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或者名正言顺地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都没有。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龙永图说，他这个人不适合当部长，因为他喜欢说真话，是性情中人，也不懂官场政治。
1997年5月，中国WTO谈判代表团要赴美谈判，龙永图手中的谈判授权几乎用尽，他希望向朱镕基总理做一次专门的汇报，并得到新的授权。时任朱镕基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接到徐秉金的电话后向朱总理汇报，时间定在5月13日。但是让徐秉金想不到的是，刚刚联系好了，龙永图秘书的电话就来了，说龙部长那天正好有个外事活动，看看能不能让朱总理把时间改一改？
这能改吗？这是总理呀！徐秉金硬着头皮又给李伟打电话，这次李伟有些不客气了：“秉金，你跟总理再熟也不能这样啊！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总理的日程是你们安排的吗？”徐秉金说，要批评就批评我，请你向朱总理再请示一下？李伟又请示，朱总理说可以，推迟三天来吧。三天后龙永图和徐秉金去见了朱总理。
龙永图与朱镕基总理同是湖南人，且他们两个出生的地方很近，虽然龙永图经常在国务院开会可以见到朱镕基总理，但是并不敢走近朱镕基总理直接说话。这一天见到朱总理的龙永图自然有些紧张。龙永图汇报谈判中美国人提了什么条件，我们怎么应对的，掌握了什么尺度，他请总理指示下一步该怎么办？朱镕基总理站起来不听了，问道：你们到底要我干什么？
直到这个时候，两人才说出汇报的目的：谈判代表团基本上没有授权了，因为美国人、欧盟人要价越来越高，如果再遇到问题谈判可能进行不下去了。“哦，你就这个事？”朱镕基总理转身过来，详细就欧美新的要价发表了意见，龙永图从未感到这样地踏实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与朱镕基总理多次见面的龙永图，越来越觉得拉近了与朱总理的距离，这种相互信任导致在11月15日那天，事关中美谈判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电话。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谈判基本上破裂了，且双方都伤了感情。那天晚上，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因为在这种时候“不能示弱”。但是晚上11点多，朱镕基总理突然打电话来，询问美国代表团联系上了没有。
根据朱总理的指示，龙永图开始到处打电话，最后才从美国驻华代办麦克海哪里找到负责美方工作级谈判的卡西迪。接到电话的卡西迪竟意外地要求，15日凌晨双方一个小班子再谈一次。“凌晨”加上又是“小班子”，龙永图下意识地感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动作了。
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各带几个人开始了“工作会谈”。一开始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由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严谨到协议的每一个标点。
龙永图此时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而不是仅仅口头上说说，虽然13日见到朱总理的时候巴尔舍夫斯基向朱镕基总理明确表示过，或者头一天在谈判时仍很强硬，甚至言称他们预定了15日上午10点钟的飞机返回美国。
“应该给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的信息”，龙永图设想了所有的后果之后，早上6点钟给朱镕基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朱镕基总理办公室主任李伟，龙永图说他有重大的情况要向朱总理汇报。李伟告知，朱总理昨天晚上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7点钟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因为情况紧急。8点钟，中美双边谈判代表大组会谈已经开始在谈判桌上“料理后事”，也就是双边协商撰写向媒体的交代文字了。美国代表团原定8：45离开谈判桌赶往北京机场。
9点半左右，朱总理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总理的电话。朱总理在电话里问：你给我打电话了？龙永图说是。接着朱总理问，龙永图，你谈判这么多年，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朱总理接着问：你有什么证明？龙永图说，他们已经开始跟我校对文本了，校对文本说明他们准备签了。朱总理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并说，这不是我朱镕基的意见，这是主席的意见，是中央常委们的意见。
11月15日，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根据推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常委们等待上场的时候，肯定开过一个常委碰头会，朱总理向主席以及中央常委汇报了与美国人谈判的最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