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9日，本课题组成功举办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通识课讲座，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睿文以“中古中国都城的两个模式”为题进行分享。讲座主持人为北京建筑大学侯妙乐教授、常新峰博士。
本次讲座主要探讨从汉唐至五代时期，中国都城在选址、大布局以及城市内部布局方面的变化和延续性。理解这些历史都城的规划思想和本体界定对于我们今天观察和研究古代遗址具有重要意义。希望通过对中古时期中国都城的深入分析，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和理解古代社会及其规划理念的新视角。
首先，沈教授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涵盖了文化正统和政治正统等多个层面。在文化正统方面，儒家文化占据核心地位，其影响力深远，不仅塑造了中国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念，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儒家文化中的河南经学和河北经学是两个重要的流派，它们各有特点。
河南经学，又称为中原经学，其特点是更加注重经典的正统解释和学术的传承。这一流派的学者们致力于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和权威性，强调经典的字面解释和传统注疏的重要性。河南经学在天下太平时期，往往在朝廷中起到主导作用，其学者多担任朝廷的顾问和教育官员，对维护社会秩序和传承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河北经学，又称为北学，其特点在于更加注重经典的实践应用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河北经学在处理经典时更加灵活，强调经典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对经典的解释也更加注重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在天下动乱时期，河北经学的学者们往往能够为皇帝提供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帮助统治者稳定局势，因此河北经学在动乱时期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视。
沈教授还解释了史学正统与都城建设之间的联系，表示古代中国的都城建设，深受史学正统观念的影响。从战国中期的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到王莽时代的相生说，王朝的更迭被赋予了神秘的政治色彩。宋代以降，史学观念发生转变，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外，道德认同也成为正统之辨的重要标准。这一变化，使得都城的建设更加注重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表达。
然后，沈教授从国都与政治文化、中古中国帝都的建设以及都城选址与“天下之中”三个方面引入中古中国都城的两个模式。
第一个方面，国都的重要性都城建设的意义对国都与政治文化，沈教授提到国都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在中古中国，它首先是王朝政治文化的中心，亦即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其次才是军事防御中心。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它首要表达的是该都城在天下政治文化秩序中的中心位置。通过都城的建设，帝国统治者表达自己的奉天承运以及在中国正统的序列之中。因此，迁都、模写此前都城，也即是在历史的传承谱系中确定自己王朝的政治位置。建都的过程中，即从传统文化中去塑造，因此，有一些自古传统而来的因素，一直植根于中古建都的规画思想中。
第二个方面，在中古中国，帝都的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①配合新王朝建立而规画建造：如汉长安城、北魏平城等，这些都城的建设往往伴随着新王朝的建立，是王朝政治文化的新起点。②继承旧王都加以部分改造：如曹魏洛阳城、北魏洛阳城等，这些都城在继承前代都城的基础上，进行部分改造，以适应新王朝的需要。③将以前的地方城改为帝都的。此如，北宋开封城以及南宋临安城。
图2 中古中国帝都的建设变化
第三个在都城选址方面，在都城选址上，王朝的统治者便要赋予都城以合理与象征意义。周公卜洛所奠定的定都“天下之中”的模式成为中古中国后世王朝争先效仿的样榜，此二者相互激荡，从而益发沉淀成一政治文化传统。
沈教授提到，《周礼》中所记载的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方法，用以探寻大地的中心——地中。这种方法被称为“土圭之法”（古代用来测定位置的方法），利用土圭这一工具来测量土地的深度，并同时通过观察日影的变化来确定“地中”的位置。在特定的日子里，当太阳高悬于天空，阳光直射地面时，人们会利用土圭来测量日影的长度。经过精密的计算与观测，他们发现，在夏至这一天，如果日影的长度恰好为一尺五寸，那么这个地方就被认为是地中。地中，这个被天地所交汇、四季所更替、风雨所汇聚、阴阳所调和的神奇之地，被视为宇宙间最为和谐与平衡的存在。在这里，万物得以繁荣生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因此，古代的王者们深信，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王国，才能够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百姓的福祉。于是，他们纷纷在地中之地筑起宏伟的宫殿，建立起繁荣昌盛的王国，让这片神奇的土地成为他们统治的基石与象征。
图3 何为“地中”？
那“地中”又是在何处？所谓“地中”即古阳城，位于洛阳东南约60华里，即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其经纬度为34°23′51.48″N，113°08′44.19″E，唐时属于洛州。
1. 大布局：天下之中的模式
“天下之中”的观念，源于周公卜洛的定都模式。这一模式强调都城应位于天下的中心，以体现王朝的正统与权威。《周礼》中记载的“土圭之法”，便是用来测定“地中”位置的古老方法。在都城选址上，统治者会赋予其合理与象征意义，如秦阿房宫、汉长安城等，均体现了这一模式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都城规划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与自然天文现象紧密相连的设计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也深刻影响了都城的布局与建设。接下来，沈教授带我们一同探索两个重要的都城规划理念：“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多宫制系统，以及“居中建极”的单一宫制系统。
“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多宫制系统的洛水贯都传统：在古代的天文观测中，“营室”被视为天子之宫，象征着宗庙与皇权的神圣之地。而“阁道”则是连接天子游别宫的道路，在星空中宛如一座横跨天际的桥梁。在《汉书》与《晋书》的天文志中，找到了关于“营室”、
“离宫”以及“阁道”的详细描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神秘的星象系统。
图6 东晋、南朝建康城平面复原示意图
当古人将这一星象系统应用于都城规划时，便形成了“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多宫制系统。在这里，“汉”指的是都城中的河道，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而“阁道”则化身为河道上的桥梁，连接着不同的宫殿区域。最为壮观的是，秦始皇在渭南上林苑中营建的阿房宫，其周驰的阁道直抵南山之巅，形成了一座地上的“天极阁道”。这一设计不仅体现了秦始皇对天命的尊崇，也彰显了秦朝都城规划的宏大气魄。
图7 多宫制系统——汉长安城平面图
沈教授还提到了王导规度，东晋咸和年间（326-334），由王导主持其规模大计，王彬负责营建。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两个：其一，以牛头山两峰磔为建康城的南门阙——即天阙。这个规画使得建康城的规模大大超过前代。其二，所谓“方之汉魏”。经此营建，建康城不仅与周边形胜的关系更为宏大，而且也加强了跟汉魏都城建制的承袭关系。
图8 拟则天象——修建玄武湖
在建康城的营建中，拟则天象的举动有两次。第一次是东晋太元三年（378）谢安和毛安之的重新修定。第二次为梁武帝建同泰寺。其政治动机是跟梁武帝的长春殿讲义、以及改革时刻制度一脉相承的。这两次规画都是在此前王导规度的基础之上，使得建康城益加壮丽。
图9 谢安和毛安之的设计理念之源
对于内部布局，沈教授介绍了“制置纡曲”——里闾制，并且以隋洛阳城为例进行了讲解。在《世说新语》的“言语第二”卷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桓温与王珣的对话。桓温移镇南州姑孰城时，将街道规划得平直宽敞。有人对王珣说：“当年丞相王导初建建康城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却把街道设计得曲折蜿蜒，相比之下显得逊色不少。”王珣却回应道：“这正是丞相的巧妙之处。江左地域狭小，不似中原广阔。如果街道畅通无阻，一眼就能望穿全城。因此，故意设计得曲折复杂，让人难以窥其全貌，增添了几分深邃与神秘。”
图10 隋洛阳城
居中建极，中轴线——单一宫制系统：曹魏邺城的出现，标志着“居中建极、中轴线系统”的都城布局新模式的诞生。这一模式摒弃了东汉洛阳城宫殿分散、交通不便的弊端，以中轴线为核心，将宫殿、官署、市场等建筑有序地排列在两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都城布局。
图11 曹魏邺城：骈列制
在这一模式下，都城的核心区域被置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中轴线的规划也巧妙地融入了“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星象系统之中，使得都城布局不仅具有实用性，更赋予了其深刻的象征意义。如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均采用了这一模式，成为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
图13 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2.两个小插曲：梁武帝的改革和东魏邺南城
接下来沈教授介绍到了这方面的两个小插曲：梁武帝的改革和东魏邺南城。梁武帝的改革，利用古代印度宇宙模式（苏迷卢宇宙）进行一系列改革，旨在树立萧梁政权在天下的正朔地位。苏迷卢宇宙模型是说大地是一个平面圆盘，大地中央有一座高山，名叫苏迷卢山(或须弥山)，苏迷卢山外围绕着环形陆地，陆地又为环形大海所围绕，共有七圈大陆和七圈海洋。苏迷卢山顶抵着天，正好是北极星所在位置，天与大地圆盘相平行，环绕北极星，有一系列同心圆，称为天轮，它们是日月星辰的运行轨道。
图14 古印度苏迷卢宇宙模型与梁武帝新盖天说模型
并且将其与中国传统宇宙模式进行对比。中国宇宙模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宇宙结构和运行规律的独特理解和模拟，主要包括阴阳宇宙模式、五行宇宙模式、八卦宇宙模式以及六十四卦宇宙模式等。这些模式不仅表达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空间构成，还揭示了它们的时间演化规律，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图15 中国宇宙模式
东魏邺南城：继承了北魏平城的规划思想，并有所发展。介绍了邺南城“筑城得龟”的神谶。在《嘉靖彰德府志》的卷八部分，有一篇名为《邺都宫室志》的文章，其中邺都南城的部分引用了《邺中记》的记载。据《邺中记》所述，邺都的南城东西方向绵延六里，而南北则长达八里六十步，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这座南城的建造背后，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原来，高欢觉得北城过于狭窄逼仄，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需求，于是他下令由仆射高隆之负责，另行选址筑造新城。在高隆之的主持下，南城的建设工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挖掘城墙基址的过程中，工人们意外地掘出了一只巨大的神龟。这只神龟的体型之大，竟然超过了方丈（一种古代的长度单位，通常用来形容面积或体积的广大），令人叹为观止。这一发现被视为吉祥之兆，预示着新城将拥有长久的繁荣与安宁。为了纪念这一神奇的发现，并祈求神龟的庇佑，高欢决定在城墙和城堞的建造中融入龟的元素。于是，南城的城墙和城堞都被塑造成了龟的形状，既独特又富有深意。这座融合了自然奇观与人文智慧的南城，从此成为了邺都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繁荣。
图16 魏邺南城平面实测图
沈教授还提到了筑城如龟的设计理念，深受“河出图、洛出书”的古老智慧影响，这一理念与漳河历史上频繁的洪水泛滥现象，以及大禹治水、魏文侯二十五年（前422年）西门豹治邺、南北朝时漳河再次泛滥成灾等治水背景紧密相连。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背书出于洛，这些谶纬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帝王受命神话，将《河图》与《洛书》视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设计理念的文化内涵。
图17 《河图》与《洛书》之间的联系
具体来说，“河出图、洛出书”的典故，讲述了龙马向伏羲献图和神龟向大禹献书的故事，这些图案和智慧被古人视为宇宙间无所不包的“无字天书”，分别呈现出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地理方位图，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筑城如龟的设计理念，正是借鉴了这些古老智慧，将城市的防御体系与宇宙的运行规律相结合，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
图18 八卦图
沈教授以北宋东京外城、巩县宋八陵诸陵陵区朝向以及唐宋泉州城为例，介绍了杨惟德在《茔原总录》中提到的“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这句话，主要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地理方位和宇宙秩序的理解。在风水学和古代导航中，确定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们的居住、出行和生存。而杨惟德通过这句话，向读者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宇宙间存在一个中心点或平衡状态，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利用这个中心点来确定方向，进而把握宇宙秩序和地理方位。
图21 唐宋泉州城（左侧：唐城；右侧：宋城）
3.小布局都城内部布局的模式
在古代中国的都城内部布局上，一部重要的文献——《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原则。这部经典著作详细记载了匠人们在营造都城时所遵循的规范与智慧。
据《周礼》所述，匠人们在规划都城时，往往采用方形的布局，每边长九里，且每面城墙都设有三门，以便于交通与防御。在都城内部，九条南北向的大道与九条东西向的大道交织成网，形成了“九经九纬”的道路系统，这些大道的宽度足以容纳九辆马车并行，展现了都城的宏伟与繁华。
中国古代都城的两大模式，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与文化追求，更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瑰宝。通过对这些都城模式的研究与探索，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脉络。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关于古代都城的研究与发现，为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沈教授总结道将理工技术与人文元素的融合能够产生更为出色的效果。当前，我们人文领域在这技术方面尚有欠缺，思维往往局限于传统框架内。然而，若能巧妙地将理工技术与人文内容相结合，不仅能更生动地讲述故事，还能以更加直观、可视化的方式将其精彩之处展现出来。这样的结合无疑会为我们带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表达方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陵墓制度、丧葬习俗、宗教、美术、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以及中古城邑等领域。已发表著作《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隋唐五代》《安禄山服散考》《中古中国祆教信仰与丧葬》《墓葬中的礼与俗》《大使厅壁画研究》（合著）等8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多种。主持、参加多项课题研究和考古发掘项目。
供稿：万 莉
排版：闫俊琳
审核 ：潘玥含、邓艳萍、马 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