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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焚烧和填埋是无意产生的新污染物（EPs）的主要排放源之一。本文对焚烧和填埋产生的EPs种类清单、分布规律、浓度、产生量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垃圾焚烧和填埋均会产生持久性有机物（POPs）、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内分泌干扰物（EDCs）和微塑料（MPs）等多种EPs。垃圾焚烧会产生溴代二口恶英（PBDD/Fs）和氟代二口恶英（PFDD/Fs），垃圾填埋会产生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呈现出3种不同的分布规律，二口恶英（PCDD/Fs）、多氯联苯（PCBs）和多溴联苯醚（PBDEs）主要分布在飞灰中，多环芳烃（PAHs）、短链氯化石蜡（SCCPs）、MPs主要分布在底渣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邻苯二甲酸酯（PAEs）和抗生素主要分布在渗滤液中。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大部分POPs浓度高于填埋场渗滤液，大部分抗生素浓度低于填埋场渗滤液。垃圾焚烧PCDD/Fs、PBDEs、SCCPs、PAHs、PCBs、PFASs、MPs产生量大于填埋；垃圾填埋喹诺酮类（QNs）、磺胺类（SAs）、四环素类（TCs）和大环内酯类（MLs）等抗生素以及PAEs的产生量大于焚烧。总的来看，焚烧更倾向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PBT或vPvB）的EPs，而填埋更倾向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迁移性（PMT或vPvM）的EPs。对比结果因受数据样本量、垃圾填埋龄、采样季节（降雨）和边界条件的影响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研究结果提示，垃圾分类、填埋场存量垃圾治理、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和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等措施均可有效降低垃圾处置的EPs产生量。
新污染物（EPs）通常包含人工合成或自然存在的化学品或微生物，其环境赋存能引起显著的已知或潜在的健康危害，具有来源复杂、赋存多样、危害隐蔽等基本特征，典型EPs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物（EDCs）、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微塑料（MPs）和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等。2022年12月29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随后多个省市也印发地方补充清单，对EPs涉及的化学物质提出了禁用和限用等多种管控措施。
然而禁用或限用前生产的产品中含有的EPs，在产品被废弃成为生活垃圾后，进入后端垃圾处置过程最后成为无意产生的EPs，同时，垃圾处置过程中的热化学作用或微生物作用会产生一些二次生成的EPs。因此，对于已经全面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的化学物质，无意产生的过程逐渐成为环境中这类物质的主要来源。
焚烧和填埋都是生活垃圾重要的处置手段。近年来，由于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激励和商业模式优势，垃圾焚烧在我国垃圾处置路线中逐渐成为主流，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主、生物处理和回收利用为辅、卫生填埋兜底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技术格局基本形成。2020—2023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年）》等多个文件，指出全国新增处理能力以焚烧为主，填埋占比大幅降低。虽然我国垃圾填埋设施数量和能力出现双降局面是趋势，但作为“韧性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填埋场不必要也不可能“归零”。
近年来，垃圾焚烧和填埋在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对比一直是关注焦点之一，不同时期开展的对比与实时研究热点密切相关，相关研究依时序分别聚焦于常规污染物、重金属、恶臭、生命周期评价、能值分析、碳减排和技术适用性评价等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两种处置方式各有利弊。在我国多个城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酸性气体和重金属排放量大于垃圾填埋，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小于垃圾填埋。在深圳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的臭源成分特征及指纹谱存在较大差异。在成都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填埋的生命周期评价指标优于垃圾焚烧。在西安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在能量转化效率和环境影响方面比垃圾填埋具有显著优势。在北京和上海等多个城市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CH4的全球变暖潜势大于CO2，垃圾填埋碳排放和温室效应贡献值大于垃圾焚烧。兰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技术适用性评价的结果表明，垃圾填埋环境影响潜值大于垃圾焚烧。
垃圾焚烧和填埋均会产生和排放EPs，但目前报道的对比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的渗滤液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含量和成分的差异上。开展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对比研究，可以对两种处置方式的EPs产生和排放途径进行全面审视和查漏补缺，找到EPs的分布特征，进而指导垃圾处置过程的EPs防治工作，也可以指导垃圾处置技术路线的优化，降低垃圾处置EPs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
本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文献中关于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的EPs检测数据，结合边界条件设定和处置产物产率的取值计算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的处置产物中的EPs产生量。据此对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清单进行对比，分析垃圾焚烧厂EPs在各产物中的分布规律，剖析垃圾焚烧渗滤液与填埋渗滤液中EPs的差异及原因，对垃圾焚烧和填埋EPs整体产生量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对比，分析垃圾处置相关环节对EPs产生量的影响，这对垃圾处置过程中EPs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PART.01
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和筛查范围
本研究收集了文献报道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各类处置产物中的EPs种类、浓度、含量数据，并通过设定边界条件和核算各产物EPs产生量开展对比研究。考虑到国内外垃圾处置设施在垃圾成分、工艺路线、工艺水平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在数据充分的前提下优先采用国内垃圾处置设施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16座垃圾焚烧厂和58座垃圾填埋场，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基本情况统计
EPs的研究范畴包括POPs、EDCs、PPCPs、MPs和ARGs等。在计算EPs产生量时，为统一对比口径，参与产生量计算的各类EPs单体或化学物质采用典型单体或化学物质（表2）。
表2 参与计算的EPs单体或化学物质
2. 工艺类型和边界条件
在垃圾焚烧方面，由于机械炉排炉在我国垃圾焚烧中占比达90%以上，因此采用炉排炉垃圾焚烧厂的研究数据，不采用循环流化床等其他炉型的数据；在垃圾填埋方面，采用我国主流的卫生填埋场的研究数据，不采用简易或不规范填埋场的数据。
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置全过程的工艺环节较多，需要从EPs的主要迁移物流途径、技术路线普遍性和资料的可得性等来综合考虑边界条件。我国垃圾焚烧渗滤液回喷工艺尚未普及，且对飞灰固化填埋的淋溶液和垃圾池臭气的EPs研究甚少，垃圾焚烧的边界以渗滤液（原水）、底渣、飞灰和尾气为界；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工艺种类繁杂且产物差异较大，边界以渗滤液（原水）为界。本研究的边界条件如图1所示。
图1 新污染物产生量计算的边界条件
3. 垃圾处置产物产率取值及EPs产生量计算
垃圾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的计算基础需要先确定单位质量垃圾处置后各类产物的物质流量即产率，包括垃圾焚烧烟气、飞灰、底渣和渗滤液产率以及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表3）。
垃圾焚烧烟气产率受垃圾热值和成分影响较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推荐值为4000m3/t，朱润孺等认为在焚烧高热值垃圾情况下烟气产率范围为4500~6000m3/t并建议采用5000m3/t作为均值，张明华等计算出我国10座垃圾焚烧厂的烟气产率统计平均值为4909m3/t，综合考虑，本研究对垃圾焚烧烟气产率取值5000m3/t。根据国内文献统计，垃圾焚烧飞灰产率取平均值0.04t/t、底渣产率取平均值0.23t/t、焚烧厂渗滤液产率取平均值0.22m3/t（表3）。
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以采样、分析方法可靠性及数据完整性为依据，采用天津、北京、沈阳、成都、合肥、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和深圳等10个城市的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平均值0.48m3/t。
表3 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置产物产率取值
单位垃圾处置后产物中EPs产生量采用处置产物的产率与该EPs文献检出浓度统计的中位值数据相乘计算所得。其中，垃圾焚烧分别计算烟气、飞灰、底渣和渗滤液中EPs产生量，获得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产生量的对比见章节2.2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分布规律，4种焚烧产物EPs产生量的加和结果见章节2.4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垃圾填埋仅计算渗滤液中EPs产生量作为垃圾填埋EPs产生量，计算结果见章节2.4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
4. EPs环境特性判定
EPs在垃圾处置产物中的迁移分布规律与其环境特性相关，参考欧盟ECHA和德国UBA的判定，并采用EPISUITE4.0软件预测结合欧盟CLP法规附件1中持久性、生物累积性、迁移性和毒性标准（表4）进行判定。
表4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迁移性和毒性判定标准
PART.02
EPs种类及产生量对比
1. EPs种类清单
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包括POPs、PPCPs、EDCs、MPs等4大类，焚烧烟气、飞灰和底渣含有POPs和MPs，其中烟气和飞灰中EPs来源、种类基本一致，焚烧厂渗滤液则含有POPs、PPCPs、EDCs和MPs。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含有POPs、PPCPs、EDCs、MPs和ARGs。
垃圾焚烧通过前驱物生成或从头合成作用二次生成多种新的卤代POPs，例如溴代二恶英（PBDD/Fs）和氟代二恶英（PFDD/Fs）等，这些物质是垃圾焚烧特征EPs。
由于微生物的作用，垃圾填埋也会二次生成新的EPs。填埋土工布中聚合物PFASs降解生成PFPrA等超短链PFASs。垃圾填埋场会产生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代谢物，以及产生ARGs。因此，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检出的EPs种类略多于垃圾焚烧厂渗滤液。
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清单见表5。
表5 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清单
2. 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分布规律
焚烧厂EPs产生量主要由烟气、飞灰、底渣和渗滤液中EPs产生量组成。由于EPs的性质差异，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呈现出3种不同的分布规律（图2）：PCDD/Fs、PCBs和PBDEs等具有PBT或vPvB特性的EPs主要分布在飞灰中（占比>50%）；PAHs、SCCPs、MPs主要分布在底渣中（占比>75%）；PFASs、PAEs和抗生素等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EPs主要分布在渗滤液中（占比>80%）
图2 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分布比例
3. 焚烧和填埋渗滤液EPs浓度对比
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渗滤液含有的EPs种类差别不大，但在浓度上有较大差异。这与两种垃圾处置设施的渗滤液来源差异有关，焚烧厂渗滤液主要来源于垃圾自含水与垃圾堆储发酵产生的水分，主要为垃圾在储坑中堆存3~7d的好氧环境下发酵产生，水质波动较小；而填埋场渗滤液主要来源于垃圾自产水（包括压缩产水和降解产水）、环境降水以及地下水渗入，在数年甚至数十年以厌氧为主的环境下逐步产生。一般认为垃圾焚烧厂渗滤液有机污染指标与填埋场渗滤液相应指标的上限（即为填埋初期水质）相似。
本研究中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大部分POPs浓度高于填埋场渗滤液或者与填埋场渗滤液浓度上限基本相当。以PFASs为例，垃圾焚烧厂渗滤液中的PFBA、PFBS和PFOS均远高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PFPeA、PFHxA和PFHpA浓度则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的高值相当，仅PFOA低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的高值（图3）。这与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类似，有研究对比了位于相近地理区域的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发现两者PFAS组成类似，而前者PFAS浓度与运行时间为2a的填埋场渗滤液相似，高于运行时间较长（15a）的填埋场渗滤液。由于垃圾焚烧厂渗滤液中有机质成分TOC和COD远高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可能促进了具有PBT或vPvB特性的POPs进入渗滤液。
图3 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PFASs浓度对比
垃圾焚烧厂渗滤液中大部分抗生素浓度低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14种抗生素中，浓度最高的为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的ETM、OTC、SDZ、SMT和SMZ（图4）。由于大部分抗生素具有PMT或vPvM特性，降雨的淋溶作用使得这类EPs容易迁移至填埋场渗滤液中。
图4 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抗生素浓度对比
相比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EPs浓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了垃圾成分的影响之外，还受填埋龄、降雨及填埋覆盖作业时序的影响。填埋龄可通过垃圾产生年份对应的垃圾成分和垃圾填埋时间的长短产生双重影响；降雨和填埋覆盖作业时序通过降雨对特定区域垃圾中EPs的淋溶作用产生影响，对有PMT或vPvM特性的新污染物影响更大。
4. 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
垃圾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见图5。对于因计量单位不同而未在图上的新污染物，PCDD/Fs的垃圾焚烧产生量和垃圾填埋产生量分别为1.84μg/t和0.0005μg/t（以I-TEQ毒性当量计），MPs的垃圾焚烧产生量和垃圾填埋产生量分别为14448items/t和790items/t。
图5 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
垃圾焚烧产生的PCDD/Fs、PBDEs、SCCPs、PAHs、PCBs和PFASs等具有PBT或vPvB特性的POPs类EPs以及MPs的产生量均大于垃圾填埋。垃圾填埋产生的QNs、SAs、TCs、MLs等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抗生素类EPs和PAEs等EDCs的产生量均大于垃圾焚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PFASs同时具有PBT和PMT特性，垃圾焚烧和填埋PFASs产生量差别并不大。
各类EPs焚烧产生量与填埋产生量的比值从大到小依次为PCDD/Fs（3680）、PBDEs（368.4）、SCCPs（45.5）、PAHs（22.4）、MPs（18.3）、PCBs（3.2）、PFASs（1.1）、QNs（0.996）、PAEs（0.398）、MLs（0.196）、SAs（0.041）和TCs（0.010）。
总的来看，EPs的PBT或vPvB及PMT或vPvM特性是影响其在垃圾焚烧和填埋中产生量差异的重要内在因素，而垃圾焚烧的高温释放作用和降温过程中的再生成作用以及垃圾填埋降雨的淋溶作用则是这种差异的重要外在因素。
5. 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数据样本量的影响。本研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详尽的搜索和收集，但由于相关文献对垃圾处置各类产物EPs的关注点不均衡，部分数据如焚烧厂渗滤液EPs浓度的样本数量偏少，对垃圾焚烧厂渗滤液EPs产生量的核算准确性有一定影响，利用目前的数据量难以通过统计学方法获得误差或概率数值开展定量的不确定性分析，期待有更多研究对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EPs防治予以重视和关注。
（2）检测方法的可靠性。本研究收集的文献中，除MPs以外的各类EPs均采用了成熟的预处理方法结合高分辨色谱-质谱进行分析，方法较为可靠。而本研究收集的MPs相关文献中采用的方法则尚未统一，两项垃圾焚烧厂开展的MPs研究分别采用了显微镜目检法和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μ-FTIR），而在垃圾填埋场开展的MPs研究采用了FTIR光谱法。由于MPs的结构和组成较为复杂，不同方法在进行检测时仍存在局限性，例如，FTIR光谱法仅能识别透明或半透明颗粒，无法区分焚烧飞灰和底渣中表面碳化的MPs和碳颗粒，会导致MPs被低估。如果不能统一MPs鉴定方法，会有碍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比较。
（3）垃圾填埋龄的影响。垃圾填埋龄通过垃圾产生年份对应的垃圾成分和垃圾填埋时间的长短对垃圾渗滤液中EPs浓度产生双重影响。因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相关化学物质的管控措施，不同年份产生的垃圾含有的新污染物浓度会有差异，有研究表明，15~27a填埋龄样本中的抗生素含量高于7~13a的样本，与当时的抗生素使用量密切相关。而随着垃圾填埋时间延长，渗滤液成分也会发生较大变化，根据GB 50869—2013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随着填埋初期（<5a）、填埋中后期（>5a）和封场后进程发展，渗滤液中COD、BOD5、SS浓度逐渐下降，NH3-N逐渐升高，新污染物浓度也会发生变化。本研究采用在运行垃圾填埋场的数据与焚烧厂进行对比，目的是尽量减少这种误差，但仍需要更多不同填埋龄的垃圾渗滤液EPs浓度数据以更准确地核算垃圾填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EPs产生量。
（4）采样季节和降雨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垃圾池渗滤液基本不受降雨等气候因素影响，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受季节和降雨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于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新污染物，极易随雨水发生迁移。有研究表明，在4—9月雨季，渗滤液中抗生素等PPCPs的浓度为17.0μg/L，高于旱季的3.8μg/L。降雨量大时，淋滤作用使得PAHs尤其是lgKoc值较低的低环PAHs更容易由垃圾向渗滤液中转移。因此，需要更多对不同季节垃圾填埋渗滤液EPs的研究来进行更为准确的核算。
（5）对比边界条件的影响。因为缺乏足够报道数据，本研究没有将垃圾焚烧厂垃圾池逸散气体、垃圾填埋场作业区逸散气体和封盖区填埋气纳入研究边界。有部分研究表明这些气体也会含有EPs。Lin等的研究表明，垃圾填埋气会排放中性的PFASs，其中主要是氟调聚醇（FTOHs），部分FTOHs在填埋气中的排放量甚至高于填埋场渗滤液中的排放量。因此，需要更多对逸散气体和填埋气的研究来进行更精确的分析。
PART.03
垃圾处置相关环节对EPs产生量的影响
虽然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无意产生了多种EPs，但是这些EPs绝大多数都是垃圾自身含有的。垃圾焚烧的焚毁作用和垃圾填埋的封存、降解作用可以使垃圾带入的EPs有效降低。从整个社会体系来看，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可以看作是居民生活中衣食住行涉及到的各种产品或物品中存量EPs的最终治理措施。因此，在现有EPs涉及的化学物质限用、禁用政策下，通过技术路线的优化，将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无意产生的EPs降至最低，对我国EPs的末端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垃圾分类、填埋场存量垃圾残余治理、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等相关环节分析了其对EPs产生量的影响。
1. 垃圾分类
从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EPs的对比研究来看，废塑料（包括含塑料废物）是大多数POPs、EDCs、MPs的重要来源，也是垃圾焚烧产生PCDD/Fs和PCNs的重要原因，而废药品则是PPCPs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主流的垃圾分类采用四分类，废塑料涉及可回收物或有害垃圾等大类，废药品主要涉及有害垃圾。提高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分类效率，使废塑料和有害垃圾分别高效进入回收利用体系和无害化处置体系，将有效降低垃圾处置无意产生的EPs产生量和排放量。
2. 填埋场存量垃圾残余治理
对我国垃圾填埋场内存量陈腐垃圾的研究显示，填埋龄14a的垃圾残余含有的抗生素总量仍高达150μg/kg，而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含抗生素在内的55种药物在填埋20a中的总淋溶量仅为垃圾中存量的1%左右。而此类污染物的迁移性使其在雨季极易迁移至渗滤液中。因此，对于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EPs而言，其在垃圾填埋场中可能会接近于“永久排放”。因此，目前多地开展的存量垃圾综合治理，对残余垃圾进行物理分离，将筛上物等高污染部分送入垃圾焚烧厂处置，可有效解决垃圾填埋场EPs的持续性产生和排放问题。
3. 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
从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来看，尽管垃圾焚烧产生的PBT或vPvB类EPs的量大于填埋，但是这些EPs通过烟气排放的比例很低，主要集中在飞灰。飞灰并不直接进入环境，我国有较多城市在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中的存量垃圾治理，腾出部分库容用来重构飞灰填埋场，飞灰经螯合固化后进填埋场填埋。飞灰填埋仍然会产生淋滤液的问题，但是从前述分析可知，飞灰中EPs类型以PBT或vPvB类为主，相对于PMT或vPvM类较难被淋溶出来。飞灰淋溶液PCDD/Fs浓度（1.6~3.2pg/L，以I-TEQ毒性当量计）略高于垃圾填埋渗滤液PCDD/Fs浓度（0.79~1.49pg/L，以I-TEQ毒性当量计），但飞灰淋溶液对应焚烧垃圾量的产率仅为0.002m3/t，远低于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0.48m3/t。因此，飞灰淋溶液EPs产生量远低于垃圾填埋EPs产生量，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可降低垃圾处置EPs排放。
4. 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
大型垃圾焚烧厂中，垃圾渗滤液膜处理后浓液和治理污泥以及飞灰填埋淋溶液的产生总量一般不超过入厂垃圾量的2%，使得入炉回喷成为有效的EPs减量化路线之一。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以及飞灰填埋场淋溶液中均含有一定量EPs，其中渗滤液中EPs以PFASs、抗生素、EDCs为主，将渗滤液处理后的浓液（含污泥）以及飞灰淋溶液回喷至焚烧炉焚烧，其中的抗生素等被高效焚毁，可进一步实现PMT或vPvM类EPs的减量化。
PART.04
结论
（1）垃圾焚烧和填埋均会产生持久性有机物（POPs）、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内分泌干扰物（EDCs）及微塑料（MPs）等多种EPs，不同之处在于垃圾焚烧会产生溴代二恶英（PBDD/Fs）和氟代二恶英（PFDD/Fs），而垃圾填埋会产生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
（2）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呈现出3种不同的分布规律，二恶英（PCDD/Fs）、多氯联苯（PCBs）和多溴联苯醚（PBDEs）主要分布在飞灰中（飞灰中占比>50%），多环芳烃（PAHs）、短链氯化石蜡（SCCPs）、MPs主要分布在底渣中（底渣中占比>75%），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邻苯二甲酸酯（PAEs）和抗生素主要分布在渗滤液中（渗滤液中占比>80%）。
（3）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大部分POPs浓度高于填埋场渗滤液或者与填埋场渗滤液浓度上限基本相当，大部分抗生素浓度低于填埋场渗滤液。
（4）焚烧易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PBT或vPvB）的EPs，而填埋易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迁移性（PMT或vPvM）的EPs。焚烧产生量与填埋产生量比值最大的新污染物为PCDD/Fs（3680），其后分别为PBDEs（368.4）、SCCPs（45.5）、PAHs（22.4）、MPs（18.3）、PCBs（3.2）、PFASs（1.1）、QNs（0.996）、PAEs（0.398）、MLs（0.196）、SAs（0.041）和TCs（0.010）。对比结果因受数据样本量、垃圾填埋龄、采样季节（降雨）和边界条件的影响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5）研究结果提示，垃圾分类、填埋场存量垃圾治理、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和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等措施均可有效降低垃圾处置的EPs产生量。（来源：新污染物）
生活垃圾焚烧和填埋是无意产生的新污染物（EPs）的主要排放源之一。本文对焚烧和填埋产生的EPs种类清单、分布规律、浓度、产生量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垃圾焚烧和填埋均会产生持久性有机物（POPs）、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内分泌干扰物（EDCs）和微塑料（MPs）等多种EPs。垃圾焚烧会产生溴代二口恶英（PBDD/Fs）和氟代二口恶英（PFDD/Fs），垃圾填埋会产生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呈现出3种不同的分布规律，二口恶英（PCDD/Fs）、多氯联苯（PCBs）和多溴联苯醚（PBDEs）主要分布在飞灰中，多环芳烃（PAHs）、短链氯化石蜡（SCCPs）、MPs主要分布在底渣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邻苯二甲酸酯（PAEs）和抗生素主要分布在渗滤液中。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大部分POPs浓度高于填埋场渗滤液，大部分抗生素浓度低于填埋场渗滤液。垃圾焚烧PCDD/Fs、PBDEs、SCCPs、PAHs、PCBs、PFASs、MPs产生量大于填埋；垃圾填埋喹诺酮类（QNs）、磺胺类（SAs）、四环素类（TCs）和大环内酯类（MLs）等抗生素以及PAEs的产生量大于焚烧。总的来看，焚烧更倾向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PBT或vPvB）的EPs，而填埋更倾向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迁移性（PMT或vPvM）的EPs。对比结果因受数据样本量、垃圾填埋龄、采样季节（降雨）和边界条件的影响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研究结果提示，垃圾分类、填埋场存量垃圾治理、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和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等措施均可有效降低垃圾处置的EPs产生量。
新污染物（EPs）通常包含人工合成或自然存在的化学品或微生物，其环境赋存能引起显著的已知或潜在的健康危害，具有来源复杂、赋存多样、危害隐蔽等基本特征，典型EPs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内分泌干扰物（EDCs）、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微塑料（MPs）和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等。2022年12月29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随后多个省市也印发地方补充清单，对EPs涉及的化学物质提出了禁用和限用等多种管控措施。
然而禁用或限用前生产的产品中含有的EPs，在产品被废弃成为生活垃圾后，进入后端垃圾处置过程最后成为无意产生的EPs，同时，垃圾处置过程中的热化学作用或微生物作用会产生一些二次生成的EPs。因此，对于已经全面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的化学物质，无意产生的过程逐渐成为环境中这类物质的主要来源。
焚烧和填埋都是生活垃圾重要的处置手段。近年来，由于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激励和商业模式优势，垃圾焚烧在我国垃圾处置路线中逐渐成为主流，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主、生物处理和回收利用为辅、卫生填埋兜底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技术格局基本形成。2020—2023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年）》等多个文件，指出全国新增处理能力以焚烧为主，填埋占比大幅降低。虽然我国垃圾填埋设施数量和能力出现双降局面是趋势，但作为“韧性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填埋场不必要也不可能“归零”。
近年来，垃圾焚烧和填埋在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对比一直是关注焦点之一，不同时期开展的对比与实时研究热点密切相关，相关研究依时序分别聚焦于常规污染物、重金属、恶臭、生命周期评价、能值分析、碳减排和技术适用性评价等方面，研究结果显示两种处置方式各有利弊。在我国多个城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酸性气体和重金属排放量大于垃圾填埋，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小于垃圾填埋。在深圳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的臭源成分特征及指纹谱存在较大差异。在成都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填埋的生命周期评价指标优于垃圾焚烧。在西安市开展的研究表明，垃圾焚烧在能量转化效率和环境影响方面比垃圾填埋具有显著优势。在北京和上海等多个城市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由于CH4的全球变暖潜势大于CO2，垃圾填埋碳排放和温室效应贡献值大于垃圾焚烧。兰州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技术适用性评价的结果表明，垃圾填埋环境影响潜值大于垃圾焚烧。
垃圾焚烧和填埋均会产生和排放EPs，但目前报道的对比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的渗滤液中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含量和成分的差异上。开展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对比研究，可以对两种处置方式的EPs产生和排放途径进行全面审视和查漏补缺，找到EPs的分布特征，进而指导垃圾处置过程的EPs防治工作，也可以指导垃圾处置技术路线的优化，降低垃圾处置EPs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
本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文献中关于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的EPs检测数据，结合边界条件设定和处置产物产率的取值计算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的处置产物中的EPs产生量。据此对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清单进行对比，分析垃圾焚烧厂EPs在各产物中的分布规律，剖析垃圾焚烧渗滤液与填埋渗滤液中EPs的差异及原因，对垃圾焚烧和填埋EPs整体产生量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对比，分析垃圾处置相关环节对EPs产生量的影响，这对垃圾处置过程中EPs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数据来源和筛查范围
本研究收集了文献报道的生活垃圾焚烧厂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各类处置产物中的EPs种类、浓度、含量数据，并通过设定边界条件和核算各产物EPs产生量开展对比研究。考虑到国内外垃圾处置设施在垃圾成分、工艺路线、工艺水平和气候条件的差异，在数据充分的前提下优先采用国内垃圾处置设施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16座垃圾焚烧厂和58座垃圾填埋场，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基本情况统计
EPs的研究范畴包括POPs、EDCs、PPCPs、MPs和ARGs等。在计算EPs产生量时，为统一对比口径，参与产生量计算的各类EPs单体或化学物质采用典型单体或化学物质（表2）。
表2 参与计算的EPs单体或化学物质
2. 工艺类型和边界条件
在垃圾焚烧方面，由于机械炉排炉在我国垃圾焚烧中占比达90%以上，因此采用炉排炉垃圾焚烧厂的研究数据，不采用循环流化床等其他炉型的数据；在垃圾填埋方面，采用我国主流的卫生填埋场的研究数据，不采用简易或不规范填埋场的数据。
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置全过程的工艺环节较多，需要从EPs的主要迁移物流途径、技术路线普遍性和资料的可得性等来综合考虑边界条件。我国垃圾焚烧渗滤液回喷工艺尚未普及，且对飞灰固化填埋的淋溶液和垃圾池臭气的EPs研究甚少，垃圾焚烧的边界以渗滤液（原水）、底渣、飞灰和尾气为界；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工艺种类繁杂且产物差异较大，边界以渗滤液（原水）为界。本研究的边界条件如图1所示。
图1 新污染物产生量计算的边界条件
3. 垃圾处置产物产率取值及EPs产生量计算
垃圾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的计算基础需要先确定单位质量垃圾处置后各类产物的物质流量即产率，包括垃圾焚烧烟气、飞灰、底渣和渗滤液产率以及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表3）。
垃圾焚烧烟气产率受垃圾热值和成分影响较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推荐值为4000m3/t，朱润孺等认为在焚烧高热值垃圾情况下烟气产率范围为4500~6000m3/t并建议采用5000m3/t作为均值，张明华等计算出我国10座垃圾焚烧厂的烟气产率统计平均值为4909m3/t，综合考虑，本研究对垃圾焚烧烟气产率取值5000m3/t。根据国内文献统计，垃圾焚烧飞灰产率取平均值0.04t/t、底渣产率取平均值0.23t/t、焚烧厂渗滤液产率取平均值0.22m3/t（表3）。
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以采样、分析方法可靠性及数据完整性为依据，采用天津、北京、沈阳、成都、合肥、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和深圳等10个城市的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平均值0.48m3/t。
表3 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置产物产率取值
单位垃圾处置后产物中EPs产生量采用处置产物的产率与该EPs文献检出浓度统计的中位值数据相乘计算所得。其中，垃圾焚烧分别计算烟气、飞灰、底渣和渗滤液中EPs产生量，获得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产生量的对比见章节2.2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分布规律，4种焚烧产物EPs产生量的加和结果见章节2.4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垃圾填埋仅计算渗滤液中EPs产生量作为垃圾填埋EPs产生量，计算结果见章节2.4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
4. EPs环境特性判定
EPs在垃圾处置产物中的迁移分布规律与其环境特性相关，参考欧盟ECHA和德国UBA的判定，并采用EPISUITE4.0软件预测结合欧盟CLP法规附件1中持久性、生物累积性、迁移性和毒性标准（表4）进行判定。
表4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迁移性和毒性判定标准
1. EPs种类清单
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包括POPs、PPCPs、EDCs、MPs等4大类，焚烧烟气、飞灰和底渣含有POPs和MPs，其中烟气和飞灰中EPs来源、种类基本一致，焚烧厂渗滤液则含有POPs、PPCPs、EDCs和MPs。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含有POPs、PPCPs、EDCs、MPs和ARGs。
垃圾焚烧通过前驱物生成或从头合成作用二次生成多种新的卤代POPs，例如溴代二恶英（PBDD/Fs）和氟代二恶英（PFDD/Fs）等，这些物质是垃圾焚烧特征EPs。
由于微生物的作用，垃圾填埋也会二次生成新的EPs。填埋土工布中聚合物PFASs降解生成PFPrA等超短链PFASs。垃圾填埋场会产生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代谢物，以及产生ARGs。因此，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检出的EPs种类略多于垃圾焚烧厂渗滤液。
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清单见表5。
表5 垃圾焚烧和填埋无意产生的EPs清单
2. 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分布规律
焚烧厂EPs产生量主要由烟气、飞灰、底渣和渗滤液中EPs产生量组成。由于EPs的性质差异，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呈现出3种不同的分布规律（图2）：PCDD/Fs、PCBs和PBDEs等具有PBT或vPvB特性的EPs主要分布在飞灰中（占比>50%）；PAHs、SCCPs、MPs主要分布在底渣中（占比>75%）；PFASs、PAEs和抗生素等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EPs主要分布在渗滤液中（占比>80%）
图2 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分布比例
3. 焚烧和填埋渗滤液EPs浓度对比
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渗滤液含有的EPs种类差别不大，但在浓度上有较大差异。这与两种垃圾处置设施的渗滤液来源差异有关，焚烧厂渗滤液主要来源于垃圾自含水与垃圾堆储发酵产生的水分，主要为垃圾在储坑中堆存3~7d的好氧环境下发酵产生，水质波动较小；而填埋场渗滤液主要来源于垃圾自产水（包括压缩产水和降解产水）、环境降水以及地下水渗入，在数年甚至数十年以厌氧为主的环境下逐步产生。一般认为垃圾焚烧厂渗滤液有机污染指标与填埋场渗滤液相应指标的上限（即为填埋初期水质）相似。
本研究中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大部分POPs浓度高于填埋场渗滤液或者与填埋场渗滤液浓度上限基本相当。以PFASs为例，垃圾焚烧厂渗滤液中的PFBA、PFBS和PFOS均远高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PFPeA、PFHxA和PFHpA浓度则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的高值相当，仅PFOA低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的高值（图3）。这与我国的一项研究结果类似，有研究对比了位于相近地理区域的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发现两者PFAS组成类似，而前者PFAS浓度与运行时间为2a的填埋场渗滤液相似，高于运行时间较长（15a）的填埋场渗滤液。由于垃圾焚烧厂渗滤液中有机质成分TOC和COD远高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可能促进了具有PBT或vPvB特性的POPs进入渗滤液。
图3 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PFASs浓度对比
垃圾焚烧厂渗滤液中大部分抗生素浓度低于垃圾填埋场渗滤液，14种抗生素中，浓度最高的为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的ETM、OTC、SDZ、SMT和SMZ（图4）。由于大部分抗生素具有PMT或vPvM特性，降雨的淋溶作用使得这类EPs容易迁移至填埋场渗滤液中。
图4 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抗生素浓度对比
相比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EPs浓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了垃圾成分的影响之外，还受填埋龄、降雨及填埋覆盖作业时序的影响。填埋龄可通过垃圾产生年份对应的垃圾成分和垃圾填埋时间的长短产生双重影响；降雨和填埋覆盖作业时序通过降雨对特定区域垃圾中EPs的淋溶作用产生影响，对有PMT或vPvM特性的新污染物影响更大。
4. 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
垃圾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见图5。对于因计量单位不同而未在图上的新污染物，PCDD/Fs的垃圾焚烧产生量和垃圾填埋产生量分别为1.84μg/t和0.0005μg/t（以I-TEQ毒性当量计），MPs的垃圾焚烧产生量和垃圾填埋产生量分别为14448items/t和790items/t。
图5 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
垃圾焚烧产生的PCDD/Fs、PBDEs、SCCPs、PAHs、PCBs和PFASs等具有PBT或vPvB特性的POPs类EPs以及MPs的产生量均大于垃圾填埋。垃圾填埋产生的QNs、SAs、TCs、MLs等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抗生素类EPs和PAEs等EDCs的产生量均大于垃圾焚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PFASs同时具有PBT和PMT特性，垃圾焚烧和填埋PFASs产生量差别并不大。
各类EPs焚烧产生量与填埋产生量的比值从大到小依次为PCDD/Fs（3680）、PBDEs（368.4）、SCCPs（45.5）、PAHs（22.4）、MPs（18.3）、PCBs（3.2）、PFASs（1.1）、QNs（0.996）、PAEs（0.398）、MLs（0.196）、SAs（0.041）和TCs（0.010）。
总的来看，EPs的PBT或vPvB及PMT或vPvM特性是影响其在垃圾焚烧和填埋中产生量差异的重要内在因素，而垃圾焚烧的高温释放作用和降温过程中的再生成作用以及垃圾填埋降雨的淋溶作用则是这种差异的重要外在因素。
5. 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数据样本量的影响。本研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详尽的搜索和收集，但由于相关文献对垃圾处置各类产物EPs的关注点不均衡，部分数据如焚烧厂渗滤液EPs浓度的样本数量偏少，对垃圾焚烧厂渗滤液EPs产生量的核算准确性有一定影响，利用目前的数据量难以通过统计学方法获得误差或概率数值开展定量的不确定性分析，期待有更多研究对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的EPs防治予以重视和关注。
（2）检测方法的可靠性。本研究收集的文献中，除MPs以外的各类EPs均采用了成熟的预处理方法结合高分辨色谱-质谱进行分析，方法较为可靠。而本研究收集的MPs相关文献中采用的方法则尚未统一，两项垃圾焚烧厂开展的MPs研究分别采用了显微镜目检法和显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μ-FTIR），而在垃圾填埋场开展的MPs研究采用了FTIR光谱法。由于MPs的结构和组成较为复杂，不同方法在进行检测时仍存在局限性，例如，FTIR光谱法仅能识别透明或半透明颗粒，无法区分焚烧飞灰和底渣中表面碳化的MPs和碳颗粒，会导致MPs被低估。如果不能统一MPs鉴定方法，会有碍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比较。
（3）垃圾填埋龄的影响。垃圾填埋龄通过垃圾产生年份对应的垃圾成分和垃圾填埋时间的长短对垃圾渗滤液中EPs浓度产生双重影响。因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相关化学物质的管控措施，不同年份产生的垃圾含有的新污染物浓度会有差异，有研究表明，15~27a填埋龄样本中的抗生素含量高于7~13a的样本，与当时的抗生素使用量密切相关。而随着垃圾填埋时间延长，渗滤液成分也会发生较大变化，根据GB 50869—2013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随着填埋初期（<5a）、填埋中后期（>5a）和封场后进程发展，渗滤液中COD、BOD5、SS浓度逐渐下降，NH3-N逐渐升高，新污染物浓度也会发生变化。本研究采用在运行垃圾填埋场的数据与焚烧厂进行对比，目的是尽量减少这种误差，但仍需要更多不同填埋龄的垃圾渗滤液EPs浓度数据以更准确地核算垃圾填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EPs产生量。
（4）采样季节和降雨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垃圾池渗滤液基本不受降雨等气候因素影响，而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受季节和降雨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对于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新污染物，极易随雨水发生迁移。有研究表明，在4—9月雨季，渗滤液中抗生素等PPCPs的浓度为17.0μg/L，高于旱季的3.8μg/L。降雨量大时，淋滤作用使得PAHs尤其是lgKoc值较低的低环PAHs更容易由垃圾向渗滤液中转移。因此，需要更多对不同季节垃圾填埋渗滤液EPs的研究来进行更为准确的核算。
（5）对比边界条件的影响。因为缺乏足够报道数据，本研究没有将垃圾焚烧厂垃圾池逸散气体、垃圾填埋场作业区逸散气体和封盖区填埋气纳入研究边界。有部分研究表明这些气体也会含有EPs。Lin等的研究表明，垃圾填埋气会排放中性的PFASs，其中主要是氟调聚醇（FTOHs），部分FTOHs在填埋气中的排放量甚至高于填埋场渗滤液中的排放量。因此，需要更多对逸散气体和填埋气的研究来进行更精确的分析。
虽然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无意产生了多种EPs，但是这些EPs绝大多数都是垃圾自身含有的。垃圾焚烧的焚毁作用和垃圾填埋的封存、降解作用可以使垃圾带入的EPs有效降低。从整个社会体系来看，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可以看作是居民生活中衣食住行涉及到的各种产品或物品中存量EPs的最终治理措施。因此，在现有EPs涉及的化学物质限用、禁用政策下，通过技术路线的优化，将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无意产生的EPs降至最低，对我国EPs的末端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垃圾分类、填埋场存量垃圾残余治理、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等相关环节分析了其对EPs产生量的影响。
1. 垃圾分类
从垃圾焚烧和填埋产生EPs的对比研究来看，废塑料（包括含塑料废物）是大多数POPs、EDCs、MPs的重要来源，也是垃圾焚烧产生PCDD/Fs和PCNs的重要原因，而废药品则是PPCPs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主流的垃圾分类采用四分类，废塑料涉及可回收物或有害垃圾等大类，废药品主要涉及有害垃圾。提高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的分类效率，使废塑料和有害垃圾分别高效进入回收利用体系和无害化处置体系，将有效降低垃圾处置无意产生的EPs产生量和排放量。
2. 填埋场存量垃圾残余治理
对我国垃圾填埋场内存量陈腐垃圾的研究显示，填埋龄14a的垃圾残余含有的抗生素总量仍高达150μg/kg，而另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含抗生素在内的55种药物在填埋20a中的总淋溶量仅为垃圾中存量的1%左右。而此类污染物的迁移性使其在雨季极易迁移至渗滤液中。因此，对于具有PMT或vPvM特性的EPs而言，其在垃圾填埋场中可能会接近于“永久排放”。因此，目前多地开展的存量垃圾综合治理，对残余垃圾进行物理分离，将筛上物等高污染部分送入垃圾焚烧厂处置，可有效解决垃圾填埋场EPs的持续性产生和排放问题。
3. 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
从焚烧和填埋EPs产生量对比来看，尽管垃圾焚烧产生的PBT或vPvB类EPs的量大于填埋，但是这些EPs通过烟气排放的比例很低，主要集中在飞灰。飞灰并不直接进入环境，我国有较多城市在开展生活垃圾填埋场中的存量垃圾治理，腾出部分库容用来重构飞灰填埋场，飞灰经螯合固化后进填埋场填埋。飞灰填埋仍然会产生淋滤液的问题，但是从前述分析可知，飞灰中EPs类型以PBT或vPvB类为主，相对于PMT或vPvM类较难被淋溶出来。飞灰淋溶液PCDD/Fs浓度（1.6~3.2pg/L，以I-TEQ毒性当量计）略高于垃圾填埋渗滤液PCDD/Fs浓度（0.79~1.49pg/L，以I-TEQ毒性当量计），但飞灰淋溶液对应焚烧垃圾量的产率仅为0.002m3/t，远低于垃圾填埋渗滤液产率0.48m3/t。因此，飞灰淋溶液EPs产生量远低于垃圾填埋EPs产生量，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可降低垃圾处置EPs排放。
4. 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
大型垃圾焚烧厂中，垃圾渗滤液膜处理后浓液和治理污泥以及飞灰填埋淋溶液的产生总量一般不超过入厂垃圾量的2%，使得入炉回喷成为有效的EPs减量化路线之一。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以及飞灰填埋场淋溶液中均含有一定量EPs，其中渗滤液中EPs以PFASs、抗生素、EDCs为主，将渗滤液处理后的浓液（含污泥）以及飞灰淋溶液回喷至焚烧炉焚烧，其中的抗生素等被高效焚毁，可进一步实现PMT或vPvM类EPs的减量化。
（1）垃圾焚烧和填埋均会产生持久性有机物（POPs）、药品和个人护理品（PPCPs）、内分泌干扰物（EDCs）及微塑料（MPs）等多种EPs，不同之处在于垃圾焚烧会产生溴代二恶英（PBDD/Fs）和氟代二恶英（PFDD/Fs），而垃圾填埋会产生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
（2）垃圾焚烧产生的EPs在焚烧厂产物中呈现出3种不同的分布规律，二恶英（PCDD/Fs）、多氯联苯（PCBs）和多溴联苯醚（PBDEs）主要分布在飞灰中（飞灰中占比>50%），多环芳烃（PAHs）、短链氯化石蜡（SCCPs）、MPs主要分布在底渣中（底渣中占比>75%），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s）、邻苯二甲酸酯（PAEs）和抗生素主要分布在渗滤液中（渗滤液中占比>80%）。
（3）垃圾焚烧厂渗滤液大部分POPs浓度高于填埋场渗滤液或者与填埋场渗滤液浓度上限基本相当，大部分抗生素浓度低于填埋场渗滤液。
（4）焚烧易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生物富集性（PBT或vPvB）的EPs，而填埋易于产生具有持久性和迁移性（PMT或vPvM）的EPs。焚烧产生量与填埋产生量比值最大的新污染物为PCDD/Fs（3680），其后分别为PBDEs（368.4）、SCCPs（45.5）、PAHs（22.4）、MPs（18.3）、PCBs（3.2）、PFASs（1.1）、QNs（0.996）、PAEs（0.398）、MLs（0.196）、SAs（0.041）和TCs（0.010）。对比结果因受数据样本量、垃圾填埋龄、采样季节（降雨）和边界条件的影响而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5）研究结果提示，垃圾分类、填埋场存量垃圾治理、焚烧飞灰螯合固化后填埋和渗滤液/淋溶液回喷焚烧等措施均可有效降低垃圾处置的EPs产生量。（来源：新污染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