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师长之心，打造科创梦工厂｜CCTV财经《对话》李泽湘教授专场

5月6日晚，CCTV财经《对话》播出节目《打造科创梦工厂》。XbotPark机器人基地发起人李泽湘教授、XbotPark创业大师兄张峻彬，陶师正、重庆卓越工程师学院执行院长罗远新、重庆大学“明月班”学生王梓昂以及知名博主林超来到现场，一同讲述这神奇的“科创梦工厂”背后的故事。

李泽湘：习惯了老师这样一个称呼。另外两个身份是相辅相成的。首先作为一个老师，在教育行业去发现、培育创业的人才，然后再通过孵化帮助他们，构建一个支撑体系让他们走上创业这条路。当然最后还得通过资本、投资去完成商业的闭环。

主持人：您所孵化帮助的公司存活率达到了80%，独角兽或准独角兽公司达到了15%。今天我们还请到了B站的知名up主林超先生。林先生您看80%和15%这两个数字在行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林超：这两个数据听起来很夸张。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硅谷的Y Conbinator（YC）。2021年，YC的成功率大概在50%，50%就远比80%要小了。而独角兽占比的数据差距更大，2022年，YC大概孵化共3000家公司，这里面独角兽大概是90家，它的独角兽率只有3%。

主持人：很多人都说您这个项目是个科创的“梦工厂”。

李泽湘：从某种意义来讲是这样。老师的产品就是优秀的学生能做出让人很振奋的科技产品。

主持人：我们都说创业九死一生，为什么您孵化和培育的企业存活率能这么高？

李泽湘：这可能有几个因素。首先，通过教育，让这些学生能够了解掌握创业的一些基本技能，少犯一点错误；其次，整个大湾区供应链提供了优势；第三，我们不断地总结前面的创业者失败的原因、踩过的坑，把这些经验体系化地去传递给后面的创业者。我们讲存活率（很重要），（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团队都是独角兽。估值实际上也不是一件我们太看重的事情，可能这个阶段好，下一个阶段他又要碰到各种困难……这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林超：如果是复制独角兽企业，可能受到启发的是潜在的创业者。但我觉得如果是复制李老师，可能在中国受益的年轻人会更多，因为它会形成个更大的生态。

主持人：今天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现场的就有很多这样的受益者。

张峻彬：大家好，我叫张峻彬，云鲸智能的创始人，也是李老师早期孵化的一个企业。我们云鲸已经到现在已经第七个年头了，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做全自动洗抹布拖地机器人的公司，现在有将近一两百万的用户了。

陶师正：大家好，我叫陶师正，是逸动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和CEO，我也是李老师创业的一个产品。逸动科技成立于2012年，在香港科技大学的3126实验室，目前我们在全球中小功率船艇行业里市场份额占有第二，产品销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梓昂：大家好，我是2020年李老师新工科教育的一个班级，明月科创实验班里面的首届学生，我叫王梓昂。现在我在明月湖基地〔XbotPark机器人基地（重庆）〕，作为一个刚刚（创业）立项的同学，来跟大家一起交流。

主持人：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而来到李老师麾下的？

张峻彬：我是15年接触李老师的。那时候我刚好毕业，想要创业，就往李老师的公众号投了一份简历。隔了几天有位同事联系我，说李老师想见见我。当时我是受宠若惊的，因为那时李老师已经是我们行业里教父级的人物了。李老师看到我就说：“走，吃饭去。”吃饭的时候我跟李老师分享了我很多早期的创业想法，老师说这想法听起来不那么靠谱，你先来我这儿，我带你到处转一转。那时候老师刚好在做孵化器，全世界跑，见了很多好的公司和好的创始人。所以那个阶段我也跟着李老师一起开阔了视野。回来以后就开始自己重新构思整个的创业方向，才有了今天的云鲸。

主持人：您只看了一份简历，您就要见一见他。那份简历里写了什么？

李泽湘：是，我们主要还是看人。看这些学生他首先眼睛有没有光，有没有一种渴望想要去做一番事情。

陶师正：说实话，我当时刚进大学，不知道自己将来干嘛。但正好因为我对做机器人感兴趣，所以跟着李老师的机器人团队，一直在从事机器人比赛的项目。当时遇到的困难就是我做机器人的结构，在香港加工可能要2到3个星期，但是去深圳或东莞，可能只要两三天就可以搞定。正好，李老师他经常开车在深圳和香港两地来往，所以我就问说李老师您能不能早上带上我过去，我去那边的加工厂，晚上您再捎上我回来。李老师很高兴就答应了。有的时候李老师说我今天要去固高（科技），带你去看一看；今天要去大疆，带你去看看。以前，我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创业，但是经过了那么多的探访，我发现其实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就也逐渐开始了创业的过程。

王梓昂：我高中的时候带队去打一个机器人比赛，在打比赛的过程中就知道了RoboMaster。后来考到了重庆大学，正好赶上首届明月班开始招生，总体感觉就是很奇妙。

李泽湘：都是从学校出来直接过来了，没有创业的经验；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没有团队。就是一个人，想要做些事情。

主持人：相当于是“三无人员”了。但热情这个事相对来说是不是比较虚无，比较缥缈？

李泽湘：我们也确实看到过一些有热情的学生，但他创业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动机。所以我们会接着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之前做过什么东西，毕竟我们做的是硬科技创业。一般来讲，（我们的创业者）还有个理工科的背景，像他们几个的话，从小都参加过机器人比赛。

主持人：林先生，你觉得在“三无人员”当中批量复制创业者这条路走得通吗？

林超：坦率说，像学生一样培养一个创业者，这样的方式来做孵化器成功的非常少，属于不是特别功利的，不以投资回报率作为考核指标。即便是YC，它也不是说直接从学生开始。

李泽湘：每一个来这儿创业的这些学生，我自己，我们三个老师，团队的同事都会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去聊，理解他想做什么，了解他需要哪些资源，我们尽量地去跟他们去串起来。这个创业过程中肯定会经历起起伏伏的。只要他不放弃，作为老师的就愿意竭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

林超：我看得出来，就是李老师本身应该是特别（有）好奇心，我觉得他很（开放），他会觉得这个事情做得每天都很开心。刚才我们讲真激情和假激情，其实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创业的第一天你就是穿上永不停止旋转的红舞鞋，在舞台上就一直转，一直转。你真的是需要一种特别强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执着和热爱。你每天打开家门的时候，你在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好，而不是说我们公司什么时候能成独角兽，什么时候能上市。如果你每天都想这个问题，你会崩溃的。

主持人：我们听说您选人和培养人还有一个特殊方法？

李泽湘：我们会经常组织爬山的活动。每个星期、每两个星期——或者只要有时间。爬山的过程，你既能够休息大脑，又能够比较深度地沟通交流，然后也是一种毅力的一个测试。在这个十几个小时的爬山过程中，各种大家关心的东西都可以充分地展现出来。在港科大的时候，我们走这个毅行者，100公里，36个小时不间断。

张峻彬：我爬过好几回。

陶师正：当时我的合伙人小康刚来香港，他一来李老师就喊着我们去爬山，我记得当时应该是走麦理浩径，30公里，结果我们两个实在觉得不行了，就提前跑了。那以后李老师就给我们打上了标签，说你们以后谁爬不动了想撤，就他们两个（一块）。但是那次以后，我们决定发愤图强，要洗刷掉身上这个标签。所以我的合伙人后来也是非常努力，一直在爬山。

李泽湘：我们就说了创业就是不断地从逃跑失败，然后又回来（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创业是个苦力活，它需要有好的身体。（我）早期去美国读大学，人生地不熟，压力也挺大，要考高分，有好成绩，所以曾经确实睡不好觉。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还是不行。最后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就说你跑步，坚持每天跑个10公里，不管是从夏天到冬天。匹兹堡的冬天特别冷，零下加上风的效应，路上基本上没人了，我还是一个人坚持在跑。这样一种好的运动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爬山）成本最低吧。（爬山）又是低碳。尤其人在累得不行的时候，他讲的都是发自心里的话。碰到什么问题想不通，挫折，我能够真正地感受到，给他们一些建议，一些开导。

王梓昂：创业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是埋藏在我心里的，一直想去做的事情，但在周围的朋友里很难找到有相同认知的人。但进入到了李老师这个体系后，就非常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了。当时有一件特别让我感动的事情：因为每天事情很多，搞不完，我就搬了一张床，睡在了基地。结果突然有一天，发现我另外两个合伙人也跟我一块加班，一块睡基地。过了一天，结果发现又多了两个床。到现在，我们整个团队5个人都是在基地睡，早上醒来然后就开始干活。有一天晚上我熬夜熬到了凌晨三四点，然后当时黑灯瞎火的，我看到他们4个人躺在床上，4个小人头在那露着，特别可爱，还忍不住拍了张照片。我想以后如果真的我们这家公司做成了，我一定要把这张照片贴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来告诉我们创业的艰难，但也告诉我们团队的重要性。

主持人：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词叫“技术控”。技术控是谁写的？

陶师正：这个技术控是我写的。其实技术控不一定是好的，它有两面性吧。我们团队有4个人，都是李老师学生，搞技术出身的。当时我们第一款产品就是一个船用的电动船外机。当时市面上最大功率的电动船外机是4000瓦的，所以我们说那我们功率一定要比它大，证明我们的技术是世界上最牛的。于是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打磨出了一个6000瓦产品，把它带到了荷兰的一个展会上。国外的一些客户见到都非常吃惊，但随之而来的，所有人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1000瓦的产品？这让我们4个技术人员非常吃惊，这个6000瓦产品不好吗？它多牛啊，功率又大，效率又高。但最后跟大家交流下来，发现6000瓦的产品可能太超前了。回到国内，我们就坐不住了，我们就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真的要散伙了。当时团队也没有太多的钱，如果要把这款6000瓦产品真正打磨完成，还要花一年的时间，投几百万进去。当时我们4个人2比2，2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至少先继续把6000瓦的产品做出来，卖不卖得出去再说；另外两个人坚持说我们应该立刻停下来，立刻着手做一款1000瓦的产品。记得李老师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你们不是做一个产品，你们是做一家公司。作为一家公司，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要存活下来。

主持人：还有一个词叫“不贴牌”？

张峻彬：我写了不贴牌和不追随。不贴牌是指：很多企业做到一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一些“短期路径”的事情。那时候有一些家电公司想要直接用我们的产品贴上他们的品牌去卖。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短期可以收很多现金流回来，但如果说，你想自己做品牌的话，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很多的企业在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就会选择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就是说那好，那我帮一些大的企业去贴牌，我先把钱收回来。但其实，李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一定要做自主品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李老师的底线。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当你的品牌刚开始（建设），在高速发展期，你最好的筹码就是差异化的，好的产品。这时候其实你应该把它全部用在自己的自主品牌上面，否则的话后面会越来越难走。

主持人：您为什么这样指导他们？

李泽湘：这些从学校里出来的创业者，刚刚讲了，都是“三无”对吧？他如果去跟着别人后面走，做一个没有差异化的东西，马上洪水淹过来就会把你淹死。所以我们一直要求，一定要瞄准一个大家都还没有关注到的领域，做出一个独特的产品。

主持人：6000瓦的发动机，难道不也是独特的产品吗？

李泽湘：但是（还应该）是用户要为此买单的产品，这个很关键。2000年到2010年之间，深圳华强北出现了一大批山寨代工贴牌的企业。虽然在某个阶段发展得不错，但最后因为没有（自己的）品牌，它们都消失了。当时我们也经过痛苦的思考，然后决定整个我们这体系的这些学院派创业者，我们要走出去，要把自己的品牌打出来。

林超：投资人是很会放弃的一帮人。与其花很多精力去孵化和帮助这样的一些小团队，那还不如去找一些更加成功的。我们说：“数月亮，不要数星星。星星太多了，数不过来。”但这样一来，创新的生态就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孕育环节。从李老师的角度，他去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心法：遵从自己的内心，并不会很功利地计算说这笔钱投出去了，这个学生是不是明年就成功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聪明人，李老师都帮助过——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不管说这些人最后能不能回报李老师，他们都能对整个国家的创新生态产生巨大价值。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实际上我心里面是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我做过商业投资人，知道这里面的纠结和困难在哪里，尤其如果后面还有很多LP要等着资金回报，那你的压力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说如果还能复制多几个李老师，中国的整个基础的孵化创业者的生态会好很多。如果我们中国想做出一些前无古人的科技成果，我们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很年轻的，很执着的，敢去重新定义一个行业的一群人。就像硅谷，它就是有这么一些人，像神经病一样的偏执，就想做一些前无古人的事情。然后10个里面、20个里面有1个（人）做出来了，改变了世界。

主持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李老师这样的做法在投资人当中是一种不太常见的。

林超：非常不常见。

主持人：但是又是我们很需要的。

林超：非常需要。

主持人：您做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踩过坑？

李泽湘：有。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做了一个教改班，校企联合培养这些学生，学生也掌握了很多前沿的技术。当时支持他们做了一家做半导体封装设备的公司叫比锐。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LED产业突起，但缺少一个关键设备：焊线机。这家公司跟大疆是在同一个阶段，团队比汪滔的还要完整，有8个同学。市场也非常好，中国还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但突然之间，几个人吵架了，你往这边，我往那边，折腾几次这个公司就散伙了。我非常痛惜。前面的投资人要求回购，我还要把这些学生的所有的股份我都自己把它担起来。

主持人：您担起来，总共投入了多少资金或者资源？

李泽湘：几千万，几乎让我倾家荡产。

主持人：您是痛惜您这几千万还是痛惜？

李泽湘：痛惜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能够在一个关键的半导体设备领域出来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这几个年轻人是有可能杀出来的。

主持人：您会不会觉得这个兜底的风险太大了？

李泽湘：那个时候我们就两个老师，我们也不懂各种各样的保护（条款）、法律文件这些东西。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个体系来支撑这个事情了。原来那么多年，不管是教育，还是孵化，我们都是做一些阶段性的探索，做到一定阶段，就碰到瓶颈了。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把每一个要素都串起来，形成一个生态。这也许是我们学院派创业者，几百年都从没有得到过的一个机会。

李泽湘：起点决定你最后的高度。选在莫干山，可能你就爬个1000米；选在黄山，你可能爬个3000米。所以我们这个起点选在了珠峰的大本营。起点是刚刚说的，他们这几个同学参与过的机器人比赛。第二站就是在松山湖创办XbotPark机器人基地的时候，跟广东工业大学合作创办的粤港机器人学院。从这里走出一批学生，成为了这些初创公司的核心工程师。之后，我们跟常州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一起，又往前了一步，培养出一批联合创始人。最新的一站在重庆大学明月班，现在建成了卓越工程师学院。这里培养出比如梓昂，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创始人。所以我们说，现在就好比攀登珠峰刚刚跨过北坳，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主持人：通过教育来培养，速度会不会稍微慢了点，比如说梓昂，从大学开始，到大学毕业至少也要四年的时间。

李泽湘：看上去似乎需要时间长，但实际上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根基打牢了，后面就会快的。这些年高校教育体系，它培养人才的模式，跟产业的需求中间的差距太大。我们这个产业要发展，新经济要起来，我们一定需要一批像汪滔、峻彬、师正，像马斯克、乔布斯这样的年轻人出来。

主持人：今天我们的《对话》现场还请到了您明月班的一个创业合作伙伴，重庆大学卓越工程学院的罗院长。您之前在重庆大学做什么工作？

罗远新：我之前是本科生院副院长，职责是对教育的一个管理，并不是“下地种田”的人。脱下鞋、下地种田，完全是在这种认同的情况下，自己觉得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往前做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您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

罗远新：（我）2007年到2010年是在香港读博士。读博期间，就已经了解李老师和弟子们创业的故事。2020年正好有一次机会跟李老师交流，说到政府想做这么一个科创生态。我们花了5天的时间，研讨到底要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李老师对新工科教育的这种执着的信念，也能深刻地理解到大批创业者成功的逻辑。这些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教育应该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一批这样差异化的教育，来帮助我们改变现有的产业。

李泽湘：在明月班之前，你刚才也看到我们有一些小范围的探索。国外也有一些探索的案例。有一个小学校叫欧林工学院的，也是一批罗老师或者我这样的（人），觉得传统的工程教育已经跟产业的创新比较脱节了。他们在基金会的支持下办了这样一个新的学校，规模不大，每年招80个学生，汇聚了全美的一批有情怀的老师，经过十几二十年的迭代，它的成就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够有几个这样的学校，我觉得我们就成了。

主持人：罗老师您是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培养体系的，明月班是比较新的一种体系，两者相结合肯定有难点。

罗远新：我自己非常认同跨学科教育对一个人的改变。各学科的分科教育，实际上原来它的规范性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它的知识的更新以及跨界的能力实际上是很大的受限了。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到企业去工作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那对于明月班，我们当时设定这个改革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全盘推倒重来，不是在原来的专业上小修小补，是平地上重新再建房子，所以在设计构架上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从人文、科学、工程、科学、设计再到通识，整个序列是跨度非常大的一个设计。这个对我们原来传统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改变。

为了把明月班30个学生教好，我从15个学院选了30名老师，都是我自己一个一个打电话请来。做课程建设的时候，尽管需要花很多力气，但老师们在初期的阶段还是蛮有动力的。但是客观来说，时间长了以后，光是靠激情是不够的，我们后面得有制度要跟上。所以今年很好的是我们成立了工程师学院，政府也给了比较大的这种资助。这样的话，整个教育体系和更新的方式就会变成制度化的。

主持人：梓昂是明月班的学生是吧？

王梓昂：对。明月班的课程主要是以项目制为主。我们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也是在学习相应的知识，不管是工程原理，还是说对应的数学物理方法。这几门课它们都能明确地告诉我们：你学的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其实新工科教育以及李老师这个体系可以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包容以及自由度让我们去创造，告诉我们人生不止“小镇做题家”这一条路，我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主持人：罗院长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把梓昂这样的优秀学生选拔上来的？

罗远新：这个改革班的选拔的方式和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用考试这样非常量化的尺度去选拔。因为这些能够有创新思维的同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我们会给每一届学生组织一次面试和一个项目测试，着重观察学生他有没有好奇心，也就是眼里还有没有光。

主持人：他们这个班有被淘汰的同学吗？

罗远新：有。退出了7个。其中主动申请的有2位，觉得自己不适应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学生就是他的学习比较功利化，只看GPA，考试要什么，我就去学什么。这个就会脱离了我们做教改的初衷。

主持人：会不会觉得稍微有点遗憾？

罗远新：教育是帮助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不适应就换一条轨道。这对教育来说没有遗憾。

林超：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中国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以前的教育方式其实也是帮中国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的，让中国这么巨大的人口去获得相对普惠的、较高水平的教育。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新的创新的难题，已经很难通过这种传统的、标准化的教育来解决。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发生——这个知识点为罗列，记忆为核心的教育到底还行不行？到最后你会发现说，这些东西都比不过一个机器人的大脑，它随问随答。那么关键就是提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思维转变。技术革命也推着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必须去变了，因为再不变，就是在浪费大量的孩子的青春。李老师、罗院长作为先行者，他们开了一个口子，已经让大家看到可行性了。

主持人：所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泽湘：一个方面是极其迫切，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不做这个事情不行了。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不做这个东西，我们以前的这些人口红利也没了，工程师红利也跟不上，大量的大学生的就业我们还要发愁。

主持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一路“卷”到大，可能到时候再找工作的时候，跟企业的需求又有一定的差别。

林超：“卷”它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东西都想要去一样的职位，都有一样价值观，想考一样的“好专业”，去一样的公司去上班……但是你新的需求却没有人去关注，也没有人按照那样的需求去培养孩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资源错配。

李泽湘：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分的大学生，把他们带入到一个新赛道。他能够发现提出好的问题，再整合各种知识技能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创新就是不得了了，对吧？我们有450万理工科的大学生，这个数字是欧美国家所有的理工科学生加起来的那么多。

主持人：教改这条路走到今天，您觉得这条路走通了吗？

李泽湘：一艘大船，你是很难去推动它。你在旁边建一个小的样板，让大家看到还有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很自然就能够触动大家去思考。之前我在实验室想说服那些学生到深圳去创业，不成功。大家一毕业了就去了美国、去华尔街、去硅谷工作。等到汪滔他自主走上创业这条路了，他后面10个学生里有9个就跟着就上来了。希望更多的高校，去明月湖去学习、取经，我们都是敞开的。这些课程资料，这些培养方案，我们都很乐意分享。

主持人：整个模式复制的关键是什么？

李泽湘：对这个东西的认可跟理解。一方面是地方的政府，尤其“一把手”，因为他具备去推动做这个事情的（条件），提供配备资源，各种各样的产业的环境。另一方面是高校的“一把手”。还有像很多罗老师这样的“敢死队的队长”，来落地这样一个美好的理念。此外，还需要一批老师。后面还有很长的路，但我相信用个5年、10年，我们一定能到达更高的高度。

主持人：做好了投入多长时间的准备？

李泽湘：小车不倒，那就只管拉。你看，我们都是同样地，就一直往前走。

文 Soni QW

转自 XbotPark机器人梦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