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心理学学者迈克尔·莫里斯在新书《部落：文化本能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中提出一个核心观点：人类既因“部落本能”而分裂，也因它而凝聚。这种本能深植于我们心中，已伴随我们五万年。
在很多人看来，“部落主义”往往带有负面含义——它常与分裂、对立、民粹甚至暴力联系在一起，被视为需要被理性克服的原始冲动。但莫里斯指出，原始的部落性并非落后的遗留，反而是这个极化时代的一剂认知解药。
他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主，还是民粹主义所呼唤的集体归属，本质上都源于同一种心理需求——对归属感的渴望。它们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因此，关键不在于否定这种本能，而在于塑造一种开放、包容的部落认同。这不意味着放弃群体归属，而是将其扩展为更大共同体的联结智慧。
这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谈，而是基于人类学与心理学研究的现实路径。只有理解了人类族群深处古老的部落召唤，才能在表面的分裂之下重新连接。
播客“独树不成林”主播、布兰迪斯大学讲师仲树与迈克尔·莫里斯的对话，讨论的正是这种潜藏于人心深处的古老联结。
部落不仅是远古的记忆，它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在家庭、职场、网络社群乃至国家认同中，持续塑造着这个世界：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与谁同行。
仲树：感谢迈克尔·莫里斯教授，很高兴和你谈谈你的新书《部落》，书的中心主题很有趣。我记得大约10年前，有很多政治学书籍讨论“部落主义”，但普遍带有贬义，例如艾米・蔡笔下描写的政治部落主义，常被视为引起分歧的坏事。但这显然不是你书的核心观点。你试图论证部落主义是人性本质，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其问题。你能讲讲吗？
迈克尔・莫里斯：你总结得很好。艾米・蔡是位通识型学者，但并非哲学家或行为科学家。她和其他评论员在奥巴马任期尾声至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表达了“有毒部落主义”的观点，认为党派两极分化预示民主制度的终结。但这种论调既不准确，也无帮助。
过去二十年来，进化论和行为科学研究表明，“部落本能”是追求团结的本能，而非追求敌意。如果人类天生倾向于争斗，我们这个物种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智人之所以比尼安德特人存活更久，正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发达的部落本能，能缔结更广泛的联盟。部落是广泛的交流网络，尽管尼安德特人聪明且健硕，他们没有能力形成大型社区，因为他们缺乏相同的部落本能。
仲树：您认为“部落”这个词是被评论员从文化心理学领域“盗用”了，还是本身就有悠久传统？
迈克尔・莫里斯：这是个很古老的词，源自拉丁语，罗马人用它描述国家的主要民族和行政单位。11世纪借《圣经》译本传播，莎士比亚时代指代各类长期存续的社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部落才带有贬义，因为早期欧洲人类学家将非西方“部落”与欧洲“文明”对比，但这更多是政治而非科学。
20世纪后期，人类学家开始批判并停止使用这个词，认为它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与此同时，这个词渗透到日常用语中，企业称员工为“部落”，苹果称核心用户为“麦金塔部落”，冲浪爱好者或音乐粉丝也自称“部落”。它精准捕捉了因“共同理念”而联结的社群归属感。我想把这个词从负面语境中拯救出来，因为过去人们将部落主义定义为有害冲突，但这是随意贴标签，没有基于科学探讨部落本能。
我几十年来一直研究文化在人类心理中的运作方式，过去二十年学术领域有很多进展。我想写一本基于科学的书，讲述什么是部落本能，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它们可能出错，但如果我们了解它们，可以引导它们转向。
仲树：像汤姆・弗里德曼或安德鲁・沙利文这样的人，可能认为只要足够开明、受过良好教育，就能摆脱部落心态。你会对此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迈克尔・莫里斯：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启蒙运动，认为人类最本质的特质是理性，而社会性本质中的从众心理、追名逐利、传统主义等特质最好被摒弃。但这是不正确的。
人们最强烈的动机源于群体归属感。世界上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源于集体行动，并通过引导这些基本本能来实现：渴望归属、渴望贡献、渴望传承传统。启蒙运动式的人文世界观对人性的描绘天真且片面。我对进化论和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这一点。
仲树：美国人读了你的书后，可能不会再对当下局势感到恐慌。
迈克尔・莫里斯：这正是我的希望。美国当下的党派冲突确实令人不安，政治暴力已成现实。但当我们听到“美国人从未如此分裂”时，这其实是错误的说法。历史上有内战，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时得票率不到40%，之后有十个或十二个州在他就职前宣布脱离联邦。我们经历了血腥战争，但最终找到了治愈创伤、实现统一的方法。林肯凭直觉洞悉了部落心理的本质，他践行的是“包容性民粹主义”。
例如，林肯执政期间，他和时代思想领袖意识到国家分裂严重，决定设立感恩节这一全国性节日，纪念清教徒和乔治・华盛顿的感恩弥撒。他们做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创造传统”，让感恩节在短短几年内看起来像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所谓国家传统是为了在特定时间点解决问题而构建的。人们天生有对传统的渴求，聪明的领导者会利用这种渴求。制造分裂的民粹主义会提及“黄金时代”，将问题归咎于移民；而林肯等人践行包容性民粹主义，借助非理性驱动力推动政治计划。
仲树：基于科学视角理解“部落”，比政治解读更有价值，因为它不局限于美国语境。你的书开头提到你留意到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你能多说一点吗？中国读者肯定好奇你的中国经历如何启发这本书。
迈克尔・莫里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和中国教授合作研究文化心理学。这个领域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社会在“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维度上存在差异。
阿列克谢·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游历美国时，比较了美国与法国，探讨紧密联结的集体型社会与松散自由的个人主义社会的差异。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写道，美国人秉持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观，而中国文化更以“情境”为核心，个人适应环境。在美国，人的本质在于个体独立性，群体是人为构建的。
在我的研究中，我们运用实验法、定量调查、大数据量化研究等手段，探究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认知。例如，在我的学术生涯早期，我和清华大学的彭凯平设计了“鱼群实验”，以水族馆和鱼为主题。美国人基本看到一条鱼作为领导者带动群体，而中国人更可能看到群体影响个人。这与“基本归因错误”相关，中国人更能摆脱这种偏见，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要注意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人。这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击中了社会心理学的核心。
但后来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能滋生特定偏见。例如，当呈现群体遭遇某种结果的案例时，中国人更愿意对群体的固有特质下结论，而不太愿意对个体的固有特质下结论。美国人则倾向于将性格特质强加给别人。例如，美国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的奥斯卡角色，被认定脾气暴躁，但中国人可能更包容，认为他的困境源于社会环境。
仲树：你的书《部落》似乎更契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反而不太适配美国人。
迈克尔・莫里斯：今年夏天，我获得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美国，我从来没得过类似奖项。所以我觉得，我的研究在中国某些方面比在美国更受认可。我试图纠正社会科学领域里西方视角的偏见，因为过去的社会科学太狭隘，研究几乎全在英国和美国做，对象大多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研究者却觉得自己摸清了人性，但这只是一个特殊的子集。
仲树：“部落”和“国家”有什么区别？你认为“部落”先于“国家”吗？
迈克尔・莫里斯：按时间顺序，部落先于国家。部落早在五万年前就存在，国家只有几千年历史。部落的定义是：庞大的人类社群，靠共同的知识体系（即“文化”）凝聚在一起。部落生活的核心是，陌生人之间能信任，因为共享文化遗产。五万年前，人们以部落为单位生活，每个部落几千人，内部有氏族和小群体。小群体由几十人组成，一起觅食同住。氏族成员是远亲，部落包含多个氏族，所以部落里的人不都是亲属，但分享文化，可以交流合作。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人们认为我们只生活在由密切相关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中，直到农业革命。但现在我们知道，五十万年前，不同小群体就在氏族层面聚集，进行大规模狩猎或庆典。两三万年前，已有部落级别组织，因为出现了大规模寺庙建造活动。寺庙为农业和村庄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不是反过来。象征性传统和仪式比农业古老得多。
仲树：你在书里用“本能”谈论部落，如“同伴本能”“英雄本能”和“仿祖本能”。这些本能似乎超越了族群或国家的定义。
迈克尔・莫里斯：过去二十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有巨大变革。大约一百万年前，人类开始协作狩猎、采集，掌握用火技术，这是“同伴本能”，驱动我们与他人磨合适配，传播文化知识。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这种本能，黑猩猩有创造力，但技巧不会传播。
约五十万年前，人类开始猎杀猛犸象等大型猎物，建造住所，有先天性畸形的人类骨骼存活到成年，表明亲社会行为出现。进化论者意识到，当人们根据他人行为评判优劣时，声誉体系形成，亲社会行为变得有适应性，这是“英雄本能”，催生社会突破，推动群体规模扩大。
过去十万年，出现“仿祖本能”，如洞穴壁画。法国洞穴壁画中，狮子图案有三万年前和两万年前绘制的，风格相同。这意味着远古人类发现洞穴时，没有破坏壁画，而是学习绘画，延续祖先创作。这揭示了我们心理中从传承传统找到意义的层面。传统主义催生很多荒唐行为，但总体具有适应性，赋予人类部落记忆，避免丢失创新成果。
当这三种本能具备时，“累积性文化进化”应运而生，共享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真正区别。随后人类形成部落、王国、帝国、民族国家，但核心心理机制没有改变。
仲树：你的论点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反驳“人类是经济人”的观点，强调我们是“部落人”；另一方面，你对“部落”的理解如何与身份政治关联？
迈克尔・莫里斯：“身份政治”这个词常用来指代对立派系，是一种否定手段。文化心理学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始终属于多个文化群体。从早期人类开始，人们就属于小族群，拥有各自共享知识储备。从古罗马时期，我们生活在多元社会中。例如，普鲁塔克是希腊人，适应罗马社会，拥有多重身份。
当一个人拥有多重身份时，这些身份交替显现，取决于情境线索，这就是“语码转换”。例如，贝拉克・奥巴马面对不同州的观众时调整不同语气。优秀的领导者懂得改变环境，让新的身份凸显。
例如，纽约新任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当选，核心是他紧盯“可负担性”问题，如冻结租金、提高最低工资等，联合了跨越种族、宗教的支持者联盟。他让我想到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拉瓜迪亚联合工人阶级犹太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推行市政府运营发电站等举措。马姆达尼类似，他们都联合了不同群体。
2017年，华盛顿的女性游行
仲树：性别分歧在东亚和美国越来越明显，男性和女性在政治观点、婚姻观念上分歧大。你觉得性别是一种“群体阵营”吗？会不会有些本能，如“英雄本能”，对男性影响更大？
迈克尔・莫里斯：进化形成的社会本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性别差异也确实存在。但大多数差异是文化层面的，男女文化、性别角色规范对人们有巨大影响。例如，我和学生做过谈判研究，发现女性在模拟薪资谈判中比男性委婉，因为担心被认为“强势逼人”；但当代表为他人争取权益时，女性显得更坚决。这表明性别刻板印象的文化特异性。
我的中国学生露西・卢研究了东亚年轻的全球职场人士决定留在西方还是回国的不同倾向。她通过多项研究得出了一些发现，请你猜猜看：你觉得东亚女性更倾向于留在西方，还是东亚男性更倾向于留在西方？
仲树：我想女性更有可能留在西方。
迈克尔・莫里斯：我想你是知道的，因为你了解这个世界。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说 “男性更爱冒险”，但在这件事上可不是这样。之后我们做了些深入研究，想弄清楚背后的原因。结果发现这个决策源于一种预期：人们对祖国和居住国接纳程度的预期。
东亚女性认为，在西方留学后如果回国，自己的社会机遇和职业发展空间不会太理想；而东亚男性则认为，要是拿着哈佛学位回到首尔、东京或者上海，肯定所有人都抢着要我，让我升职，让我当公司的对外代言人。至于对居住国生活的预期，女性反而没那么担心会在这里遭遇偏见。我有些朋友就直言不讳：“比起家乡的性别歧视，我宁愿应对西方的种族歧视。”这种想法其实挺常见的，这是一种差异。
我想这始于日本上一代人，年轻女性不愿结婚生子，不想过母亲那样的生活，造成严重的人口问题。韩国现在似乎也在走这条路。中国目前还没到这一步，但未来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仲树：过去这一小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入门课，真的太有意思了。冒昧打扰这么久。
迈克尔・莫里斯：我接下来没别的安排，所以不着急。不过有件事想跟你说。我们讨论了我的研究，但我想说，我之前了解过你的相关工作，真的深受触动。我觉得把普鲁塔克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是件特别棒的事。我很认同一个观点：中国或许能拯救这些西方经典，避免它们被遗忘，毕竟现在西方人已经不怎么读这些经典了。中国是全球受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你能说服中国的年轻读者去深入研读希腊经典，我觉得那绝对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仲树：我还注意到人们对西方经典兴趣上的差异。在西方，这基本上是个冷门领域了，人们大多是在有闲情且有这种“特权”时才会去研究。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大家已经认定这些经典是“死去的白人男性”写的。在美国文化里，它已经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但你知道吗，我看普鲁塔克作品译本的评论时发现，很多不是研究古典学的人会买这本书，还会说“这简直和孔子的思想差不多”。我从这些评论里看到一种纯粹感，这是我在美国学术界找不到的。我波士顿学院的教授告诉我，要是普鲁塔克的译本能卖出2.5万册，就比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写的书卖得都多了。但我觉得这和文化背景有关。中国人看普鲁塔克，更多是把他当成智慧的源泉，不会真的把他当成“白人男性”或者“历史古人”来看待。
迈克尔・莫里斯：是的。在政治层面，美国的大学里有个很突出的议题，就是白人男性曾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
我在网上认识哲学家瑞・蒙克，他写过《维特根斯坦传》和《奥本海默传》。他的书在中国卖得特别火。他那本《维特根斯坦传》特别厚，但在中国签售，一签就是几千本，他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会这么火。
今年6月我一整个月都待在中国，疫情后五年没去，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是，人们穿着古装在城市历史街区闲逛的习俗。这现象似乎普遍多了，几乎成了一种更主流的社交或娱乐方式。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对历史的兴趣更浓厚，也更少在“向过去学习”这件事上纠结。
仲树：关于我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历，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有个播客，经常聊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的《红与黑》。当我跟美国同事说，我能直接跟大众聊这些书时，他们总是很震惊。因为如果你跟一个没上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普通美国人聊，Ta大概率没读过这些书，甚至不知道司汤达是谁。就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人可能都不知道。你基本可以默认他们没读过《红与黑》，但他们却知道书的情节。这在我看来，可能是一种独特的阅读习惯吧。
就连托克维尔当年去美国都提到过，美国人不怎么读书，却能践行笛卡尔的思想，尽管他们从没读过笛卡尔的著作。所以说，这就是文化差异。或许在大众层面，在中国存在一种“阅读文化”的差异。
迈克尔・莫里斯：但我觉得你也该给自己点掌声。你对这些思想观点有着特别迷人的个人魅力和饱满的热情，这一点没几个人能做到。要是有谁能让美国人愿意去读这些书，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你。
仲树：非常感谢。但我必须得问问你书里描述的一个故事，它也算是我个人的一个政治觉醒时刻。就是2016年的大选夜。人们入睡时，99.99%确定希拉里・克林顿会成为下一任总统。所有主流媒体都是这么预测的。而且我记得你在书里描述过，你当时还参与了希拉里的竞选活动，对吧？
迈克尔・莫里斯：是的，我曾为希拉里和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工作。我属于一个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小团体，我们私下志愿为这些自己认同的竞选活动工作。凭借帮助奥巴马两次当选，我们赢得了不少认可。后来我们为希拉里工作，对她的信心甚至超过了以往对奥巴马的信心。
大选夜那晚，我和希拉里的核心团队一起参加了那场本应庆祝历史性时刻的盛大活动。但那一刻，感觉就像时间的纹理出现了裂痕。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总觉得CNN肯定是被黑客攻击了，就是无法接受现实。
那次经历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大部分政治新闻要么来自社交媒体，要么至少是来自一群想法高度相似的人。因为我住在一个民主党氛围浓厚的社区，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要么住在蓝区，要么住在红区。我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也分阵营。媒体和社交媒体只会不断强化我们的偏见。我们以为自己很客观，但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早已被过滤得面目全非。
图片来源：Britannica
从那以后，我尝试各种方式打破自己的党派壁垒。过去几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冲突不断，党派之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引发的矛盾，后来又卷入巴以冲突的争议。校园简直成了对立倡导团体的战场。
于是我们发起了“倾听桌”活动。像我这样的教授会去食堂，在一张桌子旁坐三个小时左右，邀请十位学生一起吃饭，随意交谈。有时我们会安排一位立场鲜明的自由派教授和一位保守派教授搭档。跨越党派分歧重建对话确实很难，但你知道，这就是美国一直存在的东西。托克维尔也曾提到，美国人虽然崇尚个人主义，但也善于结社。即便存在分歧，大家总能迅速凝聚起来。我们现在就是想重拾这种传统。
这类尝试有很多不同形式。效果更好的项目名字往往更温和，比如“让美国重新共进晚餐”。美食爱好者不分左右，大家报名参加美食相关活动，主办方会刻意安排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坐在一起。他们先讨论美食。六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的政治立场确实稍微趋同了，就因为一开始聊的是美食。如果你们先因共同关注的话题建立了联结，就比一开始就讨论气候变化、堕胎这类争议性话题，更有可能愿意倾听对方的想法。
仲树：听起来你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有许多理由让你对现在大学的教育感到失望。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我只在新闻上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抗议营地。但从你的描述来看，校园基层其实一直在做很多尝试，想要凝聚整个大学，培养对话的氛围。
迈克尔・莫里斯：这里完全没有绝望感。校园里大多数人都为我们拥有政治行动主义的传统而自豪。过去270年来，这类政治行动每年都在校园里发生，只是偶尔会有些失控。但我们并不认为表达政治立场是件坏事，我们觉得这正是大学能成为活跃思想中心的原因。所以说，这里真的没有绝望感。
仲树：这很棒。说真的，其实我们的对话也算是一种跨领域对话，对吧？我来之前对文化心理学一无所知。
迈克尔・莫里斯：这也使得这场对话更有意思。我本科是学人文的，所以特别喜欢了解你所做的研究。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
我想，大学之所以能存在，关键就在于它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学科必须携手合作才行。“大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它应该对所有人开放，我们也应该对一切事物保持好奇。而且我们必须不断对抗“学科壁垒化”的趋势。真正好的观点、最有力量的思想，都是跨学科的，它们不会被困在某一个单一学科里。
仲树：是的，非常感谢迈克尔·莫里斯教授今晚和我交谈。
迈克尔・莫里斯：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很喜欢这次谈话。谢谢所有的听众，他们正在忍受两个学者谈论书籍。我们真的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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