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战后重建计划的一部分，IMF于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与世界银行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尽管因为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宣告结束，但IMF和世界银行仍得以存在，继续发挥作用。
IMF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债务，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向公司、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
简单说，世界银行像投行，多做项目；IMF更像核数师，因为是对国家做宏观咨询，虽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伸手向IMF借钱，可一旦有个危机，求助的金额可都是以亿为单位的，还是美元计价的。
这也是IMF能培养出大量经济学家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评估需要贷款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才能制定政策。而国际经济学界也有这样的说法，还没有政府因为借钱给IMF而出现过损失，IMF的研究实力可见一斑。
作为经济学家的黄埔军校，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IMF培养经济学家最精英的项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进得了EP，不亚于本科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刚毕业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继铭、汪涛等等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世界银行的对应项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来的代表财经名人是许小年、谢国忠。
EP可谓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个申请者，最后录取的经济学家也只有20-40个，招人标准非常严格：学术过关，34岁以下，博士毕业一年内，英文口语和写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实践和研究，还得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不能怕出差， 188个成员国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国家内部的不同行业及内部联系等等。
如果没进入EP，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进入IMF。IMF欢迎有一定事业基础（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拥有经济、金融相关的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因为央行、IMF所从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为什么定在这个数字等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经济研究部门所从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经济政策已定的基础上，告诉市场未来政府会做什么，分析影响，并不参与及影响既定政策。
虽然能进去IMF的经济学家都是学霸中的战斗机，但要怎样完成从象牙塔到政策影响者的转变，就要再来说说IMF的系统性培养。
以三年的EP项目举例，经济学家要首先在功能组别或国家组别工作一年，第三年开始在IMF内部尝试找到最终定岗的工作。
功能组别分以下几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外部经济，实体经济。试想刚毕业的博士们，在学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进入IMF的任何一个功能组别后，就需将理论结合实践：国家报上来的数据，是需要检视的，货币增速M0、M1、M2的计算，是比想象中难的，储蓄投资缺口也要切切实实做出来，项项皆清楚的。
而188个成员国，就把国家组别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亚太区、欧洲区、中东中亚区、西半球。没跟IMF借钱的，属于Surveillance country，IMF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国家相关部门检讨下政策，写份报告，了解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什么，未来的焦点是什么，IMF应该做什么，又能对政府政策提出什么建议。
如果国家陷入了危机，向IMF借了钱，那么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内部乃至全球的焦点国家（比如现在的希腊）。IMF对这些国家有巨大的约束力，央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是有义务第一时间向IMF提交数据的。如果危急时刻被任用，是经济学家真正影响政策时候，因为贷出去的款项，必须有借有还。
假设两年内批准了3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那经济学家每隔三个月就要去检查一次，此前提出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目标有无完成，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笔贷款，并给出下季度的目标，直至国家走出危机。
所以和平时期，经济学家们需要磨练内功，了解国家的经济运行状况，一旦危机时刻被委任，才能真正影响政策，帮助一方民众走出困境，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更容易获得晋升职位。
是的，IMF内部的经济学家也是有职位高低的。一般EP进去从A11开始做起，两年一升，到A15是最高；然后B1-2便进阶到处长级，B3是助理局长，B4是副局长（如重返IMF的何东），B5就是局长了。再往上就是副总经理（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如中国的朱民），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
MD只有一个，DMD也只有四个，IMF并不是一个当官的地方，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接受系统训练的地方。不论你想研究什么，内部有同事专家请教讨论，间中还有美联储等外部机构互访；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实际的结合，其次也是通过很多轮的思考、讨论、甚至挑战才锤炼出来的，因此结论很扎实，经得起推敲。
IMF对经济学家的培养，是对他们数据分析方法的培养，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套路不会差太远，只是个人在分析后的观点不同。
离开IMF后，经济学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身份的转变是：从告诉政府你应该做什么（帮助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等任务），转变为告诉投资者政府今后会做什么（帮助客户赚钱是主要任务）。
他们的优势在于，更能体会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候的制约，会更加务实、有全局观；虽然市场的喜好肯定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次优选择的结果，这不一定是市场能考虑到的方面。
那么过去几十年中，IMF又培养出了哪些中国经济学家呢？（以下排名按进入IMF的时间顺序）
约翰霍普金斯经济学博士，1990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1996年起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中银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09年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10年担任IMF时任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总裁，也是史上首位进入IMF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
从这些经济学家离开IMF之后的职业生涯不难看出，多数回到香港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继铭年代，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之时，他们海归之时，市场上仍是外国人占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有全球视角的中国经济学家可谓是零供给。
他们开启的，是中国经济学家最黄金的时期。世界经济平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红火，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家求小于供，彭文生、汪涛、马骏、黄海洲等，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们。
而新生代的经济学家的登场时间，恰逢次贷危机前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市场都开始走下坡路，市场上的经济学家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不难看出张智威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比前辈悲观。
撇去大时代背景，这些履历极其优秀的经济学家，仍有难以突破的天花板。最为典型的要数胡祖六。当年加入高盛之时，被世界银行研究员邹恒甫批评，“胡祖六不搞学术进投行，是对经济学的背叛。”而当他47岁从高盛退休之时，关于他进入国有银行、监管机构乃至决策部门的猜测不绝于耳，虽然传言被其本人亲口否认，但还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甚至有网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胡祖六四宗大罪》，认为与高盛“藕断丝连”的他，不能回到体制内。
事实上，海归回归体制内、担任高层的事例屈指可数。一是2010年2月，PIMCO董事总经理朱长虹回国，任外管局首席投资官，协助管理2.3万亿美元的外储；二是2010年4月，前德银亚洲区总裁张红力，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三是2014年4月，德银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出任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四年后，朱长虹离职，本人和官方都未给出解释；张红力则被老东家德银告上法庭，向其索赔630万美元。
而马骏之前，还没有一位市场经济学家回归体制内的。原因也许很复杂，比如人行是否欣赏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否有这个需求？领导一旦开了海归的口子，要怎么稳定体制内慢慢往上爬的人？海内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无矛盾？最终给的职位，是否真的有政策影响力？
来源：华尔街见闻 作者：香港新城数码财经台高级监制兼主持人 陶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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