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航运进入“多重不确定时代”：来自香港峰会的多方深度观察
在香港举行的 Global Maritime Trade Summit 上，来自政府、船东、保险及全球行业组织的多位重量级嘉宾围绕地缘政治、全球贸易变局、IMO 脱碳机制、影子船队风险以及供应链区域化等关键议题展开了一场极具深度的对话。本场专题讨论，既呈现了航运业面对动荡环境时的真实困惑，也折射出行业仍然坚持推动全球规则体系稳定、推动脱碳和维护航运韧性的决心。
地缘政治成为最大变量：航运正在穿越由无数“IF”构成的时代
马耳他交通部长 Dr. Chris Bonett 在发言中直指当下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他指出，今年原本应当是“相对可预测”的政策走向与贸易安排，却在短时间内出现翻转，无论是中美贸易政策的暂缓或调整，还是欧盟与美国之间钢铝协议的变化，都让行业难以准确判断未来走向。更复杂的是，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仍在加剧，例如中东地区停火是否能够持续、苏伊士运河能否恢复正常通航等都将直接影响地中海及全球航运格局。
Chris 认为，行业正穿越一个由大量“if”构成的时代，航运企业和监管机构能否稳定前行，将取决于未来数月的外交斡旋与跨区域协调。而在这种背景下，行业更加依赖一个“开放、可预测、成本有效和安全”的国际环境，否则投资决策与供应链布局都将受到重大阻碍。
行业韧性强，但结构性风险正在累积
来自 NYK Europe 的总裁兼 CEO、ICS 副主席 Carl-Johan Hagman 从长期运营的视角呼应了上述担忧。
他指出，虽然全球航运在过去一年的极端挑战中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即便苏伊士通道受阻、巴拿马运河因水位问题大幅限制通过量，全球货物吞吐量仍保持在历史高位，消费者端几乎未感受到重大冲击。但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并不能掩盖行业正在面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风险。Hagman 强调，航运资产具有 20–30 年的生命周期，而当前全球政策出现的碎片化趋势——包括区域 ETS 的快速扩张、不同地区燃料标准不一致、脱碳机制缺乏全球统一框架——正在让本应在单一规则体系下运行的全球船队面临“多重监管并行”的局面。对于全球运营的船东而言，这意味着高昂的合规成本与更大的资产风险。正如他所言：“航运长期以来依靠统一规则体系保持稳定，而如今我们正被快速拉入一个碎片化和政治化的时代。”
影子船队迅速扩张：航运风险体系的“隐性断裂”
保险行业代表、挪威 Gjensidige CEO Rolf Thore Roppestad 则从安全与风险管理维度提出严峻警告。他指出，过去三十年自由贸易系统为航运活动提供了稳定的规则基础，但在俄罗斯能源制裁之后，全球超过 20% 的油轮运力已经被吸纳进所谓的“影子船队”，这些船舶通常使用不透明的保险覆盖、未知的船级社以及难以追踪的登记信息，形成了全球风险治理体系的“灰色地带”。
Rolf 强调，一旦这些船舶发生溢油、搁浅等事故，沿海国家可能无法找到有效的责任主体，更可能无法启动合格的应急响应机制，海洋环境将面临巨大风险。他也坦言，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国家会因为急需原油而降低对这些船舶的风险审查力度，使得影子船队的扩张与风险进一步加剧。
他建议各国港口提升抵港前核查强度，例如检查船舶近期是否进行可疑的 STS 操作、AIS 是否存在规避行为等，以便最起码能够识别风险，但他也承认这类措施的实际效果仍取决于各国政治与经济优先级。
缺乏脱碳监管清晰度让船东陷入决策困境
新加坡船东及 ICS 政策委员会成员杨蕴慈 Caroline Yang 则从船东投资角度指出当下行业另一核心难题——脱碳监管缺乏明确方向。她回顾了航运业过去二十年的投资行为，指出在全球化时期，船东始终能够根据相对清晰的监管路径提前部署船队更新。
然而近几年，在未来燃料体系、脱碳成本分担机制、区域 ETS 的快速推进、IMO 谈判受阻等多项因素叠加下，船东普遍处于犹豫状态。作为同时涉及燃料供应与船队管理的企业，她尤其关注主流班轮公司的造船方向，曾一度看到甲醇双燃料船舶的快速扩张，但如今这股热潮却明显降温，显示行业在燃料路径上缺乏一致预期。
Caroline 坦言，她本身也曾基于市场趋势选择下单，但如今面临监管不确定性，也开始担忧长期风险。她总结道：“缺乏监管清晰度，将直接阻碍我们做出二十年生命周期的投资。”
IMO 机制的政治化冲击：全球航运治理正面临新的转折点
在谈到 IMO 谈判受阻的问题时，各位嘉宾表现出高度一致的忧虑。
Chris 指出，IMO 长期以来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航运法规与技术标准，是因为其保持了“技术专家、产业界与政治层面的平衡”，而今年的会议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政治化现象。他甚至透露收到过一些关于谈判现场情况的报告，令他“希望永远不要再看到类似的情形”。
Hagman 则进一步指出，IMO 自 1958 年设立以来从未依赖投票，而是靠共识机制推动全球治理，这种机制是全球航运过去几十年得以统一、高效发展的关键。但随着全球政治对立加剧，这种共识正遭到侵蚀。更值得注意的是，船东通过 ICS 曾首次一致支持建立全球脱碳基金，并主动呼吁“被征税”，可见行业愿意承担责任，但这种跨国共识在政治力量面前显得脆弱。
几位嘉宾一致认为，如果不能恢复 IMO 的专业性与技术主导，航运脱碳将不可避免进入“碎片化和区域化”的次优路径，成本更高、效率更低，也更不利于全球公平竞争。
区域化供应链兴起，但无法取代全球化
在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的背景下，Caroline 也分享了亚洲供应链的积极面向。她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长约为 0.5%，但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增长高达 3.8%，多个区域之间的贸易流动甚至出现超过 30% 的增长，显示区域化供应链正快速扩张。从中国、东盟、中东到非洲，都呈现出贸易活跃度提升的迹象。
然而，她强调这种增长并不能替代全球化，因为亚洲生产的货物最终仍需要进入欧美消费市场，区域内部增长只是全球贸易的补充。Chris 在回应中亦表示，欧洲必须认清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深度变化，不应继续固守区域主义逻辑，而应以更开放的视角与全球共同构建统一规则体系，否则欧盟政策将可能削弱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竞争力。
寻找航运在动荡世界中的未来坐标
这场高水平讨论呈现了行业在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所面临的真实焦虑，但同时也展示了行业依然坚持推动全球合作的坚定信念。从全球规则碎片化，到能源运输风险上升，再到脱碳路径缺乏清晰度，再到区域化供应链的重新配置，航运业正处于一个多维度重塑的关键时刻。无论从政府、船东还是保险界的角度，共识都十分明确：行业未来必须依赖四个基本原则——清晰性、可预测性、安全性与开放性。在一个充满“IF”的时代，这四个原则不仅是行业的自我要求，更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吁。全球航运能否继续以统一规则、透明机制和合作精神维持稳定，将决定未来几十年世界贸易的基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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