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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在学界和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就像当年马克思的著作一样，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于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关注。皮克迪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建议通过征收全球性财富税来避免。对于皮克迪的观点，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做出了回应，其中包括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非理性繁荣》一书作者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希勒撰文指出，发生贫富差距灾难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但征收全球性财富税不具有可行性。希勒自己提出的方案是“不平等保险”，由政府制定出非常长期的计划，如果未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将会自动上升，否则维持不变。
以下是希勒评论文章全文翻译：
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大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引起广泛讨论，也让大家重新关注贫富差距上升的问题。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太好。皮克迪自己也承认，他所提议的对资本(或财富)征收全球性累进税“需要非常高的、无疑有些不切实际的国际协作”。
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快速解决方案。对于全球政策制定者来讲，真正重要的关注点是防止灾难发生，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那些意外的事件。而且，由于贫富差距变化非常缓慢，因此灾难可能会潜伏在未来几十年当中。
这种灾难是指贫富差距上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皮克迪在著作中对此有大量论述。在这种情境下，一小部分人变得极为富有，但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比所有其他人更为努力，而是根本性的经济力量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结果。
我在《新金融秩序：21世纪的风险》一书中曾提议通过设立“不平等保险”(inequality insurance)的方法来避免灾难发生。虽然书名类似，但我的作品与皮克迪非常不同。我一直公开倡议通过科学的金融和保险创新(同时包含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参与)来降低贫富差距，以量化的方式来管理所有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而且，相比皮克迪对于他自己的方案，我对我的方案能够防止出现灾难性的贫富差距更为乐观。
“不平等保险”需要政府制定非常长期的计划，如果未来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高收入群体的税率将会自动上升，否则维持不变。我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不平等保险”，是因为它与任何保险一样，都是事先预防风险。就像人们在房子被烧之前而非之后买火灾保险一样，我们必须在形势急剧恶化之前应对贫富差距的风险，并创造出一个新的富人阶层，让他们运用自己的力量对所得进行整合。
2006年，我与城市研究所与布鲁克林学会税收政策中心的Leonard Burman和Jeffrey Rohaly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对此类计划中的变量进行了分析。2011年，Ian Ayres和Aaron Edlin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此类方案内含的一个假设是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对经济是有利的。很显然，致富的欲望驱使人们更努力工作。但极端的贫富差距是不可忍受的。
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政府真的能够执行“不平等保险”计划。不过，根据一个事先已知的方程式，如果计划获得立法并逐渐生效，而非对以往做法采取彻底颠覆的方式，政府更有可能将计划贯彻执行下去。
至于财富税，要想真正起作用，必须包含国际协作的部分，否则富人将会移民到那些税率最低的国家。而且，由于财富税太不受欢迎，已经阻碍了国际合作。芬兰原本有财富税，后来放弃了。奥地利、丹麦、德国、瑞典和西班牙也是如此。
如果像皮克迪所提议的，现在提高财富税，那么很多人会感到不公平，因为这相当于对他们在过去工作中所积累的财富“秋后算账”——即在比赛结束之后改变比赛规则及其结果。对于那些一生辛辛苦苦积攒财富的老年人，这种做法相当于对他们的节俭行为征税，而受益者可能根本没想过去储蓄。相反，如果提早告诉他们要征税，也许他们不会存这么多钱，而是像其他人一样交完税之后就把剩下的钱花掉。
而且，一旦富人理解了皮克迪式的财富税，他们将会生育更多子女，因为以子女形式存在的财富不会被征税——这也是为什么最好只对收入征税，而维持对家庭之外的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即便我们将财富税放到将来去征收——现在先设计好、只在将来开始生效，而且条件是贫富差距严重恶化——依然会造成这样一种理解：规则在比赛结束之后发生了改变。
提高收入税的好处是它可以不仅基于当前收入，也基于过去多年的平均收入，同时允许对投资进行减免。它与财富税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又不至于惩罚那些努力储蓄积累财富的人。而且，如果现在能够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先行立法，暂时又没有实际的大规模增税行为发生，可以激发国际上对于降低贫富差距的恰当政策的讨论。这就给各国之间实现统一的税收安排创造了空间，降低了超级富豪通过移民进行避税的能力。
皮克迪的著作为我们理解当代贫富差距做出了巨大贡献，向我们指出了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风险。政策制定者有责任采取可行的方式对其作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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