培养国之栋梁。在李敖的嬉笑怒骂间，是对国家的深沉期望。
李敖曾说过一句话：“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放眼望去，从来没有一个文人，能像他一样活得汪洋恣肆、活色生香。
而今日，斯人已驾黄鹤西去。正如世新大学前校长赖鼎铭在脸书上发文：“不论多少是非，他在我们这一代，留着深深地烙印！”
李敖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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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青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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