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1”倒计时:担忧美国港口费用,部分中国租赁正在被再融资
随着美国拟于2025年10月14日对“来自中国的船舶”征收港口费用的政策生效临近,航运融资版图正在出现明显的再配置迹象。NorthCape联合首席执行官兼管理合伙人Nils Kristian Kovdal在新加坡受访时透露,部分船东已在期限前完成再融资,更多项目也在推进之中。
他表示,近期已经看到多艘船舶从中国租赁结构转出,转入日本租赁架构或更大程度上回归欧洲与日本的银行信贷体系。这并非单纯的“追求更便宜资本”的财务优化,而是受合规不确定性驱动下的被动去风险行为:在政策落地前确保资产与资金链条的安全性,成为许多船东的当务之急。
背后逻辑:最终受益人与航线暴露
触发这轮调整的核心在于“最终受益人”的判定和对美国航线的实际暴露。尽管不少船舶并非中造、运营方也并非中国企业,但只要采用中国融资租赁安排,监管层有可能将“最终受益人”认定为中国,从而产生费用适用的不确定性。对频繁进出美国港口的船东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构成风险事件。为了降低这一“定义外溢”的潜在代价,一些航运公司选择在资产侧和结构侧同步行动:一方面加快再融资,另一方面在新造船安排上通过“分拆下单”来分散司法与政策风险,比如将原本计划在中国订造同一批订单分别置于中国、日本和韩国船厂,以实现交付、价格与合规的综合平衡。
现金弹性与结构调整:被动“祛险”的三重路径
过去两年即便市场回落,不少公司仍凭借前期现金流累积保持了良好弹性,这使其具备在短期内降低杠杆、买回租赁债务并以银行贷款替换的能力。在NorthCape看来,当前较为常见的三种路径包括:与日欧银行或日本租赁合作完成结构切换;与中国合作方通过友好协商实现合规性退出;以及在新船投资上采用多国船厂的分布式布局。三种路径并非互斥,许多企业会根据船型、合约与航线安排进行组合,以控制再融资成本、最小化运营扰动,并争取在条款谈判中与租家或货主就额外成本分担设定明确的触发条件与上限。
并非完全“撤离中国”:专业化资产与非美贸易仍可行
需要强调的是,市场并未出现全面“撤离中国”的景象。Kovdal指出,NorthCape今年仍在中国达成多笔交易,预计明年也将延续,尤其在专业化程度较高、与美国航线关联度较低的资产类别上,中国融资结构依然具备竞争力。一些拥有强约束力长期租约、且租家愿意承担相关成本的项目,其再融资收益—风险比并不优于继续持有,留在中国结构反而更为稳妥。此外,对于再融资成本已经高于潜在费用的个案,盲目切换并不经济。换言之,当下的“切换”更多体现为针对高暴露资产的选择性调整,而非对中国资金的一刀切远离。
融资版图再平衡:资金的双向流动
过去十年,欧洲银行在更严监管与并购整合中收缩对航运的风险偏好,中国银行与租赁机构迅速填补空缺,推动“资本东移”。如今,在地缘、合规与利率共振下,资金正呈现双向流动:一方面,部分与美国关系紧密的资产选择从中国转向日本与欧洲;另一方面,与美国暴露度较低或技术属性更强的项目仍在中国落地。这一结构性再平衡也伴随实体层面的调整。例如,业内广泛关注到部分大型独立船东在总部所在地、船旗归属等维度进行优化,以降低潜在政策摩擦和运营不确定性。资本、资产与治理要素同步迁移的趋势,正在成为本轮变化的鲜明注脚。
船东行动清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在政策细则尚待充分释义的情形下,企业更应以操作层面的“确定性”对冲制度层面的“不确定”。这包括对船队逐一梳理对美暴露度与最终受益人路径,建立“继续持有—再融资—分拆下单”的情景测算与净现值评估;引入日本租赁、欧洲银团、出口信贷等多元融资拼图,完善SPV与权益穿透的法律合规阐释;并在合同层面与租家、货主明确额外成本分担条款及触发机制。对资金与资产两头在外的航运公司而言,关键不是等待最终答案,而是在期限与成本之间抢占一个更安全、更可解释的资本结构位置。
Kovdal最后提出一个颇具启发的问题:美国的港口费用设计初衷,是否真的意在覆盖那些“非中造、非中运营、却使用中国融资”的船舶?他的判断是“很可能并非如此”。然而在合规与市场预期的双重博弈下,资金的“先手应对”已经发生。对于航运企业而言,理性地识别暴露、稳健地优化结构、耐心地观望政策实际落地效果,或许才是在风眼之内保持航向的正确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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