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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某公司向浙江某制药公司采购了480桶尿苷，计划将该批尿苷出运至中东某国客户，供应给某国际知名药企制作某种新冠药物。出运前，香港某公司为该批出运的尿苷向浙江某保险公司投保，以香港某公司为被保险人，保险金额178.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
半个多月后，某海运公司承运该批尿苷并签发了清洁提单，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是香港某公司。该批货物被装载上了“CMA CGM RXXX”轮，从中国上海港运往中东某国某港。
没过多久，货轮顺利抵达目的港。国外收货人前来验货时，发现装运该批尿苷的集装箱底部发霉变色，盛装尿苷的桶身桶盖上有水迹，有的桶身破损、桶壁发霉，出现不明微生物污染。国外收货人据此认为涉案货物构成全损，要求香港某公司承担货物全部损失。香港某公司对此予以确认。
为了挽回损失，香港某公司向保险人浙江某保险公司申请全额保险理赔。而浙江某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保险事故中，货物的损失比例为8.33%，拒绝全额赔偿。
由于双方多次协商无果，香港某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浙江某保险公司向香港某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78.8万美元及利息。与此同时，香港某公司还以海运承运人某海运公司、相关船舶代理人上海某船务公司为被告，向上海某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担货损赔偿责任。
宁波海事法院立案后，双方当事人都向法院提交了证据，该案证据材料厚度超过半米，近5000页。主审法官仔细审阅了案件材料，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2次庭前证据交换，围绕双方证据进行了质证，基本厘清了案件的基本案情和争议焦点。
“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对货损程度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法官坦言，“鉴于发生货损的货物是制药中间原料，判断是否构成全损，需要较强的专业水平，因此法院在审理中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
“专家证人的证言科学合理，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时普遍认为，“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尽管该批尿苷运往境外，但具体使用尿苷的某国际药企在我国设有分支机构，其生产的新冠药物也列入了我国批准进口的相关药品名录。不论从支持全球抗疫、促进全人类福祉出发，还是从保护涉案香港企业的合法权益出发，我们都应当对本案有正确判断和鲜明导向。”
主审法官认为：“原告香港某公司在上海起诉承运人和船舶代理人，就是为了让保险人能向承运人代位求偿，也促使保险人向原告支付赔偿款。如果我院办理的这起案件能案结事了，各方当事人就能从相关诉讼中解脱。现在双方仅在赔偿数额上存在差距，更应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协议达成，以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彰显浙江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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