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陇铁骑到黄巢起义：隋唐门阀世家从崛起到终结的故事！

前几天听到小伙伴们在谈论“警惕外卖行业门阀化”，那我们就从隋唐时代的“关陇贵族”开始聊聊隋唐时期门阀世家的崛起和衰亡吧~

话说隋唐时期，原是几支“关陇”军阀家族横刀立马、纵横捭阖的时代：他们扎根在关中平原和陇右马场，地利资源俱佳。“八百里秦川物产丰富，三千万好汉民风淳朴”，古书称赞关中平原“田地千里，天下之最”，就是说关中

谷地水草丰美，产粮量惊人。陇右则山川辽阔、草肥水丰，是养马的天然超级牧场。根据正史记载，西魏时陇地拥有上百万良马，滋养出令世人赞叹的重骑铁甲军团。可以想象，关中犹如一个超级农业基地，提供粮草和人手；而陇右则像现代的“优质马场”一样，源源不断养出千里良驹，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关中与陇右之间相辅相成，一边提供粮草与人力，一边源源不断输送千里良驹，成就了关陇贵族在隋唐初年的“兵强马壮”先天优势。

不过说到关陇贵族的根基，这还要追溯到更早的北魏时期。由于关陇地区

正因为关陇豪族人脉交错，一个有趣的格局形成了：这个时期的皇帝往往更像门阀世家公推出来的“首席执行官CEO”，而非独自专断的“九五之尊”。例如，西魏到隋唐前期，每逢易代，新皇帝必得事先获得各大门阀世家的默许与支持。史家指出，“建立北周的宇文家族、建隋的杨坚家族、建唐的李渊家族，都属于关陇贵族集团，可以说，是关陇集团重塑了中古中国”。

也就是说，皇权和士族的关系更像合伙企业的股东会议：虽然名义上是皇帝掌权，但实际上需要这些大族背书护航。

这种“贵族内阁”式的治理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在《周书》就记载道：“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为比。”（“现在大家说的豪门望族，都推崇八柱国那些家族，当年气势辉煌，无可匹敌。”）由此可见，关陇贵族曾被视作天下一等的豪门，地位之高让后世皇帝也自叹不如。可想而知，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就像某家族联会推出来的“代表合伙人”：他掌握军政大权，但身后有一群大小豪族随时可以左右其权。

既然是贵族内阁制，豪门之间的联姻博弈就尤为关键，几乎成了“把持朝政”的粘合剂。举个例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本人就跟几个大族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母亲是西魏八柱国独孤信的女儿，而他正妻则是北周大将窦毅的女儿窦氏（即后来的太穆皇后）。换言之，李渊既是独孤氏门阀的外甥，又是窦氏门阀的女婿，体内同时流着两大家族的血脉。这在商业上好比两家大企业合并，李渊这家公司自动获得了独孤氏与窦氏两大“战略股东”的资助与支持。

到了李渊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时代，他更是娶了长孙晟之女。长孙家族于隋朝崛起后再度流行，元德初年李世民一度拒帝位后，于公元626年登基，仅13天就立长孙氏为皇后。长孙家族早在隋末就跟武氏、杨氏、独孤氏等豪门串起了关系，李世民与长孙氏的联姻实际上巩固了李唐皇室与关中大族之间的联盟。可以说，这种联姻和外戚通婚几乎成了关陇贵族操控政权的黏合剂。它让不同家族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了整个网络对朝廷人事的影响力。关陇集团的联姻如下图所示：

在隋唐之交的门阀政治中，比如李渊、李世民、武则天等个人都有各自的能耐，但他们的成败更多取决于大时代的风向和制度格局，而非个人魅力能改变的。

唐朝第一位女皇武则天称帝（公元690年），这是关陇门阀世家的一个大波折。她本人虽出身关陇门阀集团，但算是关陇集团的“旁支”，她们家籍贯并不在传统关陇范围，她父亲只是一位有功的市井商人。

武则天登基后，改国号为周，她为了稳固皇权，彻底动了隋唐“关陇门阀”世族的奶酪。她利用酷吏和冤狱相继打击像长孙无忌、许允之类的李唐故臣，将关陇集团的领袖赶出了权力核心。更重要的是，她大兴科举，主动提拔被世族门阀排挤在外的“寒门子弟”为官。史书总结说：“科举制虽自隋代已开始实行，但中进士出身者“少有高位”，主要实权职位还是被关陇集团掌控。直到武则天积极任用举人、进士及第，以巩固武周政权，才打破此一局面”。换句话说，武则天确实利用科举这把利剑，冲击了关陇贵族的特权垄断。她让一大批科场中出身的新人进入高层，让新势力对旧势力形成了冲击。只是要说武则天真正凭借科举彻底摆脱门阀的约束，还言之过早，她扶持的并非纯粹的寒门新贵，而是与自己同党羽的大臣（如上官婉儿、张柬之等）。她的权力根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紧贴朝堂，而非真正实现科举选才进行替换。后人批评她的做法时常说，武氏集团的兴起更多依靠党羽私党和武家亲族，而科举只算是配合保皇的一招。

进入盛唐中期，关陇贵族的根基才算是遭遇了真正的动摇。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火践踏了北方腹地，豪门世族血流成河。大量门阀家族首脑被战乱铲除或流离失所，中央集权从而大打折扣。

根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后关陇集团的优越地位一落千丈，朝廷高官中科举出身的人越来越多。更有甚者，后来的牛李党争、宦官专权，戾气冲天，直接把关陇贵族的政治影响几乎摧毁殆尽。社会背景也在悄然改变：木活字印刷术的雏形在盛唐出现，最早的佛经刻板印刷（如868年的《金刚经》）让读物开始普及；寺院学堂和地方书院让科举之外的知识传播不再被士族垄断。而佛教在唐代空前繁盛，不少普通百姓（甚至奴婢）也能入寺学习或托钵为生，这又在思想上稀释了贵族社会的封闭味道。可以说印刷、教育、佛教等社会基础的变迁，为打破门阀的文化垄断铺平了道路。

经过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连番战乱后，“数百年以来的社会阶级随唐朝灭亡一同瓦解，传统士族死伤殆尽”。唐末藩镇割据风起云涌，已无门阀可言，大唐版图内剩下的，多是地方豪强和读书人构成的群体。

最终，随着宋代中央集权的重建和平民化科举的成熟，世族政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有人总结道：“科举制度培育出新官僚，取代门阀的制度性特权，由此重塑国家体制”。换言之，由唐宋之交起，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在官场取代了以前门阀子弟的排他性地位。唐宋的权力结构从过去的“门阀与皇权共享”变成了“科举官僚与皇权合作”。

可以说，这一变革让隋唐以来关陇门阀世家把持权利的局面彻底改头换面：皇帝不再需要依赖几家门阀世家选举接班，而朝中大员也更多来自科场榜眼和进士，他们的根基在书卷和考试，而非世家门第。

正如历史书上所言，“唐玄宗开元时期虽尚任用武周时的进士，但天宝以后开始提拔李氏故臣与关陇世族”并最终被安史之乱终结。此后，世袭望族的政治优势一去不返，科举官僚取而代之。大约在宋初“文人政治”完全确立：门第出身不再是官场的敲门砖，科举成为真正的入场券，关陇贵族门阀走向了终结。这个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历史的大船已经驶向新航道，个人之力难以逆转这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