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在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军队既是民用资源的需求方，也是军事能力的供给方，还是相关制度变革的推进方，在明确军事需求、军民协同创新、军地共建共享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美国为了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的制高点，根据本国安全环境、发展目标和技术基础，充分发挥军队在军民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明确需求、协同创新、共建共享等方面推动军民融合项目落地，提升军民融合运作的效率和整体效益，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能力。
一、担负军民融合需求论证和提报工作
军事需求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源头，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军事需求，是检验军民融合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志。美国的实践表明，军事需求对军民融合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牵引作用。通过规划计划预算管理体制，美军以军事需求为牵引，形成了军民融合需求论证规划体系。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转型，就是基于军方提出的网络中心战、精确打击、联合兵力投送、一体化作战环境等新型作战理念与军事需求而启动的。强烈持久的军事需求牵引有力助推了美国军事变革的步伐，也为美国军工产业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和持久的活力，造就了硅谷的繁荣和一大批军民两用技术产业的发展。
科学的顶层战略是军民融合需求生成工作科学有序进行的重要保证。美国国防部从顶层战略入手，专门发布《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对军民融合需求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考核评估，并对《国防战略》《国家军事战略》等顶层文件提出修订建议。美国军队的“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就是根据《作战概念》、《一体化体系结构》等顶层文件，由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和8个功能能力委员会从“基于能力”的角度，统筹谋划军民融合需求，克服了需求管理中顶层设计缺失、长远谋划不足的缺点，军民融合需求生成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进一步增强。
美国国防部组建了“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对军民融合需求生成实施集中统管。改革后采用的“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采取“自上而下”的军民融合需求生成模式，即先由国防部制定《国家军事战略》与《联合设想》等顶层的战略指南，然后制定顶层文件，指导“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功能领域、功能需求与功能方案分析，确定能力发展的解决方案。国防部在军民融合需求管理上处于主导地位，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站在国防部层次。而且，军民融合需求一开始围绕武器装备体系建设的需要和联合作战的要求进行统筹考虑。“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的需求分析主要以发展某种能力为导向，由军民融合需求的主办部门依据国防部顶层文件，进行详细论证和分析。
美军的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人员构成除了参联会副主席、各军种副参谋长等高层领导外，还包括美军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副国防部长，美军参联会副主席还兼任国防采办委员会的副主席。这种组织构架，有助于加强军民融合需求管理部门与装备采办部门的协调沟通。美国的“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通过《初始能力文件》《能力发展文件》和《能力生产文件》等需求文件，对武器装备采办过程中里程碑A、B和C决策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三个需求文件都包含了武器装备采办项目所需的各种技术性能参数。武器装备采办过程各阶段的工作，都是紧密围绕着军民融合需求进行的。
二、发挥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引导作用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实质上是一次国家和军队科技创新能力再生的革命。只有在军民两大创新体系之间建立一个双向开放系统，统筹政府、军队、公众以及军民双方的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创新支撑保障部门等多个主体，整合军民双方的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各类要素，才能形成军民一体化科技创新体系。世界正进入新一轮以创新竞争为焦点的战略竞争期，美国从战略高度谋划和布局科技创新，发挥军队在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中的导向作用，吸引民间科技力量参与军事技术创新和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把社会上最先进的技术引入军事领域，以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美国国防部制定了《长期研究发展规划》，列出了美军在2030年以后能够维持其军事优势的技术清单，着力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按照规划安排，针对战略对手“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等能力，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五个小组，对太空、水下、空中主宰打击、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由技术驱动的五大关键能力进行论证，整合利用全社会的科技资源，旨在谋求“颠覆性”“突破性”“压倒性”技木优势和形成新的“非对称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负责科学和技术的副部长帮办、负责先进系统与概念的副部长帮办、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国防部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是负责和管理军民融合科技发展计划的专职机构。
美国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后，国防部加大了“以民促军”的力度，制定了相关政策，把商业领域中成熟技术及时引进军事部门，开始了更深层次的军民一体化进程，出台了《采办改革：变革的命令白皮书》《两用技术：旨在获取负担得起的前沿技术的国防战略》《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国防科学技术战略》，修改和颁布了新的国防采办指令和指示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政策、国防采办改革倡议、备忘录和措施，为各部门推进军民技术双向转化提供了依据和行为遵循。美军通过在国防部各部门、各研究机构嵌入知名企业家、从硅谷招募计算机科学家，遴选官兵到微软、亚马逊、等科技企业见习等一系列举措进行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通过与军工大承包商建立加密的安全宽带网络等方式，实时推进和动态调整重大军民两用技术研发。
三、开放性选择资助私营部门和民间科研机构创新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作为国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并不承担具体项目研究任务，而是专注于开放性选择和资助合作伙伴，推进军事技术创新，捕获和发展走在全球前列的各种颠覆性军事技术，其选择主体包括军队研究机构、大学、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大型军工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甚至个人等。国防部授权下属的实验室，根据服务对象和内容有选择的将实验设备、试验设施、技术成果向社会有偿开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美国国防部和航空航天局每年将数百个研究项目委托给工业界、高等院校、科技界和民间机构，建立起航天领域的军产学研合作联盟。美国航天航空局、空军等部门从项目、资金、技术、科研条件等多个方面扶持SpaceX公司，使其迅速成为商业航天领域的重要承包商。
美国国防部设置多种基础研究计划、应用研究计划，扶持大学、中小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科研主体。例如，针对大学基础研究，美军设置多学科大学研究倡议、国防大学研究仪表测量设备（设施）计划、科学与工程研究训练提高奖励计划、国防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奖学金、大学研究基础设施支援计划、国防部促进竞争研究试验计划等，扶持大学基础研究力量，提高其原始创新能力。针对小企业的军事技术研发工作，美国国防部有小企业创新计划等，资助小企业参与先期技术开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搭建技术转移信息平台。针对缺少资金投入、从事尖端技术领域研究的机构和个人，美军各部门还采取其他有力措施予以支持，如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设立了“机器人快速通道”项目，帮助那些长期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开发的小企业和个人加入到与国防部合作的阵营中。美国每一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都有巨额的有助于成果转化的“快速创新项目”投资，主要面向小企业和国防部非传统供应商，以加强技术应用，满足各军种的军事需求。
四、通过一体化项目小组加强军民融合项目管理
美军发挥一体化项目小组的作用，通过合理分清各方责任和权力、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以保证军地各方良好协作和密切配合，确保军民融合项目管理的整体性和顺畅有序运行，为军民融合项目的顺利高效推进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美国国防部在军民融合项目管理中，采用的是一体化产品小组的工作组织模式。一体化产品小组是被授权的跨职能团队，由上而下分为三个层次：顶层一体化产品小组、工作层一体化产品小组和项目层一体化产品小组。对于每一个重要的军民融合项目，都要成立一个顶层一体化产品小组和至少一个工作层一体化产品小组。在一体化项目管理的统一协调下，保证军民融合项目的整体运行，不再是一个独立操作的单元，并使他们之间进行充分交流及互动。近年来，美国国防部简化武器装备研发和国防采办流程，提高绩效与经济可承受度，即通过下放国防采办权限、减少管理层级和繁冗程序来提升军民融合项目运作的效率，加快新技术的应用；通过加强国防部国防采办人员与企业互动，将社会最新技术和理念融入国防采办的实践。
五、积极推进应急应战协调联动
军民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是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所蕴含的经济社会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军队参与社会建设和公益事业。美国一直都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作为军队的一项重要职能。
一些作战与和平时期非战争行动具有互通性，如疏散、维稳、后勤、运输、通讯、监测等等，在这些领域，军队无论在动员、装备，还是人力、物资上都具有优势。 美军拥有较为完善的应急应战一体化管理体系，这套体系通过建立高效的组织机构、协调的联动机制、衔接配套的规划计划和制度体系,实现了军队应急应战协调运作,从而提高了国家整体危机应对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军就在作战条令中明确要按联邦政府的要求，执行包括抢险救灾行动在内的非战争行动，涉足的领域主要包括自然与人为灾害、骚乱、反恐，涉及放射性物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突发事件及生化恐怖袭击等。美军认为，应急保障能力是战备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美军力量敏捷作战的重要支撑。应急保障“建在平时，用于紧要”，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不论是战争爆发还是灾难救援行动，地面力量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应急保障能力。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要求军队“在国内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提出和平时期军队的救灾功能大于军事功能，军队救灾也是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的重要一环。国防部全过程参与应急事件管理框架搭建与资源调度，以“关键配合者”的定位参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2002年，美军成立了北方司令部，专门负责本土安全，开辟了美国政府在本土动用军队执行民事任务的先河。美国的危机管理把突发事件管理与国家安全保障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保障国土安全”列为首要任务，把传统的针对灾害管理的任务看成是国家安全保障工作的一部分，整合了应急与应战的资源与力量，真正走向了一体化综合管理。 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美军在第一时间出动了救灾部队。
美国国防部为更好应对国家突发安全事件，使用国防部所属的国防技术和设备来保障公共安全和国土安全，特别制定了“国内准备支持计划”（DPSI）。DPSI规定了DOD在应对国内突发事件中将提供识别、评估、部署技术，将物品和设备提供给联邦、州和地方的急救人员。根据DPSI计划，美国国防部与司法部、国土安全部构成了“第一响应”，在面对国内紧急情况或危机时，“第一响应”是第一道防线，将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帮助处置人员赢得先机。国防部内部设有国防安全合作局，是国防系统参与国内应急事件的中枢，其责任之一是协调并调度人员、军队、国防装备参与国内应急事件处置，支持州长、美国国民警卫队处理DHS与DOJ提出的协助请求。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内部资源调度主要集中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国防后勤局、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局。
近年来，美国国内出现多起突发事件，美军均参与了响应和处置。面对“高空气球”事件，美军从预警、跟进、预后多个维度主导并推动“高空气球”事件处理，最终出动多家军机与军舰处理该气球。在“化学品运输火车脱轨”事件中，美军仅通过西弗吉尼亚州第三十五民事支援小组，派驻陆军7名专业人员配合当地污染处置工作。根据美国先行的应急事件协调体系，美军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应以支援形式开展，但在高空气球事件中却出现“以其为主导”的处置模式。
美国处置与应对国内重大突发事件有成熟的政策与管理体系，其处理突发事件体系响应程度取决于法律授权，主要法案有《罗伯特T.斯塔福德救灾和紧急援助法》《国防生产法》《卡特里娜后应急改革法案》《桑迪恢复改善法案》《灾难恢复改革法案》《国家应急响应框架》。在美国国内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时，美军如需参与处置突发生事件，则通过联邦各层级审批才能推动。当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并且没有时间获得更高级别国防官员批准时，也允许美国官员使用国防资源处置突发事件，按目前美国法律，美军可以根据《国家应急响应框架》《斯塔福德法案》，与其他机构如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联动，提供应急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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