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为例
陈添悦等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科技服务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核心构成要素，已成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求突破科技服务业属于“辅助配套”的传统认知局限，快速向创新生态的架构者和产业链升级的引领者跃迁。2025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我国创新体系作出了全面、深入且具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如何解码未来发展路径，推动科技服务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成为目前行业发展亟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一、我国科技服务业的发展
（一）科技服务业的概念特征
国内科技服务业的概念，最早见于1992年国家科委发布的《关于加速发展科技咨询、科技信息和技术服务业意见》。该意见指出，与科技进步相关的各种服务行业包括科技咨询业、科技信息业和技术服务业。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断深化与拓展，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科技服务业是以技术和知识为核心要素,涵盖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技术推广、企业孵化、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金融服务等多个细分方向，贯穿科技创新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是连接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的重要桥梁[1, 2]。
科技服务业具有三大鲜明而独立的行业特征。一是知识密集型和智力驱动性。这是科技服务业的核心属性。该领域的服务价值高度依赖专业人才的知识储备、技术经验和创新思维，高端智力资源的密集度决定了服务质量与创新高度。二是高附加值性和产业驱动性。一方面，其产业附加值远高于传统服务业。发达国家科技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约为3%–5%；另一方面，它能够激活多元化需求，带动产业链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增长[3]。三是与科技创新生态的深度耦合性和协同性。科技服务过程是创新主体间的深度交互，其与科研机构、企业、资本、市场等形成共生网络，其服务过程既是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过程，又是技术要素与产业要素的融合过程。
（二）科技服务业的政策举措
近年来，我国科技服务业迅猛发展。从政策生态来看，北京、上海、深圳、江苏和浙江等地区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为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具体而言，北京相继出台了《北京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双百”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不断以科技“软”服务锻造高质量发展“硬”实力。上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从供给侧、需求侧、环境面三个方面，推出了改革“组合拳”，以期提升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深圳发布了《深圳市促进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江苏发布了《江苏省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浙江发布了《推动浙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十条措施》。这些政策文件从不同维度精准发力，共同构建起支撑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的政策矩阵，为区域科技创新注入持续动力。
（三）科技服务业的现实成效
我国科技服务业展现蓬勃发展的态势[4]。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产业规模持续扩张。2019年至2023年，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营收年均增长12.3%。2024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提前完成“十四五”5万亿元的目标。科技服务体系更加完备。2023年，全国科技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211.8万家，形成类型多元、广泛覆盖的服务网络。截至目前，建成了以3大技术交易所、12个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420家重点技术转移机构为支撑的技术转移体系。建成科技型企业孵化载体1.6万家，覆盖全国95%县级以上地区，累计孵化企业超30万家。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资突破1.1万亿元[5]。这些数据不仅直观展现了我国科技服务业在规模扩张、体系完善与功能强化上的显著成效，更印证了其作为科技创新“助推器”和产业升级“润滑剂”的核心价值正在持续释放。
二、我国科技服务业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科技服务业整体态势向好，但在其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也逐步显现，制约着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标准体系不完善，制约行业规范化发展
一是技术标准缺失且碎片化，难以支撑高质量服务供给。科技服务业涵盖十大领域[2]，目前除知识产权外，多数细分领域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致使不同机构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稳定性也难以保障，无法形成可复制的服务输出模式，进而引发行业乱象。
二是标准更新周期普遍滞后于技术迭代，容易引发市场混乱与信任危机。新兴科技服务业态如量子计算咨询、脑机接口技术应用服务等领域出现“标准真空”，服务方在服务过程中无章可循，埋下质量与合规隐患，制约行业规范化发展。
三是区域标准差异显著，跨区域服务协同面临阻碍。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领域，北京、上海等地已出台地方性技术合同认定规范，但某些省份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导致同类合同在不同地区认定结果不一致，既增加企业交易时间成本，也削弱创新资源流动效率。
（二）服务模式滞后，弱化行业可持续竞争力
一是服务能力方面，多数企业服务范围有限，只能在自身熟悉的环节开展业务，尚未形成覆盖全流程的服务能力。由于科技服务业尚处探索阶段，企业对全链条服务的逻辑架构和协同模式缺乏清晰认知，无法有效整合技术研发、概念验证、中试孵化、市场对接等多环节资源，因此难以形成贯穿创新全周期的服务链条。
二是智能化应用方面，多数企业仍依赖传统服务模式，智能化工具的渗透深度和应用广度不足。由于科技服务业智能化转型缺乏成熟范式，企业对数字化工具与服务场景的融合路径尚不明晰，未能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有效嵌入服务环节，因此难以实现服务效率与精准度的提升[6]。
三是企业运营方面，自我造血能力薄弱，缺乏可持续盈利模式。不少企业过于依赖政府补贴和项目拨款，商业模式单一，未建立起基于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运营等可持续收益的增值服务体系，一旦政策变动或项目结束，便面临生存困境，进而制约行业的技术迭代与服务升级。
（三）生态要素失衡，阻碍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一是高端人才结构性短缺。科技服务业亟需既懂前沿技术又具备市场运营能力且兼具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但当前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完全适应市场需求，高校专业设置与行业需求脱节，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端科技服务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7]。
二是金融供给与创新需求错配。一方面，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匹配度不高，国有属性的科创基金偏向投资风险小收益大的产业化阶段，导致早期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二级市场不够健全，投资基金退出的机制基本依赖于被投企业IPO，致使耐心资本更加缺乏。上述问题均制约了科技服务行业服务能力的升级与前沿业务的拓展。
三是产学研协同机制不健全。科技服务企业缺乏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在撮合技术交易的专业手段与资源整合能力上也存在不足，难以有效链接创新主体与市场需求，而科研供给又常与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导致市场供需关系失衡，大量创新资源沉没。
三、浙大科技园的“三有”创新模式
浙大科技园针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散、周期长、风险大、源头项目获取难、个性化服务强度大等多种问题，对科技创新服务的业务模式进行创新，并总结出“三有”创新模式，即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有靶向科技企业孵化、有体系未来产业培育，以此赋能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一）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
一是科技创新赋能模式创新重构。浙大科技园以成果转化流程、科技企业发展周期及创新要素为切口，构建有组织的全生命周期的科创赋能体系，并根据不同阶段企业需求提供精准科创服务（见图1）。
二是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创新重塑。由浙大科技园参与建设的浙江大学启真创新概念验证中心是浙江省首个概念验证中心，并入选浙江省首批22家概念验证中心之一，为实验室成果走向产业化搭建了关键桥梁。
三是源头项目获取抓手创新拓展。浙大科技园主动拓宽源头项目获取渠道，持续深化概念验证中心、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持股平台、浙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一院一园一基金”地方合作模式、联建实验室等六大源头抓手建设，通过强化平台联建与资源联动，深挖源头创新成果。
四是自主研发“浙大启真科创大脑”平台。浙大科技园借助数字化手段，整合并掌握了浙大教师创业数据、园区企业数据、浙大校友企业数据等三大特色资源，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为产业情报获取和决策等提供支持。
（二）有靶向的科技企业孵化
一是对科技企业实施梯级个性化培育创新。浙大科技园加快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形成层次分明、递进发展的梯度培育格局。通过“聚源计划”“雨露计划”等行动，开展企业梯度个性化培育，目前，全园区载体中集聚科技型中小企业404家、高新技术企业221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3家及上市企业4家。
二是针对企业发展痛难点创新服务产品。浙大科技园拥有“314X”科创服务产品体系，并正在逐步构建服务标准及产品标准，包含企业精准服务、软性服务生态、硬件设施设备服务等，为企业提供分层分类精准服务。同时开展企业精准服务试点，通过组织多方力量为企业“会诊”并定制个性化服务方案，助力企业发展。
三是围绕提升孵化效能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浙大科技园推进各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资质的升级优化，对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结合各园区实际开展量化评估与分级分类，依据普通级、卓越级的差异化标准实施针对性提升，系统推进团队组建、能力建设和资源整合等工作，强化各园区的孵化培育效能。
图1 ：全生命周期科创赋能体系
（三）有体系的未来产业培育
一是与地方共建科创赋能网络，创新产业赋能方式。浙大科技园以“一院一园一基金”地方合作模式，通过政策引导、大赛引流、专项培育等措施，围绕地方特色产业定向培育和导入源头项目及企业，支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发展。目前已经持续深化“一院一园一基金”“校地合作”“国际合作”“专业化产业培育”等多种模式，运营共建18个科创载体，形成“一园多点，多点协同”的产业培育格局。
二是探索与龙头企业联合培育。以“龙头企业出题，平台赋能技术答题”的方式，与顺丰集团聚焦智慧物流领域，探索“企业+平台+高校”的产业培育模式[8]。
三是持续锻造产业赋能能力。浙大科技园立足地方发展实际需求，致力于构建特色产业服务高地和政策洼地。在源头端，联合地方政府挖掘源头项目，为其精准匹配适宜的产业发展方向与生态场景；在产业端，依托产业基金合作，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拓展，通过建设资源对接中心吸纳成熟项目落地，构建协同孵化生态系统；在落地端，围绕产业转型、产业政策制定及产业生态构建等维度赋能企业成长，聚焦地方产业特色，助力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浙大科技园实践的启示与对策建议
浙大科技园以深度孵化为理念，在“三有”创新模式中持续探索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区域科技创新生态体系构建与科技服务机构专业化发展提供新的建设思路。
（一）以标准化建设为基石，筑牢科技服务质量根基
1. 构建多层次的科技服务标准体系。聚焦行业痛点与发展需求，精准发力；针对科技成果评价难、技术交易定价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以及技术转移转化、知识产权运营、科技咨询等核心业态，从创新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信息标准化等方面研制标准规范，形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多层级的标准体系。同时，将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新兴领域纳入标准覆盖范围，研制适配其技术特性与应用场景的专项标准，填补行业标准空白。
2. 以政策激励与企业探索提升贯标落地效能。在贯标落实方面，强化政策引导与企业主动践行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将标准执行情况纳入科技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达标机构可优先参与政府科技项目申报、政策试点示范等激励；另一方面，科技服务机构应主动将相关标准嵌入业务全流程，建设标准化的科创服务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的稳定性，以点带面推动全行业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升级。
（二）创新“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服务模式，破解创新要素融通壁垒
1. 完善信息共享与对接机制。信息共享平台是支撑科技服务的重要基础。科技服务机构应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强化数智化赋能，搭建信息共享与智能对接平台，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企业、产业园区和金融机构等多方数据壁垒，实现技术成果、人才流动、市场需求和资本供给等信息的实时汇聚与动态更新。借助智能算法构建精准匹配模型，提升创新要素对接的效率与精准度，增强自身服务科技创新的综合效能与核心竞争力。
2. 金融工具嵌入服务全生命周期。科技服务机构应将金融工具嵌入服务的各个环节，构建覆盖科技企业成长各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在早期验证阶段，针对科技型企业“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引入“知识产权质押、概念验证基金、中试股权投资、科创保险”等组合式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在产业化阶段，推广“产业基金、科创REITs”等多元融资模式，破解规模化发展中的资金瓶颈。
（三）融入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生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
1. 构建协同合作生态网络。科技服务机构应与全国各地技术转移机构、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等主体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享信息资源、专家库与服务经验，形成“资源要素共通、风险收益共担”的协同格局。联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实现资源互补与能力共建，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并拓展自身服务半径，提升自身在生态中的枢纽地位。
2.强化科创服务能力。 聚焦全国性市场的需求痛点，深耕技术转移、知识产权运营和科技成果评估等核心领域，挖掘并培育兼具技术洞察、市场分析与法律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开发线上服务模块，打破时空限制，适应全国一体化市场对高效服务的需求。将核心服务能力转化为标准化、可规模化的产品，从单纯收取服务费转向深度参与成果转化价值分配，形成可持续盈利的科创服务模式。
参考文献:
[1].谢吉华,科技服务业驱动“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逻辑建构与实践路径.华东科技, 2025(05): 第46-49页.
[2].事件/标准. 中国标准化, 2025(11): 第32-34页.
[3].胡兰,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 为创新驱动提供支撑.中国高新区, 2014(09): 第18页.
[4]王政,刘温馨.“硬核服务”培育更多硬科技企业.财经界, 2025(19): 8-9页.
[5].齐旭,工信部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子报,2025: 002页.
[6]高博,杨继灵.科技服务业与信息化建设的深度融合研究.张江科技评论,2024 (12): 18-20页.
[7].刘洁,宁波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思考.宁波经济(三江论坛), 2025(05): 第27-29+34页.
[8]褚如辉,吴雪,付自政.创新孵化载体与龙头企业合作模式探索——以顺丰智慧物流创新中心为例.中国科技产业,2024 (09): 第43-47页.
（作者：陈添悦，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未来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复旦大学博士；裘 欣，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未来产业研究院主管；綦成双，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未来产业研究院高级主管，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王海涛，上海航天技术基础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薛清扬，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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