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特辑 | 母亲，在人间

初拿到案卷是因同事转办，一个年轻女性（姑且称其为小静）因认为医院违法为其做了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和老公两个人把医院诉至法庭要求赔偿。

见多了奇葩医疗纠纷的理由，起初我并未在意，只是看到起诉书中小静名字后面括号里备注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便本能地在卷宗里寻找认定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诉讼行为能力的依据，发现缺乏，即约谈双方当事人，打算启动鉴定程序。

之前的诉讼过程和此次都是小静的丈夫参与，他还取得了律师资格，看来对诉讼程序应该很熟悉。而原本以为很简单的法庭谈话，从丈夫的描述中，更多的故事徐徐展开……

小静和大自己十几岁的丈夫恋爱，父母不同意，以诱骗方式将小静软禁至精神病院，原本健康的小静真的出现了精神问题。后小静偷跑出来与爱人登记结婚。父母在再次软禁期间，发现小静怀孕，带小静去做了人流。而医院在小静父母已经告知小静有精神病史的情况下依然仅在小静父亲签字的情况下，就打掉了她腹中的孩子。

医院表示很冤枉，认为小静父母是求他们帮助小静打掉不适合出生的孩子，小静整个过程中毫无异议和反抗。案件的根源是小静丈夫和小静父母的矛盾。

她究竟想不想要这个孩子？

自此，这个疑问留在心里。

鉴定程序已经启动了，小静的丈夫提交了一些简单的病历。然而在确定鉴定机构、要去进行查体时，事情开始发生反转。小静丈夫坚决不同意鉴定，理由是他们坚决认为小静没有精神问题，不会配合鉴定。

反复劝说无果后，我只能要求小静的丈夫，如果要推翻之前的说法，需要带小静本人亲自到法庭陈述。在被多次挂掉电话拒绝后，终于在一个大雨的下午，劝说小静的丈夫将其带到法庭。

她面容清丽，皮肤白皙，身材姣好，留着男孩一样的短发。丈夫带她默默走到法庭前，拿出身份证给我看。然而就在我要接过身份证的时候，小静突然抢过身份证反复看，说身份证是父母办的假证，要法院帮她查验，然后开始掰着指头数年纪。

那一刻，其实已经可以判断她的精神状态。

接下来，我围绕着案情简单向她提问，她依稀记得打胎的事情，但起诉哪个医院、谁来立案都已经说不清楚，说到赔偿，她开始难以控制情绪，叫喊着要医院赔“5亿美金”；阅读庭审笔录时，她颤抖着双手盯着一页笔录看了良久，看到丈夫签字时，疯狂地拿笔划掉，喊着“谁说我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法院也要赔我5亿美金！”

她是被丈夫拖出法庭的。

虽然小静丈夫已经无法否认小静在法庭上失常的表现，但依然不配合进行鉴定。案件陷入僵局。

因当事人不配合，我只好再去尝试调取更多的病历，从相关人员处了解小静更多的情况。从病历中，我找到了小静父母的联系方式。

在与小静母亲的通话中，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小静是北京人，从小就有些反应迟钝，在大十几岁的丈夫处打工时，被丈夫诱骗。丈夫其实就是为了北京户口要和小静结婚，所以小静父母坚决不同意拿出户口。然而小静在丈夫蛊惑下偷跑出来，背着家里结了婚，丈夫还多次到医院大闹不给小静治病。发现小静怀孕后，小静父母认为小静的病情不适合生孩子，所以求着医院帮小静做了人流。

母亲在电话中对小静的丈夫破口大骂，觉得小静就是他的工具。而当我提出小静父母是否可以参与诉讼，或我是否可以拜访时，他们却突然沉下来，说自己都得了癌症，不想再管了。

在这个版本中，同为母亲的我，试图理解一个母亲的愤恨、无奈、绝望；也许还是因为年轻，我确实无法接受她的消极、放弃、决绝。

在询问和调查小静曾经就诊的医院、医生，了解更多的病情之后，我认为即使不经过鉴定，在本案中认定小静现在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否则诉讼将因为当事人的不配合一直拖延下去。于是，我决定和陪审员一起去小静的住所再开一次庭，这一次，她的丈夫没有拒绝。

起诉书上写明的居住地是东二环的一个居民小区里的宾馆，并且小静丈夫称他是宾馆的总经理。到达现场，我们才发现所谓的宾馆，就是某个地下室的防空洞改造，并且早已不再经营了。

还没进入小区门口，一阵尖叫从黑暗的地下室里传出，我听出是小静的声音。

当我进到这个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小静裸露着身体蜷缩在床角，任凭丈夫怎么劝说，也不肯穿衣服起来见人。我退出房间，在另一间地下室完成了最后一次庭审。

案件的基本结果并不难判断。无论医院在当时有无能力判断小静的精神状况，在已经被告知她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下仅由其父亲签字就进行人流手术，程序肯定是不合法的。

然而在撰写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感受到自己的无力，再精致的判决到她那里，似乎必将成为盯着一页纸歇斯底里的画面。

而更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当我询问丈夫是否还有夫妻生活、是否还打算让她怀孕时，那肯定又期待的回答。

我翻看她丈夫提交的婚礼视频，那是他用来证明她曾经精神健康而后被父母逼疯的。在丈夫老家，在北京，三次宴请，我看到她浅浅的笑容，看到她眉宇的幸福感，看到她偶尔和客人的点头示意。

然而，当丈夫让她做自我介绍时，她站起来，用略带机械的节奏讲着：“大家好，我叫小静，大专学历。下面我给大家唱三首歌……”音调极准，然而眼神空洞、节奏生硬。

而这样的介绍及演唱，在三次宴请，别无二致地重复了三次。她的丈夫呢，看来似乎享受其中。

我始终不明白，她现在的歇斯底里来自父母还是丈夫；是来自父母的逼迫还是放弃，是来自丈夫的爱还是绑架。

案子虽然顺利审结，医院主动履行，小静的丈夫主动放弃部分诉讼请求，还送来了锦旗，但小静蜷缩在小床上癫狂的一幕始终萦绕在我心里。

某个下午，鼓起勇气，我又给小静的母亲打了电话。这一次，不为别的，只想让母亲了解到女儿的现状，试图唤起母亲对女儿本能的牵挂。

我小心地推进着对话，不想让母亲过于激动，却也想探知她真实的想法，“身体不好、管不动”是否只是推辞。

我曾尝试找到妇联，为小静的生活和病情找一些出路。但因为一些硬性条件，没能帮助到她。

案件执行完毕一段时间，我再次来到了那个地下室。这一次，小静的丈夫不在，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母亲。

不同于上次，地下室里安静了许多。母亲黝黑壮实，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乡音：“小静刚不知不觉就拉在床上了，刚给她收拾完，你别介意”。我在门外看了她几眼，她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电视，偶尔露出笑容。床边，摆着一些牛奶、樱桃，母亲说都是她爱吃的。

小静的丈夫还有个妹妹，母亲刚照顾完妹妹的孩子，就又来北京帮忙照顾小静。“我知道，她父母就是看不上我们是外地农村的，其实我们什么房子都不要，但她的父母哪怕来看看她，给她出点钱看病，也就够了，我们能养她。”

言谈间，母亲少不了对儿子的抱怨，总在外，也挣不回几个钱，父母的养老金还要补贴他们的生活。问起将来怎么办，母亲平静地说：“还能怎么办，再怎么说也是我们家媳妇，照顾是肯定的。法官你帮我劝劝他，别在北京了，和我们回老家，家里有房子，我们也好照顾他们。”

那天阳光很足，地下室似乎也暖了些。

我没多停留。也许她并不知道这个案件以及我对她的打扰，这样更好。

正如有法官说：法官的工作不是理解当事人的生活，而是接受有人这样活着。

有人用生物本能成为母亲

有人因生存本能放弃做母亲

有人因为爱的本能成为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