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澜特邀】冷战与美苏争霸的必然性—一个二战史的视角

从在二战已然结束、铁幕刚刚落下的20世纪50年代，到柏林墙轰然倒塌、红旗凄厉飘落的20世纪90年代，直至当今，全世界的人们对于战后是否必然形成美苏争霸格局的思考从未停止。且已有人提出如意识形态矛盾、国家利益冲突等关于其必然性的解释学说。

分析一个历史事件是否必然发生或者一个国际格局是否必然形成，不无例外地需要考察他们产生以前的形势，一切有关的形成原因毕竟都是形势使然。那么，探讨冷战中美苏争霸的必然性，也就必须追溯到战时整个反法西斯同盟那种惺惺相惜但也摩擦不断的合作关系。

同盟国合作的“惺惺相惜”，在同盟国各方战时对于战后世界曾有过的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好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然而，这样一个美丽神话，旋即便在战后世界大同盟的破裂和两极格局的形成中终结。

丘吉尔在1941年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当晚曾说：“让以往的一切罪恶、愚昧和悲剧都随着往昔的日子瞬息逝去吧。”但显然，十月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与苏联间的各种冲突与矛盾，没有那么容易被忘记。美国、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绝非亲密无间。在战前，美苏、英苏的历史矛盾不尽相同；美苏的历史过往相较英苏更为缓和。但当战后美国取代英国以一种领导者的姿态俯瞰欧洲的时候，它便也一并十分不幸地继承了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几乎所有龃龉。

战前时美国与苏联间的主要敌意，概括来说便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美国引起的敌意，不亚于俄国方面马克思主义空论家对美国这个突出的资本主义堡垒所抱有的反感”，而具体的细节便是1939年苏德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和苏联在1939年-1940年冬季战争苏芬战场上的拙劣表现，以及共产党在美国国内煽动罢工和反战，——这些让美国舆论对苏联大失所望。时任美国代理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曾说共产党的专政统治“同纳粹独裁统治的原则和理论一样，都是同他们自己的信念毫不相容和背道而驰的。”而苏联方面直到德国侵入苏联的前夜还在全力以赴地攻击西方国家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

英国和苏联的矛盾显然更加直接。毕竟1917年那个曾经最直言不讳地鼓吹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应当采取干预政策的“前海军人员”此时正坐在唐宁街10号为敦刻尔克的失败和不列颠空战的焦灼而愁眉苦脸。在英国人看来。俄国革命的突然爆发差点让协约国陷入了崩溃的境地，因此很难说当年是谁在谁背后捅刀子。更近一些的苏德瓜分波兰更是让英国寒心，传统的英国人始终认为，英帝国的利益应被摆在所谓的对俄国的道义之上，甚至在开战后，与其说英国人是在为俄国承担道义，不如说他们只是在防止俄国彻底崩溃造成的洪水滔天。

战时的美苏、英苏之间充斥的互不信任，即便是在为防止俄国崩溃而提出的租借法案的实施过程中，也不能例外。在给予俄国信贷援助之初，罗斯福曾提出为了取得租借物资的资格，俄国人必须给出他们资产的确切报告，而俄国大使的回答却是：如果这样，苏联宁可选择直接贷款。俄国不愿公开他关于战时生产、兵力部署、战略防守等方面的秘密，这与美国和英国间的亲密合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苏联人也不止一次抱怨，英国人提供给他们的“瓦伦丁”坦克，像是从战场上淘汰下来的劣等品。

总的来看，历史的羁绊混合着意识形态信仰的差异，令苏联和西方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都弥漫着巨大的不信任。如果说战前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的拉扯使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还维持在一种虽然不相互喜欢但也不会四目相对的程度的话，那么当战后美国发现自己有能力主导欧洲的重建时，并“被迫”卷入欧洲的重建时，老霸主英国不仅交给了美国人世界帝国的权柄，也教给了美国人他们和红色俄国间自布尔什维克政权诞生以来的积不相能。

美苏对立的历史注脚是英帝国乃至整个西方与苏维埃俄国间的历史宿怨，美国很不幸地承袭了这座擂台之上擂主的位置。也许希特勒就像是一朵浪花，一片潮头，当潮水退去，美苏间友谊的巨轮便硬生生地撞在了这宿怨化作的坚硬礁石之上。

正如第二部分所希望说明的那样，美苏间的裂隙更多历史性地承袭自英俄间的矛盾，事实的走向也正是：在德国投降后的美苏并没有直接走向对立，这一阶段美国人甚至依然在英国和俄国人之间充当调解。而直到美国人发现自己难以从欧洲真正“抽身”并不得不和英国人站在一起时，美苏间的冲突才公开激化。

在雅尔塔，罗斯福曾经明确告诉斯大林，美国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会在德国停留两年以上。整个美国政策后面的指导思想是能够早日撤离欧洲，在美国人看来，欧洲的困难与其说是国家大事，还不如说是恼人的琐事，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国人有道义上的义务在那里做一些打扫房屋的工作”。对于美国人的这种态度，丘吉尔表现出尤其地不满意，他认为“光凭英国人自己去同俄国人的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对抗，是不太有希望的”，而丘吉尔不满意的反面便是斯大林的欣慰，至少“光凭英国的力量并不足以妨碍他的计划的”。

在这里有必要分析彼时英俄矛盾的若干个方面，因为这些矛盾虽然此时基本上限于英俄两国之间，但其中的不少在之后还是发展成了美苏间的重要敏感问题。

英国和俄国间矛盾的第一个方面是流亡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看作是英国对于抵抗运动的理想想象与实际现实间的差距。显然英国乃至同盟国都看到了抵抗组织的巨大军事意义，对英国而言，他们想要的是短期内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鼓动骚乱、起义和反抗，但绝不是大变革的社会革命。而那些最乐意参加颠覆活动的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往往又不是那些支持恢复战前社会状态的那些团体，最突出的便是各国的共产党人。

1941年英国政府的官方政策是不十分担心这些反纳粹组织的战后影响，同时，英国政府接纳了大量从本国逃出的欧洲各国政府，这些政府往往被视为是被征服国家人民的象征，也是所谓合法性的延续，英国自然希望这些与本国相濡以沫的流亡者在它们的本土一旦解放而正规的立宪机构再次运作之前能够及时回国行使权力。而事实却是，尤其是在那些与苏联临近的国家，共产党抵抗组织的势力格外强劲，随着战争末期苏联红军战线的推进，这些抵抗者构成的“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了更早行使权力的一拨人，而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反而成为了尴尬的花瓶。

流亡政府问题最为突出的是波兰，波兰不止是英俄间的问题，美国国内的大量波兰裔移民也促使其对于波兰问题有自己的立场。在苏联和英美就波兰临时政府的构成发生冲突时，大同盟间的裂缝就已经产生了。与之有类似问题的是那些德国曾经的仆从国，如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在从他们德国主子的麾下转到同盟国一方时，俄国和英美对于他们政府的组成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些争吵几乎在雅尔塔到波兹坦历次会议占据了极多的时间。

英国和俄国间矛盾的第二个方面是德国的处理问题。起初美国人在对德处理上是相对中立的，既支持俄国人对德国人的惩罚立场，又觉得道义上不能把德国人全部饿死。相比之下，英国人的态度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出人意料，一方面是他们吸取了20年前的教训，认为再一次剥削压迫德意志民族的后果，可能比这次来自一个落榜美术生的报复更为可怕，另一方面是苏联在流亡政府问题上的态度加深了英国人对俄国人势力扩张的恐惧，以至于时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在会见丘吉尔后在向杜鲁门的汇报中提到：“我很怀疑这位首相现在是否愿意向世界宣布，他和英国没有支持希特勒是犯了错误。”同时，英占区面临的经济问题也使得英国人对于俄国人不愿从苏占区出售粮食的决定深表不满。

事实上，德国问题也是美苏关系的试金石，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依然试图调和英苏之间关于德国的矛盾。直到1946年5月3日克莱将军因为俄国人不愿放松苏占区和其他占领区的经济壁垒，以及不愿给出从苏占区已经拿走的赔偿物资的清单而宣布停止从美国占领区运交赔偿物资之前，美国和苏联都没有放弃他们在德国问题上的共同政策。

当然，英俄矛盾还包括双方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以及对于一些地区托管问题上的吵闹。尽管我们知道土耳其和希腊问题最终导致了“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但这一时期的美国人依然处于一种赶紧回家、恢复正常生活的迫切心情之中。用《第五卷》作者的描述便是“美国在这个时期却待在幕后，试图尽快地重建‘正常秩序’，这种‘正常秩序’部分已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消失了，部分则是根本不存在的”。

德国投降后，迫切回家的美国人告诉英国人，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物资将只能用于对日作战，换言之美国人并不准备为包括英国对德占领的其他需要提供“免费”支持。战后，致力于恢复世界的自由贸易的美国，终止了以租借法案为形式的、为遭受战争践踏而处在崩溃边缘的国家提供的战时援助，取而代之的是从1945年7月开始的美国进出口银行为美国出口商品提供的贷款，以及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起的大规模行动。这一时期的美国人认为，这些行动显然是一个比战时援助更加合适的姿态；不应由美国人去支持那些在崩溃边缘的国家。这些美国主导的经济行动的出发点皆在恢复世界自由贸易的“正常秩序”，而非与政治目的挂钩的援助。

美国政策的重大转变，却正是发生在在这若干笔“信贷油管”的其中一个项目之中。1946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一笔总额达37.5亿美元的、名为“英美财政贸易协定”的贷款计划，这笔贷款是“作为保证早日建立起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种手段，通过谈判并向美国国会和公众提出的”。然而，在面对美国国会的众多反对意见时，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在5月16日于参议院作证时承认贷款对于帮助欧洲抵挡共产主义的作用，并说“当前除了把世界划分为俄国和英美两个经济集团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伴随着美国和俄国在1946年4月拟定五项和约的外长会议上的冲突和5月对德共同政策的破裂，美国舆论和政策都转向了支持英国人与俄国人的对抗，并不惜让美国亲自参与其中。因此，“英美财政贸易协定”的表决事实上恢复了美国在战时和英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并决定以更积极的经济对抗措施去面对俄国人的挑战。

如此看来，“英美财政贸易协定”的谈判和辩论过程是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领导权并走向与苏联对抗的关键转折。一方面，在协定谈判的过程中，美国人逼迫英国人取消了英镑兑美元的外汇管制，并考虑取消帝国特惠制设置的贸易壁垒，作为贷款的接受者，英国人无奈地接受了的帝国江河日下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无论贷款的实质如何（即究竟真的只是“保证早日建立起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种手段”，还是真的如辩论中被强调的那样具有政治意义），协定通过过程中美国人发现他们可以接过大半个世界的领导权，并去面对某个不断挑战他们的敌人了。至少，他们不再像曾经的一年中那般想要赶紧回家，重新过起孤立主义的生活。

正如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多数党领袖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表决的结果，因为就它们而言，美国是在世界各国中承担起领导者的地位——积极的领导者的地位呢，还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那样，再次回到孤立主义中去，这一点完全取决于这次表决。”相比于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之后的马歇尔计划，这笔37.5亿美元贷款的诞生更像是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节点，此后，美国便无可避免地卷入了英俄的矛盾和欧洲乃至世界的事务之中。

当然，如果非要强调这笔贷款的一般性的话，也不是没有依据，毕竟美国人也曾经考虑过为俄国人提供同样的一笔贷款，斯大林也曾对这样一笔贷款表现出了兴趣。只是伴随着美苏在外交事务上的冲突和行政事务上的无效沟通，杜鲁门主义比对苏贷款更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作为一种确定的状态，历史总会让人去想象他的无限可能。关于战后大同盟解体和美苏分裂最常见的两个设想是，如果苏联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扩张有所收敛，或者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在1945年4月逝世，美苏是否依然会走向冲突和争霸。

对于第一种猜想，即斯大林是否还希望与美国、英国维持良好关系的问题，其实是包含两个方面的，这两个方面涉及到的是苏联政治体制的两种对立哲学。对于这种哲学的探讨留在了本文的下一个部分，这里只说明一些具体的表现，

一方面，西欧的共产党人没有去参与那些通过它们的实力和威信很容易达到目标的街头暴动，而是选择了参加联合政府，这不能说不是斯大林就和英美保持相对良好关系的一种临时性安排。毕竟按照罗斯福关于美国撤出欧洲的承诺，苏联单单需要面对的满目疮痍的英法等国是不足为虑的，而向西欧输出革命不是此时斯大林面前最为重要的选项。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两次面对从西方席卷而来的敌军的政权，斯大林对苏联的国家安全依然是深感忧虑的，因此，在东欧设置势力范围显然更多是出于控制缓冲区而非输出革命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斯大林的考虑是十分现实主义的。只是，对苏联而言，那些不是“人民民主体制”的国家是不可能信得过的，因此无论是在战争末期的各次元首峰会上对波兰等国家政府构成的争吵，还是最终激怒美国舆论的1946年4月苏联在五项合约谈判中的外交表现，都是斯大林为保全这些缓冲区的作为势力范围而做出的努力。这个时候，被拿来和美苏友谊相权衡的，就是斯大林眼里的苏联国家安全了，为了安全，他从不会犹豫放弃那些因希特勒的威胁而结成的亲密关系。

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去世，美国和苏联会不会依然保持友谊呢？只能说，如果罗斯福还在世，事情也许会朝略微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指望他来避免大同盟的破裂，不啻于是一种“对国际关系肤浅可笑的想法”。因为历史原因而产生的互不信任从未消泯，只是在双方都需要对方积极参与作战时，被各种相互的妥协给覆盖了。当苏联与西方不再需要对方为改变战场态势而做出自身利益的让步时，这些争吵的音量就自然变得大了起来。这样看来，罗斯福总统是显然很幸福的——

“为了保全罗斯福的神话和他自己内心的平静，他的确死得其时。他死时，他曾大力帮助筹划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地近在咫尺，而他曾经满怀希望地培育的同盟又尚未明确的、不可挽救地瓦解，他死时，人们还可以抱有光明的希望。他写的最后一个电文是给丘吉尔的，他说：‘我将尽量缩小有关苏联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像伯尔尼会议的问题那样得到解决。然而，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路线到此为止始终时正确的。’他死时还没有因为同盟国失和而感到沮丧，对自己采取的路线到此为止还深信是正确的，一个人还能死得比这样更好吗？”

本文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都在阐述为什么战后同盟国走向分裂是必然的，但若需要解释为什么美苏争霸是历史的必然，则还必须透过他们在争霸期的各种所作所为，观察他们到底分别在追求什么。正如一些观点所指出的那样，美苏冷战背景下的技术竞争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美苏都试图证明自身的体制比对方更为优越，而不是像普通的对立那样仅仅相互限制而已。一些宏观的进行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苏争霸行为的必然。

上一部分曾经提到，苏联政治体制中存在两种对立的政治逻辑，一种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运用，在国际事务中意味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并在全世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逻辑下非共产主义国家只可能和苏联是敌对的——或隐蔽或公开，但终究，这些国家都将成为自身的革命对象；另一种逻辑是摈弃意识形态的冲突，维护现实政治中的利益，这就使得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沙皇俄国时期的国家利益具有了承续性，毕竟从伊凡四世时期开始俄国对西欧的观点就是“吸引与排斥、模仿和拒绝、羡慕和厌恶的一种稀奇的大混合”，这种大混合造成的外交结果很难说不会是多变的。

第一种逻辑可以看作是苏联所宣称的道德原则，第二种逻辑则是苏联可能采取的权宜手段。事实上，苏联的政策一直在这两种逻辑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共产主义理想毕竟是一种充满国际主义的理想，更多的是对未来一个美好社会的描绘，相比于那些历历在目的民族往事而言，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也可以召唤出包围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国热情，但终究不如民族主义提供的力量强烈。因此战争中苏联人也没少用包括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库图沃夫和1240年楚德湖战役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作为宣传画描绘的对象，而俄语对于这场战争的称呼“伟大的卫国战争”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更是直接将这场战争和1812年抵御拿破仑的“卫国战争”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相联系。

这样自然也不难理解斯大林战后在东欧圈定苏联势力范围时所展现的对现实政治利益的关心。在一个划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对民族国家的世界上，斯大林只能信任那些“人民民主政权”，只有这些同道者可能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为了消除势力范围内这些民族的敌意，共产主义也恰好是一种不错的粘合剂。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没有国家的、平等、自由、和平的社会确实像一瓶令人醉心的酒，彼时的苏联也并没有完全将理想变为“徒有虚名的”、“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嘴上说说的东西”。

但当东欧这些国家出现哪怕一丁点不稳定时，苏联会毫不犹豫地放下那些美好的“平等、自由和和平”，对他的阶级兄弟报以老拳。毕竟苏联争霸的目的，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却是暂时没有时间表的，尽管一些诸如科技竞赛带来的荣耀可以让人们对这个理想满怀信心，但面对那些近在眼前的利益冲突和稳定问题，权宜手段很难说不是苏联在争霸中各种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而对美国而言，这个刚刚登上领导者地位的国家既是自豪的，也是自卑的。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就自诩拥有完美的顶层设计，并抱着强烈的传道精神，要把周围的野蛮之地变成文明之邦。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人很满意于新世界相对安定，睦邻友好的氛围，而鄙夷旧世界的“战祸联结、互相仇恨”。但同时，美国人又深感自身虽然在道义上胜于欧洲，却在外交手腕和文化底蕴上显得稚气未脱，这种自卑感让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选择了孤立主义的政策，避免掺和旧大陆的冲突。

当美国人最终接过世界的领导权时，他们比曾经的任何领导者都更加迫切地期望在全世界推行他们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和国际交往原则。在美国人设想的天国之中，“和平、正义和睦邻精神必然支配着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神圣的十字军，胜利仿佛是现代的毗斯迦，世界上疲惫的人民将首先通过战争的胜利望见天国。”战后美国的国际政策很难说不是陷入了这样一种十字军式的狂热中，而十字军的挞伐的首要对象便是苏联“披着共产主义面纱的暴政和侵略。”

当然，美国这种自以为正直而感到义愤的心情并不是指定国际政策时所该拥有的合理情绪。这种情绪夹杂着国家利益，很难使美国不违背它最初的理念，做出一些践踏他国平等主权的决定。而当第四次十字军抢掠君士坦丁堡那样的悲剧发生时，他们还可以宣称“我在主持道义、传播文明”。

“争霸”一词本身就有“争”和“霸”两层含义，“争”是与对方阵营的攻伐，“霸”是对己方成员的霸凌。苏联和美国都有他们奉为至高理想的理念，苏联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并天然地预设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敌对的；而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新的领导者，不仅要证明自己所处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比社会主义的世界优越，还要像宗教改革中新教对待天主教那样，向世界曾经的领导者证明自己更好地领导了自由世界。权宜之计的政治哲学和过往的历史让苏联对现实利益保持高度敏感，故而不惜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指手画脚；而自以为正直的义愤也让美国不惜以践踏他国主权为代价来“清洗异端”。

这就不难解释美苏在争霸中的种种行径——相互攻击、追求荣耀、霸凌弱小……这样看来，美苏争霸不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产物，也是俄国人和美国人的民族性情使然。美苏在分裂后走向争霸，确实是充满了十足的必然性。

为了论述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必然性，本文首先分析了美苏由战时的反法西斯同盟走向分裂敌对的必然，这种必然是历史宿怨的结果，也是战后利益冲突和世界领导权转移的产物。并且，对于这种必然的某些幻想和假设无一例外都是荒谬的；进一步地，本文探讨了美苏在分裂敌对后进一步走向争霸的必然性，这其中有意识形态冲突的要素，也不应忽视双方民族性情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今天的角度看待美苏争霸，我们不会去否定美苏相互竞争所创造的人类社会的飞跃，但我们也不应轻视争霸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痛苦。美苏争霸可能始于双方各自追求的那个美好的理想世界，虽然双方对各自世界的描述涉及一些相似的词汇，但理解上却可能是根本的不同（比如对于“民主”）。但争霸发展到最后，很难说双方不都偏离了各自的初心，进行一些对弱小国家的霸凌。这种偏离更加意味着，冷战绝对不是值得被怀念的。

当三巨头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之时，他们也许曾经想过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未来世界，尤其是罗斯福，他构想了一篇伟大的神话，和基督教以及马克思主义一样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伟大的神话。也许在那个神话提出的很短的时间内，美苏争霸可能不是必然的。但历史没有如果，战时的大同盟很快必然地走上了分道扬镳、互相争霸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