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与亮点

COP29达成的全球碳市场质量标准是《巴黎协定》第6.4条下的关键成果，为全球碳交易提供了统一的质量框架。

这一标准不仅旨在提升碳交易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还预计到2030年通过更高效的市场机制减少5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这一成果填补了全球碳市场长期缺乏标准化和监管的空白，为碳信用市场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通过这一标准，发展中国家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碳交易筹集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发达国家则能够通过更可靠的减排途径实现自身的碳中和目标。这是推进全球减排合作、增强市场信心的重大进展。

COP29期间，印尼和日本签署了世界首个碳信用双边互认协议，这是《巴黎协定》第6.2条机制的首次实际应用，标志着碳信用国际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协议使两国在碳信用方法学、核查程序和减排成果认定上实现了互认，为未来国际碳交易提供了操作模板。该协议不仅提升了碳交易的国际化程度，也为其他国家间的碳市场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通过这一机制，印尼可以向日本出售高质量的碳信用，同时利用所得资金进一步推动其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这一突破不仅深化了双边合作，还为全球碳市场机制的实际运行和多边减排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气候融资是COP29的核心议题之一，大会就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NCQG）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最终协议尚未敲定。

主席国发布的草案提出，到2030年，每年筹集1万亿美元至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目标，但关于资金额度、分配方式以及资金来源的争议依然巨大。

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到2030年前每年直接获得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的诉求，其中大部分应以赠款形式提供，而发达国家则主张通过混合融资，包括私营部门投资和化石燃料税，来填补资金缺口。

这些分歧表明，全球气候融资目标的落实仍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本次大会在目标框架的构建和分歧讨论上的突破为未来谈判奠定了重要基础。

COP29正式启动了“以水促气候行动”计划，已有近50个国家签署了《水促进气候行动宣言》。这一计划首次将水资源管理与气候政策紧密结合，强调将与水相关的缓解与适应措施纳入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国家适应计划（NAP）。

宣言还提出通过数据共享和新的流域范围气候情景研究，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并推动区域和国际合作。水资源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的联动问题得到空前关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这一计划是全球淡水生态系统保护与管理的重要转折点，将在未来的全球气候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多国在COP29期间宣布了更高目标的国家自主贡献（NDC）和国家适应计划（NAP），展现了国际社会在气候行动中的积极态度。

墨西哥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是其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气候承诺；

土耳其宣布到2035年实现120,000兆瓦的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显著提升其可再生能源比重；

而阿塞拜疆则提出进一步减少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占其经济比重的计划，目标是到2028年降至22%。

在COP29期间，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FRLD）的进一步落实成为亮点。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率先作出大额捐助承诺，澳大利亚宣布将提供5000万澳元，这是基金成立以来收到的最大单笔捐款。

基金的逐步落实为气候脆弱国家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帮助它们应对气候灾害和经济损失。

COP29期间，各国公布的一系列清洁能源计划成为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标志。全球清洁能源投资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2万亿美元，为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

阿联酋宣布的300亿美元能源转型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而土耳其提出的绿色氢气战略则进一步推动了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分歧与遗憾

COP30展望

在COP30上，气候资金目标（NCQG）的分歧将成为焦点。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每年1.3万亿美元气候融资目标，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历史责任，以赠款为主的资金支持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而发达国家则倾向于通过贷款、私营部门投资等形式补足资金缺口，提供的直接援助仅在2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如何平衡两者诉求？

COP30需要探索创新资金来源，例如化石燃料税、国际航空和航运碳税、绿色债券等，既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又调动更多资金参与。这些措施不仅将缓解气候融资缺口，还将提升全球资金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即使筹集到足够资金，如何分配仍是关键。COP30应针对资金流向和使用效率提出具体方案。脆弱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DCs），需要在气候资金分配中获得优先权。

此外，赠款与贷款的比例，适应与减缓的资金权重，以及资金管理透明度，也都将成为重点议题。建立基于需求和成效的资金分配机制，并引入独立监督和评估，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确保其真正惠及最需要的地区。

COP30或将探讨新兴经济体在气候资金中扮演的角色。中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排放大国及石油经济体，是否应作为气候资金的贡献者，是激烈争论的焦点。

一方面，这些国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不可同日而语。

COP30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推动新兴经济体以适当形式参与气候资金贡献，同时确保其发展权益不被忽视。

《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规则是COP30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碳市场的公平性、透明性和高效性亟待加强。双边碳信用互认机制的试点虽已启动，但标准化与监管框架尚未完善。

COP30需要针对防止碳信用双重计算、确保减排额质量、透明披露交易信息等方面制定详细规则。

同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碳市场基础设施，确保其公平参与国际碳交易。完善的碳市场机制将推动全球减排合作，促进绿色技术的共享和资金流动。

化石燃料的逐步淘汰仍是气候行动的核心挑战。COP30需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具体的淘汰目标和时间表，推动主要产油国制定能源转型计划。

发达国家需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化石燃料依赖，加速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普及。

此外，加强能源转型中的就业保障和社会公平，将确保全球能源转型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来源：绿创碳和

闭幕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 (Simon Stiell) 在总结本届大会成果时说：“会前我们期待这次COP成为一个“赋能”的大会 (enabling COP) ，帮助将COP28的承诺转化为现实世界的成果，以保护人民、繁荣和地球。这两周的时间就我们全力以赴，使之成为可能。经过近十年的努力，COP29还就碳市场达成了全球协议，而前几届COP均未能达成这一目标。没有一个国家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我们离开巴库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¹。”

尽管大会决议是在多方分歧中艰难达成，但COP29仍然取得少许积极成果。例如，大会闭幕式上，集体量化气候资金目标 (NCQG) 确定下3000亿美元的目标；各缔约方还通过了《巴黎协定》的第六条第四款 (Article6.4) ，这意味着全球碳市场协议条款终于在提出近十年之后达成一致，未来各缔约方将有望落实基于市场的合作。

本期巴库速递，我们快速梳理了COP29大会的最重要成果，包括NCQG资金目标、国家自主贡献进展、以及巴黎协定Article 6等关键进展。同时，我们也对未来仍需进一步努力的领域进行了总结。尽管本次大会取得了多项突破，但全球气候合作的道路依然充满复杂性。

本届COP29现场，关于“钱”的讨论无处不在，2025年后的新的集体量化气候资金目标 (NCQG) 无疑成为大会焦点。然而，经过两周谈判，并没有形成令各方一致满意的结果。好消息是资金目标已有定论，坏消息是各方依然充满分歧，资金目标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加剧了不同阵营的矛盾。

当地时间11月24日凌晨2点40分左右，大会主席宣布CMA11/8关于NCQG的案文获得通过，其中约定的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支付的气候资金目标为3000亿美元。

随后，古巴持反对态度，接着印度代表对大会主席忽视印度希望在敲锤前发表声明的请求表示强烈抗议，引来了全场鼓掌支持。

这位印度代表继续说，信任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合作的基础，此举是对UNFCCC议事规则的破坏，印度绝对反对这一决议。她强调，发达国家要迅速采取行动，不仅要尽早实现净零排放，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也是责无旁贷。当前通过的3000亿的目标与1.3万亿的资金需求差距过大，且资金来源包含MDB的贷款，这从质到量都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期望。随后，玻利维亚、尼日利亚等国谈判代表也表示了反对。

在接下来对适应资金案文的表态中，欧盟代表释放积极信号。他认为COP29注定被铭记，可以开启气候融资的新时代。欧盟有决心展现领导力，与全球各国合作一起实现1.3万亿的期望。他还指出，本次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Article6决议将帮助动员更多资金来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的诉求差距过大，是造成此次关于资金谈判结果尽人意的主要原因。诸多评估已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需求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首先，双方在发达国家必须履行的资金数目上存在巨大分歧，发展中国家要求的资金规模为万亿级，而发达国家则提出千亿级的资金承诺。另一点矛盾在于出资形式，发展中国家强调资金应主要来自公共资本，并避免更多贷款形式的支持；而发达国家则希望纳入私营部门以及国际发展银行的贷款，来解决资金缺口难题。此外，发达国家还着重强调需要扩大出资国家的范围，这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分歧。

在COP29谈判初期，G77与中国联合发布声明，明确提出期望NCQG的规模为每年1.3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1万亿美元是全球油气公司一年的纯利润，而且这一盈利水平已经持续了50年²。

在2035年实现1.3万亿美元的出资目标中，能够明确由发达国家领导出资的部分为3000亿美元，且这一资金规模的达成时间也定为2035年。显然，1.3万亿美元的资金期望并不具备约束力。

从过往经验看，1000亿美元的出资目标最早在2009年提出，但直到2022年才首次实现。那么，面对同样的问题，即使每年3000亿美元的目标远低于世界各国的期望，究竟何时能够达成这一目标？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围绕NCQG这一关键议题，大会制定“巴库至贝伦1.3万亿路线图”，以进一步扩大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并且将NCQG的落实作为全球盘点的一部分，在2030年对此决定进行评估。

根据《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要实现1.5°C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排放量必须比2019年减少42%。这一目标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其余减排份额，则有赖于资金这一关键推动因素^3,4。资金显然是推动气候治理的核心，尽管本次COP已达成资金目标，但将其落实到位仍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任务。

还有若干重要问题亟待在COP30前进一步明确。比如，是否有可能将损失与损害基金纳入NCQG支持范围内？在确定NCQG目标后，如何制定明确且可执行的实施方案？此外，COP29期间多次被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海岛国家多次提及的问题也亟待解决，例如资金使用成本高企、公平性问题、减少繁琐的申请手续问题以及发达国家关心的透明度及报告问题等。

COP29的另一大关键议题——国家自主贡献 (NDCs) 也备受关注，这将直接影响各国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过程中的实际行动和承诺。

“2025年2月”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近在眼前，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的要求，各缔约方需在此之前提交新一轮或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即NDC 3.0。

在闭幕总结大会上，对于全球盘点和阿联酋对话内容的决议讨论中，智利、瑞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代表斐济、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对当前案文未能加强“阿联酋共识”表示反对。最终，大会主席决定将此问题留到CMA7继续谈。尽管如此，这不应该成为各国不提升NDC雄心的理由。

能源转型是全球气候行动的核心举措，也是国家自主贡献 (NDCs) 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工业、建筑、交通等关键领域的减排工作尤为重要，这些领域的目标行动必须与1.5°C目标路径的要求紧密衔接，并在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 (NDCs) 中有所体现。在2023年的COP28上，198个缔约方共同达成了“阿联酋共识”，承诺逐步转型摆脱 (transitioning away) 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并设定到2030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能增长至3倍，并将能源效率的年增长率翻番的目标。

然而，COP29对于如何落实“转型摆脱化石能源”缺乏实质性的指导和约束，仅仅重申了“过渡燃料对于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性”。3倍装机目标意味着，到2030年全球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1.2TW，即要求2024至2030年期间每年保持16.4%的增长率。

从现有情形看，如果仅保持2023年的14%年增长率，2030年仍然会存在1.5TW的装机缺口，这甚至高于目前欧洲和北美的总装机量⁵。当前，只有光伏的部署速度接近三倍可再生能源装机目标的要求，其他类型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则仍需加强。

从国家分布看，虽然以中国为首的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装机方面稳步增长，但还存在地理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一个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截至2023年底，亚、欧和北美的装机量已占全球总装机量的85%，而同期14亿非洲人民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仅占全球总量的1.6%。

当前，各国现有的政策和目标仅能满足新增装机量目标的48%。因此，在NDC 3.0中，如何进一步收紧相关政策，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以确保装机目标实现，显得尤为关键。COP29期间土耳其承诺将2035年前的风光装机目标提高3倍，主办国阿塞拜疆也承诺逐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率先展示了决心。

对于NDC3.0，纳入全部温室气体是重要举措。"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是本届COP29的一大关注热点。包括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在内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虽然排放总量相对较小，但它们对全球升温的贡献却接近一半。

在此背景下，各国已经开始加强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管控。联合国环境署 (UNEP) 在2024年10月发布的《2024排放差距报告》中提到，已有83个国家在NDC中明确加速减排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行动⁴。

11月12日，在COP第二天，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上提到：“中方将提交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一举措为全球树立了榜样，期待其他国家在提交NDC时加强对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

COP29已落下帷幕，但一些在本次会议上未能获得足够关注的议题和行动主体，仍然亟待在未来被纳入全球气候行动的整体规划，需要各方在未来的谈判和行动中给予更多重视和支持。

1、部署早期预警系统，应对气候风险

全球气候危机加剧，但是当前的NDCs目标尚不足以实现1.5°C温控目标。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对潜在灾害进行监测、预报、评估并采取应对措施。在COP29期间，预警系统备受关注，关于“人人享有预警”的高级别活动相继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加强早期预警，共筑气候适应的未来”高级别会议上发布了《早期预警促进气候变化适应中国行动方案》。

当前冰川融化加速，北极地区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⁶，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融化速度在过去十年间比前期快了65%⁷。这些变化不仅导致海平面上升，还可能引发突发灾害。

国际冰冻圈倡议 (International Cryosphere Climate Initiative, ICCI) 在2024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即使全球温度只超过1.5°C，也足以融化格陵兰岛和南极洲西部的大片地区，以及南极洲东部的潜在脆弱地区；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即使气温有所下降，也会导致海平面不可阻挡地上升超过10米⁹。冰川消融将导致更多灾难性事件，如冰湖溃决洪水和山体滑坡，尤其在亚洲地区，几小时内就能摧毁基础设施和城市，几乎无预警。COP29期间的一场边会上，来自尼泊尔的政府代表就呼吁建立更完善的早期预警系统，以应对气候危机。

此外，极端天气的增加也给全球农食系统带来巨大风险。在过去的30年，气候灾害对农作物和畜禽生产造成的损失约为3.8万亿美元¹⁰。气候危机更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2023年，59个国家超过2.81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尽管全球已有129个国家报告实施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和损失的全球行动计划——仙台框架 (Sendai Framework) 中的减灾战略，但只有55个国家将农食系统列为优先事项¹¹。

2、农食系统转型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全球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中，约有1/3来自农食系统。自COP26起，农食系统逐渐成为气候大会的关注焦点议题。COP29期间，除农食主题日外，还有“Action on Food”等主题边会来探讨农食系统转型规划、新兴技术和良好实践等。主席国还发起了“巴库和谐农民倡议”  (Baku Harmony Climate Initiative for Farmers) ，旨在通过新气候融资工具帮助农户更好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农食系统转型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和庞大的小农群体。农业支撑着全球25亿人的生计，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农民。根据全球未来食品联盟 (Global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Food) 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全球公共气候融资从2017年到2022年几乎翻番，但同期用于农食系统的比例却从3%降至2.5%。

小农群体同样不可忽视，全球1/3的食物是由种植面积小于2公顷的小农生产¹²，而这些小农常处于气候危机的最前沿。因此，农食系统转型必须考虑公正转型的视角，这需要更多的资金、融资机制、研究支持和创新、政策支持、易于获得的技术支持以及促进全球合作的平台。

3、气候与健康危机的协同应对

气候危机本质上是一场健康危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COP29气候变化与健康特别报告》，极端天气事件、破纪录的气温、风暴和洪水正在摧毁卫生系统、供水和卫生基础设施，以及供应链，助长传染病爆发，并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¹³。

报告还指出，每年约有700-8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其中低效烹饪设备引发的空气污染导致了400-500万人死亡¹¹。黑碳作为短寿命气候污染物，既影响空气质量，也加剧气候变化，因此减少黑碳排放具有双重效益¹⁴。

本届COP29中，健康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会议设立了健康日，并围绕热浪、洪水、空气污染以及健康与气候协同效应等主题，举办了多场研讨会与边会。此外，主席国还发起了“巴库人类发展促进气候韧性倡议” (The Baku Initiative on Human Development for Climate Resilience) ，旨在推动对教育、技能、健康和福祉的投资，特别是面向儿童和青年的投资。

4、儿童和青年是气候解决方案的核心

儿童和青少年是气候变化中脆弱群体，但却常常被忽视。全球与气候相关的疾病负担中，88%由五岁以下儿童承担。投资保护儿童发展成果不仅具有成本效益，还能增强社区复原力。但令人担忧的是，过去17年中仅有2.4%的气候资金用于儿童项目，目前也只有2/3的国家自主贡献提到“性别”或“青年”。

虽然COP29主席国阿塞拜疆发起的“青年气候冠军计划”旨在将儿童和青少年纳入气候外交和大会流程的核心，但谈判进程显然令人不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官方青年组织YOUNGO在11月22日发布声明，认为全球气候融资目标的最新草案完全不可接受，草案从根本上侵犯了弱势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其中对儿童的措辞过于软弱，而对青年则只字未提。

令人鼓舞的是，全球多国推动儿童和青年参与气候解决方案的决心未被动摇，主席国阿塞拜疆率先签署了《儿童、青年与气候行动宣言》，并承诺将儿童置于气候政策的中心位置。由全球75个国家的数千名儿童共同起草《2024年全球儿童气候宣言》，将优先考虑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年轻人的提供发声和行动的平台，以确保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能应用于气候解决方案。

5、自下而上的地方行动，需要更多优先级

地方是气候行动的重要一环，可COP29对地方行动的讨论显然不足。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和行动网络是气候减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面气候变化影响，有依据也有权利制定并及时调整土地利用、废物管理、基础设施、住房和社区发展等方面的规划和行动¹⁵。

在大会最后一天，CSO组织举办了一场名为“城市问题：房间里的大象”的研讨会，与会者呼吁在谈判决议中加入更多体现城市行动和目标的表述，特别是关注贫困人口在面对生计问题和气候危机造成的损失时的处境。

地方行动是气候政策的关键，NDC最终也需要在地方层面落实到位。城市和社区直面应对气候影响，也将为其制定具体应对措施。巴西城市部代表指出：“气候行动离开地方和城市将不可能成功，COP29应是城市的COP。”

当然融资和新兴技术应用也是实现自下而上地方行动的重要元素。不仅是气候危机，地方政府还面临贫困、饥饿和冲突等多重挑战，因此需要综合方式推动气候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