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历史中有许多凄惨壮烈的部分，多数都被游人、有头有脸的艺术家和对未来的揣测所稀释，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一直是欧洲版图上的异类，在北方以南、西方以东徘徊。我时常盯着那些高大建筑物的墙发呆，它们就好像这个国家混乱的历史断面，层层叠叠，如梦一般
（接上文）
黄金时代
在山谷中看见许多巨大的风车，我就知道，终于来到堂吉诃德的故事里。
塞万提斯也厌恶摩尔人，他被掳去阿尔及尔做了5年的俘虏，却又虚拟一位阿拉伯作家的语气写成了《堂吉诃德》。书里有个俘虏的故事是以他本人为原型：一个老人要把家产分给3三个儿子，他说西班牙有一句谚语，“人生三条路：皈依教会、漂洋过海、效忠王室”，直接进入朝廷太难，他就交代儿子，一个习文，一个习武，一个上战场为国王效力。照这个标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都是西班牙的战士，至少他们都曾踩上马镫，跃跃欲试。
那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广阔的中部平原（大概是现今卡斯蒂利亚-里昂、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和阿拉贡这几个省份的位置）是帝国之梦开始的地方。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二世在这里结婚、加冕、扫荡异族、统一全境、派出哥伦布聚敛全世界的金银。现在来看，教堂、宫殿之密集，依然令人应接不暇，以至其中很多被改作他用，也并不觉得可惜。
仿照凡尔赛宫建的夏宫，阔气地摆了十几座喷泉，水流如注，如同烟火，根本不考虑什么抗旱的办法；为了保存古迹，即便屋子塌了，也要用铁栏杆撑着外墙，用钢筋拖拽着——这些都是古老王国的面子。
唯一不太尊重古迹的城市，是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也曾是帝国的首都，差一点就名垂青史。这里有全西班牙第一个市政广场，被其它城市竞相模仿。城中一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原本要建成梵蒂冈之外的世界之最，也失败了。旧教堂没来得及拆完，像一个老妪半露香肩，上面长满青苔与杂草。
菲利普二世把最高法院搬去马德里之后，这里就大病一场似地着了火。尽管腓力三世又把法院搬了回来，但他的父亲已经把马德里定为首都了。后来发现的史料证明，这是马德里人的阴谋，因为他们承诺，只要将首都迁来，十年之内每年都会向国王缴纳一笔巨款，担任中间人的公爵也能从中大赚一笔。
几百年后，巴利亚多利德一头扎进工业革命，“自暴自弃”了。建了工厂、人口翻倍，很多房子经过改造或重建，现在还能听到施工时的敲敲打打。哥伦布在等待国王接见时死在了这里，他的故居被拆了，塞万提斯也在这里住过，他的房间已在郊外。历史如果没有在那时拐弯，现在的马德里大概就是这副模样，整座城市是寡淡的黄与白。巴利亚多利德人当然不喜欢马德里，那里人太多，又不靠海—其实这里也没有海。
一匹新马正在草场上费力地练习西班牙特有的马术表演（Spanishwalk），马腿蜷起，马蹄勾着，走一步退一步，瘸了一样，“这就是我们征服世界的方式”，主人说。去年热播的电视剧《伊莎贝拉》把西班牙人的兴趣重新聚焦到这位500年前的女王，她出生的地方、住过的宫殿，都成了热门的景点。脚下这片几千亩的贵族领地，也曾迎接她。主人正打算新开一个高尔夫球场和一所精英语言学校—他们强调，在这里学西班牙语才最正宗。
年轻的儿子是家族第九代，环游世界之后决定在自家产业上开一间啤酒厂。高端，私酿，像红酒一样包装，商标是他自己设计的，一个神秘的身披黑袍的教士。
除了啤酒肚，他的言行都很有贵族风度，透着理所当然的自信和教养，“是我们从美洲带回来了咖啡，结果意大利人做得比我们好。不过西班牙的红酒是最好的，我的啤酒也是。”
卡斯蒂利亚的人不参与南方与北方的争论，这里是中心，一度还是世界的中心。他们关心的是，哥伦布到底住在哪里、在哪里等着觐见女王，有人说是萨拉曼卡的修道院，也有人说是郊外的酿酒厂。西班牙式的争宠又开始了。
皇族后代Cortijo Arenales 拥有一个斗牛养殖场
Bodgeas Berroja 酒庄老板
伊莎贝拉女王住过的贵族庄园的马场
梦将醒来
“政府把70%的钱用来维护这些博物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影响。”现代舞者Aimar住在巴塞罗那，他的工作室离毕加索博物馆不远，放电影，做瑜伽，进行戏剧排练、行为艺术，在地下室放恐怖电影。大门上涂满涂鸦，多数时候大门紧闭，他说，“我不喜欢那些只是来看热闹的人。”他的城市已经被游客占领。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政府把这个城市出卖给游客，阳光、沙滩、高迪、巴萨，一切都是可供消费、出售的符号。“像一个迪斯尼”，被他这么一说，再看高迪的建筑，更觉得像游乐场了。
一切标示着不同时间空间的物体都陡然消失在黑黢黢的甬道中，那种迁徙的生活，摇晃中的姿态，对过去毫不关心的眼神，莫名惆怅的、兀自开心的、偶然相遇的人。回到马德里（Madrid）、巴塞罗那（Barcelona）此类大城市的地铁里，我终于感到了熟悉。大家都在谈论经济危机，就像谈论一千多年前的摩尔人和两百多年前的拿破仑。自作多情的游客从湿淋淋的历史中被捞了出来，躲进了博物馆。
在这两个城市，可以看到一部从委拉斯凯兹到达利的西班牙艺术史，以及地中海沿岸和整个欧洲的创作。格列柯是今年的宠儿，为了纪念他逝世400周年，四处挂着他的像，许多关于他的收藏都被送往托莱多集中展览，但他笔下那些男生女相、神秘兮兮的人，看起来不太“西班牙”。如果要选一位可以代表西班牙的画家，也许是戈雅。他画王，画神，用黑色版画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宗教审判和战争进行了回应；去普拉多博物馆的二层，看他画野炊、爬树、吹喇叭、荡秋千、踩高跷—他也画那些活生生的西班牙人，尽管这不是他的最佳水准，也几乎没什么人从普拉多耀眼的群星中抽空来看它们。
在格列柯、戈雅身上，都早早出现了现代感，似乎预示了此后现代艺术在西班牙的井喷。高迪、达利、毕加索、米罗们用疯狂的线条、色彩和几何形状，包括阿尔莫多瓦电影中浓艳、怪诞的色彩，制造了许多“怪物”，挂在博物馆、电影院，或者扔在街上。我总觉得，在这些恣肆的形式中，有一种含混不清的回避，高迪的傲慢、达利的恐惧、毕加索对女人的爱，这些可以和常人通约的情绪都埋在厚厚的颜料下面，谋求一条更曲折的通路。
西班牙人总体上是外向的。放学后的孩子像洪水一样冲上街头，几个小男孩拿着一件女式内衣逗弄女孩，女孩也不示弱，再把内衣丢回去。他们让我想起一部西班牙电影《乳房与月亮》，讲一个小男孩对女神的性幻想。很多西班牙电影都围绕这个母题创作过。宗教和佛朗哥时期的性压抑突然解禁，西班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度性开放的国家。是的，西班牙人并不掩饰他们的欲望。
据说，马德里每四条街就有一条噪音超标，巴塞罗那的年轻人有一半听力受损。有一本16世纪的书，名为《西班牙的六种冒险家：以及如何其中一种去了西印度群岛，一种去了意大利，一种去了佛兰德斯，还有一种正在狱中，一种正在打官司，另外还有一种当了教士。以及为何西班牙除了以上六种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
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带领西班牙进入共和时代的老国王卡洛斯一世宣布退位，继位仪式很快要在马德里举行。恰逢墨西哥（这个曾经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总统来访，穿着明黄色制服的交警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巡逻，指挥并不拥挤的交通，一身黑的警察站在树荫里待命，如临大敌。此前在塞戈维亚（Segovia），我刚刚见识过一场反对新王的游行，他们举起的旗帜在猛烈的阳光中，被染出宗教画一样的光晕，一些人表情严肃，另一些漫不经心，好像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世界，也要走出家门，和战友们一起，站在伊莎贝拉女王加冕的广场上。
我突然想起南方的南方，在马拉加一个叫作博尔赫（El Borge）的白色小镇。我在那里看到了孔雀开屏，看到一家人把断臂维纳斯摆在门口迎客，看到老人们在广场上晒太阳，还看到卡门一样的女子，打着响板沿街跳舞，像唐·何塞一样（他也是巴斯克人）的老实巴交的年轻人，拘谨、远远地看着。
傍晚7点，天依然大亮。我清晰地感到过去生活的脉动，但摩尔人的、塞万提斯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正在准备竞选，左翼政党在号召集会，市长为此忙碌着。一个戴着帽子和墨镜、和切·格瓦拉有几分相似的男人避开了镜头，摄影师就移向互相搀扶着走出教堂的老太们¬—教堂最早也是摩尔人建的，顶上的木梁还像新的。其中一位笑着回应他，“我62岁了，把我照进去会让你的相机爆炸吧？不过，我也有26岁的时候，那会儿才好看呢。”
午夜时分，就把街上喧闹的人们
马拉加的海滩
人们上街游行反对新国王上任
撰文/吴琦 编辑/孙凌宇 摄影/大食
本文来自《ACROSS穿越》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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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西班牙的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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