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举行的宏观经济形势举行吹风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介绍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
余斌表示，今年三季度，GDP当季增长7.3%，同二季度相比，回落0.2个百分点。如果把中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比较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现，今年以来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发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和中部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
二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滑坡的幅度比较大。
为什么区域发展格局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在2002-2011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是这一阶段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这十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10.6%，高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而近年来，这一高速增长阶段即将结束。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我们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一个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在来临。
增长速度的变化，同产业峰值临近或者进入调整阶段互为因果。
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增长速度的变化。重化工业已经达到峰值，扩张空间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经过十多年快速扩张，今天也面临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增长速度的变化将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意味着市场对重化工业等产业的需求开始下降，所以这些产业的发展空间减少，动力不足。
上述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铜板的正面和反面，当重化工业面临产能过剩的时候我们需要化解过剩产能，当房地产面临泡沫的时候我们需要化解泡沫。经济调整对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必然会形成较大冲击。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都是这些产业比较密集的地区，甚至会出现区域塌陷的现象。同时，当实体经济发生重大调整的时候，也会诱发金融风险。
从全年的走势来看，预计出口增长将维持在6%左右，受首套或改善性普通自住房信贷政策放松的支持，今年后期房地产销量可能会有所回升，尽管房地产投资尽管仍然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但降幅会收窄，整体投资增速会下降到15%左右。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实际增长是10.8%，预计全年大体上将保持这个水平。总的来看，预计全年GDP增长7.4%。今年确定的目标是7.5%，7.4%的GDP增长显然是处在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
如果仅仅从GDP增长速度来看，跟前两年相比有一定幅度的回落，很多人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给出一个消极的判断，但是余斌不这么看。虽然整体经济下行，但是就业保持总体稳定，今年前三季度基本上完成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主要效益指标，包括企业的利润、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指标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比如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超过了投资，这是今年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
从供给来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虽然带来增速下降，但这种调整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从目前调整的趋势来看，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虽然风险有所积累，但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金融风险，总体上处在可控的范围内。
到目前为止，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总体是平稳的。从结构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处在非常好的状态，成绩的确是来之不易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经济增长波动来看，在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在尚未达到新的均衡增长点之前，经济运行还将持续承压，但是迄今为止这一进程总体是平稳的。自2012年以来，经济运行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在连续11个季度中，GDP当季最高增速和最低增速仅相差0.6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趋势中避免了大起大落，这就为各类市场主体有序转型以适应新常态创造了宽松的宏观环境。2012年以来的连续11个季度当中，GDP当季增长的最高值7.9%，最低值7.3%，相差0.6个百分点，在经济整体下行，增长阶段转换的进程中避免了大起大落。
例如，大家最关心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房地产已经走过了供不应求的阶段，目前总体上是供求基本平衡，局部地区相对过剩的状态。要释放已经积累的泡沫，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必须稳步减少住宅新开工面积，防范供给过剩，从局部向全国蔓延。今年以来住宅新开工面积达幅回落，市场预期开始调整，对中长期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运行利大于弊。虽然近期调整力度较大，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但必须看到的是市场调整是必须经历的阶段，以“短痛替代长痛”的务实的选择。
明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后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这两年是我国经济平稳转入新常态的窗口期，也是新旧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与接续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宏观政策需要顺应目前的调整趋势，在坚守底线，对短期意外冲击保持警惕的情况下，把握好时间窗口，将经济波动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2015年有条件争取7%左右的GDP增长。
作出这一判断是有依据的。从发达国家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在2—3%，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只要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可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保持比发达国家要高的经济增长，这个过程叫做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整个追赶进程会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构成，呈现出一条倒U型的曲线，称之为追赶周期。
就中国来说，从1978年-201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在这35年中，中国GDP年平均增长9.8%，这是中国的高速增长阶段。也就是说，我们以接近10%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跑了35年。接下来我们将可能进入的是中高速增长阶段。
所谓“新常态”，指的是经济运行渡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的均衡状态。“新常态”新在什么地方，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理解：
一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在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有大量的资源、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市场上的大量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经济发展呈现出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特征。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今天很多产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很显然，数量扩张的空间明显减少，新常态将是一个以质量提升为主的阶段。
二是从效率提高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主要是通过资源在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把大量处于低效率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以提高效率，这种效率提高是靠部门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来实现的。现在，这个空间明显缩小，未来主要是靠部门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主要是靠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兼并重组，不断的淘汰部门内部的低效率企业，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生产和市场转移到高效率企业身上，整个提高它的运行效率。
三是从速度型效益到质量型效益。过去中国经济一个基本特征是速度性的效益，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取决于增长速度本身，当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以上的时候，所有的企业日子都过的很好，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20%甚至30%以上，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大量的企业亏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幅甚至出现负增长，是典型的速度型效益。现在，经济增长出现一定幅度滑坡以后，效益主要来源于运行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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