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辑：鲁一
未来10年方向已定
8月17日，北京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这场会议注定非同凡响。
有人如此评价“把未来10年中国整体的底层政策逻辑，说清楚了；把未来10年中国想要实现的样子和方向，说清楚了。”
从2021年到更漫长的未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最高层对未来的基本定调。共同富裕，这个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字眼将逐步成为现实。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公提出“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此后的40余年，中国富起来了，GDP跃居全球第二。在这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上，有一个群体功不可没且不能被遗忘：农民工。
《第一财经》曾公布了一组数据：我国有将近9亿劳动力人口，7亿多就业人员，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有更多劳动力人口或者说就业人员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直接检验着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状况浓缩了中国经济的变化发展，其及背后的家庭成员构成了中国人口的基础与中间力量。
不一样的农民工
据统计，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560万人。在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浪潮里，这个群体发生着诸多变化。
新时代农民工的工作内容发生变化。他们从建筑工地走进仓储物流中心、走进出租车，从餐厅走向千家万户、走向城市的大小角落。容纳更多农民工就业的背后则是新兴平台企业的发展，快递公司、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直播平台等等新经济产物雨后春笋。
2020年全国快递件数突破了800亿件，平均每秒钟就有2500件新快递发货；网购用户规模达到了7.82亿，占网民整体的80%；全国每天会产生约5000万笔外卖订单，日均交易规模超过23亿元……尤其是去年疫情以来，很多企业停工停产，互联网平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转移。
新经济，新就业形态，过去前所未有的职业诞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快递小哥乃至网红主播等等。
在传统的就业模式中，员工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流程——入职、离职；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也有一整套相应的制度约束和福利保障。相比而言，“新就业形态”则简便很多、灵活很多。任何一个符合互联网平台基本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时间等自主选择交易，来去自由。
以美团为例，美团研究院调研显示，近七成从业者因“时间灵活”成为骑手。在看重工作灵活性的骑手中，90后更注重可以自主决定工作还是休息时间，80后则注重可以有时间平衡工作与生活、照顾家人。
灵活的地域选择也让骑手实现“工作地自由”。美团“骑手就业迁徙地图”显示，2020年，广东成为骑手流向的第一大省。几乎全部广西籍外出骑手、四分之三的湖南籍外出骑手都流向了这里；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也是骑手的热门工作地。超八成安徽籍外出骑手流向长三角，近八成河北籍外出骑手则去了北京工作，在这里和近50%的山西籍外出骑手成为同事。
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包括骑手在内的新就业群体有多大？2亿左右！这是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2020年8月公布的数据。毫无疑问，新就业大军已经庞大到成为一个无法令人忽视的群体。
如何保障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这日益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社保问题一度是舆论的风暴中心，这也是多家平台企业面临的难题。
平台企业如何破局？国外的经验，乃至教训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高度保护劳动者权益，设置了违反劳动保障的高处罚率，有成熟的工会体系。但即便如此，当经济形态发生变化，灵活劳动者数量激增，国家现有法系仍难以平衡平台责任与劳动者权益。
2018年底，纽约市通过一个规定：Uber打车公司将需要以雇员形式与Uber司机签订协议，并提供最少17美元的时薪；2019年，加州试图立法要求Uber平台为司机提供全职劳雇保障。这一系列法令遭到Uber的反对，公司CEO科斯罗萨西表示相关法令若执行，Uber不得不在部分地区选择停业避免亏损。去年9月，拉锯了两年立法最终以Uber在8月于加州部分地区停运的结果告终。
类似的例子同样发生在西班牙。2021年5月，西班牙出台“骑手法”，将骑手（网约配送员）与配送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一律界定为雇佣关系，要求平台承担劳动法上的全部义务。7月，当地一家著名配送平台Deliveroo顾虑新法带来的运营成本，决定退出西班牙市场，直接导致遍布全国的2500名骑手面临失业。
一些骑手发起抗议，矛头没有指向平台，而是指向了政府：比起被严格管理的雇员来，他们更愿意维持现有的、相对宽松的被管理者身份。
毫无疑问，不论是美国，还是西班牙的新法律的初心是好的——维护劳动者的最大利益，而最终事与愿违，两败俱伤，进行了一场高昂试错成本的社会实验。其原因在于类似西班牙等国家的劳动关系坚持“二分法”，采取了“一刀切”的界定，将网约车司机、骑手确立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Uber、Deliveroo等平台因无法承担高额的运营成本，没有利润空间，不得不或退出市场、或解雇员工，大量骑手和司机不得不陷入失业危机。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刀切”的形式并不适合这类在平台型经济下诞生的劳动关系。平台型经济是高度灵活的用工方式，对平台上从事劳动的劳动者来说，从属性既强于民事关系，但与传统的劳动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在新的环境下，“灵活用工”成了重要的劳动形式，也就需要“灵活的保障机制”。
那如何明确界定这一人群的从业性质？又如何适应新形式下的劳动关系？
2021年7月16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首次出现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表述。
这是我国专门针对灵活就业人群增加的第三种劳动形态，确定了新的形式下就业形态的政策走向——不能被束缚在原有的劳动关系和劳动法中，并且明确“鼓励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具体而言，这个文件将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分为三种：
第二种，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第三种，民事关系，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按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正如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的评论指出，我国劳动法律框架正在向“劳动三分法”转型，形成“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民事关系”制度结构，以“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构建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制度。
一言以蔽之，《意见》说明了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适应新就业形态，推动建立多种形式、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劳动关系”。这里的“多种形式”也意味着新型就业形态不应搞“一刀切”式的社保。
在劳动法律没有修改的大背景下，此《意见》是一次很有益的尝试。这标志着一个不同于劳动法和民法的制度体系开始建构，我国将进入“劳动三分法”时代。相关的行业研究者亦纷纷发声：
阎天（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耶鲁大学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重申这一政策导向，既给平台企业和金融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又给平台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更多寻找和扩大平台与骑手的利益重叠区，更多关心和满足骑手的真实需求。
文件的出台，是在支持、肯定新业态的基础上，提出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方案。
“第三条道路”是应对新经济发展变化的创新思路，在打破传统固有模式的前提下，用开放态度来做出规范，去保护这部分人群。
“劳动三分法”的到来，表明中国不同于西方，放弃“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彰显其灵活性，而平台企业和灵活就业者实现双赢：新业态互联网平台将不用担心会被严格的劳动法体系“管死”，在规范化中继续发展，外卖骑手们也构建了权益保障的“防护网”。
如今，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刚刚迈入人均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在未来追求共同富裕更漫长的过程中， 8·17会议还提出“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一家企业越是向上生长，越需要把关怀员工、回馈社会的根基扎得更深、更牢。“大厂”之大有规模体量之大，更有平台效应之大、承担的社会责任之大，而广泛的根基则是维护包括骑手在内的普通劳动者们的权益，重视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职业发展。
对于若干从农村走出来的小镇青年们，骑手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起点，也是进入城市的第一站。同样来自美团研究院报告显示，超四成骑手入职前在工厂或餐馆酒店打工。骑手职业身份转换的背后其实是新一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镇化浪潮，成为共同富裕的参与者、分享者。
毋庸置疑，“劳动三分法”才刚刚拉开用工新时代的序幕……
参考资料：
[1]. 《外卖骑手权益的“裸奔”时代已经过去，规治平台用工中国选“第三条道路”》， 高若瀛，经济观察报
[2]. 《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亟待提高》，歆远，第一财经
[3]. 《国家又发布新政策，关乎3亿人员的就业问题》，王延鹤，智谷趋势
[4]. 《劳动三分法，能否破局外卖骑手的保障困境？》陆玖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