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篇）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眼中，这个持续了20年的两位数GDP增幅奇迹非常值得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湾国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长老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主要依附石油产生经济红利的国家本质给予了这些海湾国家稳定的基础。在阿联酋，迪拜奇迹让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所谓"海湾共识"，以求突破"华盛顿共识"。然而在华丽的外表下，迪拜奇迹以及它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湾国家提供的社会发展方式也着实带来不少隐患。这个模式的持久性如何？改革市场和金融会不会触动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变动？在接二连三的政治金融危机下，酋长国的海湾模式是否能持续给世界以惊喜？
迪拜发展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却隐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1990年苏维埃政权的衰亡似乎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万能的资本主义"仿佛为世界创造了一种万灵药，一劳永逸地在全球政治中取代了地缘政治。这种乐观情绪给世人这样一种幻觉：开放的市场必然导致一个开放的社会。这种乐观主义也可以在不少西方对于2010年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暴动的解释中，也能隐约发现。然而这种错误的市场万能的想法可能导致对于迪拜奇迹的误读，并就此影响对其发展中存在的潜力和障碍进行评价。在高经济增长下，迪拜奇迹的带来了以下几个矛盾：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民族身份的保留，不断渗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保护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必要，最后，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量和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需要。
作为七个联合酋长国之一，迪拜在阿联酋联盟中总显得独树一帜。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在阿联酋总是有储备量中仅占2%。虽然1970年代油价飙升给迪拜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其财政收入依然极大依赖于贸易。在其他GCC成员国中广泛适用的传统石油经济战略在迪拜无法顺利进行，因为这将导致飞快面临哈伯特顶点。迪拜已探明石油储备量仅为四十多亿桶，折算到每个国民，人均大约150万美金。所以从一开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经济的多样化。这一政策导向显然是颇有成效的，目前在迪拜最大的产业包括零售批发贸易和维修，在整个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积极扩展其他领域，如金融服务、运输及旅游产业的业务。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机对迪拜的地产开发市场打击最严重的时刻，石油收入依然仅占年度GDP的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将近GDP的一半。
纵使拥有现代化构造的外表，迪拜依旧是一个食利酋长国（Rentier State），其领导人依旧是那个自19世纪以降便受英帝国委任统治这一区域的马克图姆家族（Al-Maktum）的传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酋长国一样，这个国家的稳定极大依赖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伊斯兰属性、社会福利和父权社会秩序。领导人的合法性仍旧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他与臣民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与私人家族企业有许多共同点，健康的财务状况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管理层和家族企业领袖有着紧密联系。实际上，迪拜的现任酋长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马克图姆很乐意视自己为"CEO酋长"。由于酋长即是国家主权，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他的愿景是---让迪拜成为一个"全球都市"并在地区间发挥其贸易、运输、旅游和金融的枢纽作用。
所谓"全球"的观念，或者说是"国际"的观念，对于GCC的成员国来说，包含了几个层次的认知。首先，对于酋长国的臣民来说，他们直接对于部落首领（酋长）效忠。这种父权制下的社会联系是他们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接下来，共同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以及在现代才形成的GCC国家间的兄弟认同，是这种归属感的第二层内涵。这种认同感，又因为在六个GCC成员国之间人民的互相通婚而进一步加强。在GCC联盟之后，是所谓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相近的语言之上。最后，由于过去的被殖民经历，在此认同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者。这种敌视的世界观从随着1932年沙特阿拉伯独立和20世纪中叶海湾地区公国休战而开始才稍微有所改变。不过在这样一种多重世界观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就很容易被阿联酋人（甚至是众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对抗的殖民剥削，而非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进程。因此，让迪拜真正显得如此独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历来作为印度洋的上商业贸易港而固有的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鉴于迪拜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将城市当作商业化项目运营，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边缘.
（未完待续）
